此诗是作者诀别故乡之作。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既表达了此去誓死不屈的决心,又对行将永别的故乡流露出无限的依恋和深切的感叹。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格调慷慨豪壮,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叙事。其中“羁旅”一词将诗人从父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到身落敌手这三年辗转飘零、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生活作了高度简洁的概括。诗人起笔自叙抗清斗争经历,似乎平静出之,然细细咀嚼,自可读出诗人激越翻滚的情感波澜,自可读出平静的叙事之中深含着诗人满腔辛酸与无限沉痛。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抒写诗人按捺不住的满腔悲愤。身落敌手被囚禁的结局,使诗人恢复壮志难酬,复国理想终成泡影,于是诗人悲愤了:“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大明江山支离破碎,满目疮痍,衰颓破败,面对这一切,诗人禁不住“立尽黄昏泪几行”,流不尽“无限山河泪”。诗人一直冀盼明王朝东山再起,可最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恢复故土、重整河山的爱国宏愿一次次落空,他禁不住深深地失望与哀恸,忍不住向上苍发出“谁言天地宽”的质问与诘责。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坦露对故乡、亲人的依恋不舍之情。无论怎样失望、悲愤与哀恸,诗人终究对自己的人生结局非常清醒:“已知泉路近”。生命行将终结,诗人该会想些什么呢?“欲别故乡难”,诗人缘何难别故乡呢?原来,涌上他心头的不仅有国恨,更兼有家仇。父起义兵败,为国捐躯了。而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此次身落敌手,自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这样,家运不幸,恐无后嗣。念及自己长年奔波在外,未能尽孝于母,致使嫡母“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自己一家“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念及让新婚妻子在家孤守两年,自己未能尽为夫之责任与义务,妻子是否已有身孕尚不得而知。想起这一切的一切,诗人内心自然涌起对家人深深的愧疚与无限依恋。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盟恢复之志。尽管故乡牵魂难别,但诗人终将恢复大志放在儿女私情之上,不以家运后嗣为念。正如诗人在《狱中上母书》中所表示的“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已知泉路近”的诗人坦然作出“毅魄归来日”的打算,抱定誓死不屈、坚决复明的决心,生前未能完成大业,死后也要亲自看到后继者率部起义,恢复大明江山。诗作以落地有声的铮铮誓言作结,鲜明地昭示出诗人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精忠报国的赤子情怀,给后继者以深情的勉励,给读者树立起一座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不朽丰碑。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诗作格调慷慨豪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禁不住对这位富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少年英雄充满深深的敬意。
这首诗表达的不是对生命苦短的感慨,而是对山河沦丧的极度悲愤,对家乡亲人的无限依恋和对抗清斗争的坚定信念。
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上半首(前五句)表达劝慰王郎之意。王郎在江陵不得志,趁着酒兴正浓,拔剑起舞,斫地悲歌,所以杜甫劝他不要悲哀。当时王郎正要西行入蜀,去投奔地方长官,杜甫久居四川,表示可以替王郎推荐,所以说“我能拔尔”,把你这个俊伟不凡的奇才从压抑中推举出来。下面二句承上,用奇特的比喻赞誉王郎。诗中说豫、章的枝叶在大风中摇动时,可以动摇太阳,极力形容树高。又说鲸鱼在海浪中纵游时可以使沧茫大海翻腾起来,极力形容鱼大。两句极写王郎的杰出才能,说他能够担当大事,有所作为,因此不必拔剑斫地,徘徊起舞,可以把剑放下来,休息一下。
下半首(后五句)抒写送行之情。诗人说以王郎的奇才,此去西川,一定会得到蜀中大官的赏识,却不知要去投奔哪一位地方长官。“趿珠履”,穿上装饰着明珠的鞋。《史记·春申君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仲宣楼,当是杜甫送别王郎的地方,在江陵城东南。仲宣是三国时诗人王粲的字,他到荆州去投靠刘表,作《登楼赋》,后梁时高季兴在江陵建了仲宣楼。送别时已是春末,杜甫用饮佩的眼光望着王郎,高歌寄予厚望,希望他入川能够施展才能。最后一句由人及己,喟然长叹道:王郎啊王郎,你正当年富力强,大可一展宏图,我却已衰老无用了!含有劝勉王郎及时努力之意。
这首诗突兀横绝,跌宕悲凉。从“拔剑斫地”写出王郎的悲歌,是一悲;作者劝他“莫哀”,到“我能拔尔”,是一喜。“拔剑斫地”,情绪昂扬,是一扬,“我能拔尔”,使情绪稍缓,是一落。“抑塞磊落”呼应悲歌,“我能拔尔”照应“莫哀”。接着引出“奇才”,以“豫章翻风”、“鲸鱼跋浪”,极尽夸饰之能事,激起轩然大波,是再起;承接“莫哀”,“且脱剑佩”趋向和缓,是再落。指出“得诸侯”,应该是由哀转喜,但又转到“何门”未定,“得诸侯”还是空的,又由喜转悲。既然“我能拔尔”,别人青眼相望,这才是可喜的事情,可是又一转“吾老矣”,不能有所作为了,于是所谓“我能拔尔”只成了美好愿望,又落空了,又由喜转悲。一悲一喜,一起一落,转变无穷,终不免回到“拔剑”悲歌。“莫哀”只成了劝慰的话,总不免归到抑塞磊落上。正由于豫章两句的奇峰拔起,更加强抑塞磊落的可悲,抒发了作者对人才不得施展的悲愤,它的意义就更深刻了。这首诗在音节上很有特色。开头两个十一字句字数多而音节急促,五、十两句单句押韵,上半首五句一组平韵,下半首五句一组仄韵,节奏短促,在古诗中较少见,亦独创之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