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第一首是诗人写岳阳楼的开篇之作，所以精心打造，郑重其事。
首联写岳阳楼的地理位置，先从大处着墨，以洞庭湖和长江为背景，在一个宏观视野中隆重推出岳阳楼。“洞庭之东江水西”，诗人在一句七字之中，巧妙地运用了“东”“西”两个方位词，并以湖、江系之，则岳阳楼之所在，如或可见。而后再写举目所见，为“帘旌不动夕阳迟”。这一句是全诗写景浓墨重彩的一笔，看似平常，实则细腻。“帘旌”为近景，“夕阳”为远景，近景远景合而为一，诗人的视线由近及远地扫描，逐渐放开，融入那苍茫的暮色中。不动的帘旌，表明湖面风平浪静；迟落的夕阳，提示着傍晚的安详。这样富有诗情画意的情境，不禁引起诗人丰富的遐想。
诗的颔联从静态舒缓的景物描写中振起，转而为强烈的抒情。仿佛是音乐的变奏，这两句诗似乎是在重复上面的主题，风格却又迥然不同了。“登临吴蜀横分地”，也是在说登临的地理位置，却加入了厚重的历史感；“徙夕湖山欲暮时”，也是在写黄昏时分登楼观景，却融入了些许怅惘之情。这样的渐变，是一种烘托，是一种过渡，是一种物我兼融的摹状。在这里，诗人的主体形象不经意地、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诗中，他在思索，在徘徊，在融情入景，在借景抒怀。
经过前面的蓄势，诗人终于在颈联以近于直呼的方式，发出了最高亢最强烈的呐喊：“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这两句诗，道出了一个亡国之臣心中的愤懑。“万里”与“三年”对举，分别从空间、时间的跨度上来叙述其事，收到了双重叠加的艺术效果，读之让人感慨万分。诗人的“万里来游”不过是万里逃难的高雅说法，但是又无可奈何。心中的苦闷，只好在“远望”中消解。“三年多难”，本来已经不胜觳觫，却还要在这里登高临危，让人不堪忍受。诗意至此，已经一波三折，千回百转，把感情推向了极致。
尾联情景相生，“风霜”既指秋色浓重，又与自己的“白头”相映衬，且暗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严峻，“老木沧波”既指眼前实景，又是作者憔悴悲愁，饱经风霜的自我写照。这样的苍凉气韵，与杜诗中“无边落木潇潇下”，“艰难苦恨繁霜鬓”相同。同样的国破家亡，天涯沦落，此时此刻，杜甫成了诗人患难中的知己，因此，诗中自然有了杜诗中雄阔慷慨的风格。
其二
第一首写登楼，而第二首转写景和归途。诗人登上岳阳楼，看到的是“天入平湖晴不风，夕帆和雁正浮空。”这就描绘了多种景物：天空、湖水、倒影、夕日、大雁，构成了洞庭湖独有的美景。表面上“晴不风”三字略显俗套，但这正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相同韵味，不加修饰，只是写的是湖水之壮美，这更显手法独特。第二联写人亦写景，而且再次点明时间是傍晚时分。第三联起，开始写诗人的归途了，而且又再一次将诗句引向了景物，向北看，见白草稀稀，向南望则见枫叶红红，这一联的描写将整首诗推向高潮，对仗工整，别有韵味。最后两句就是写诗人只顾观景，写着的诗到了江陵还未完，这就从侧面衬托了长江洞庭之间风光之好。整首诗的感情同第一首一样，是“忧”的，因为两首诗记述的为同一系列的事，其感情也是相同的，只是被隐藏了，这首诗实际上表达了北宋国亡后，作者只能观景排忧之情。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概述南阳佳丽之地、巍峨武阙山的雄伟壮阔之景。
“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闤。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描绘一幅汉光武帝所管辖的市井繁荣，万商云集，皇亲国戚、王侯将相多居住于此，以突显出南阳商业发达、壮阔富饶。
“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紧扣前文，借南阳山川美景抒发情怀，继而联想到南阳英豪美女的事迹，继而从而触动李白内心处的赞赏情怀，歌咏南阳英豪。
“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丽华就是皇后阴丽华，是夸南阳美眉漂亮早已艳名远播。
“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描绘一幅美女清歌响遏流云、舞姿优游从容的美丽风景图，侧面点染出南阳乃国杰豪英，人杰地灵的地方。
“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讲述李白以诸葛亮自况感怀，自叹没有知己而因愁鬓斑。
综观全诗，前六诗句李白描绘了南阳山川形胜和繁华的市面景观：武阙山横亘，货币流通，商贾云集，楼高道阔，甲第连山。接着六诗句描写南阳风流人物的事迹：英豪，则有范蠡、诸葛亮；美女则有阴丽华、汉水神女。继而四句写南阳旅游观光之胜。清歌艳舞可赏，宛、洛可游，故冠盖络绎，走马呼鹰。最后二句以感怀为主，以诸葛亮自况，叹无知己，故而因愁鬓斑。诗的主旨是讲述诗人对南阳英豪的钦敬和仰慕，并以卧龙自比，以申用世之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叹。李白最后借此抒发不得志之情，也是一贯风格。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