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唐书·音乐志》和陈代释智匠《古今乐录》等史籍记载,《莫愁乐》产生的原因大致是这样的:在石城(当时竟陵郡郡治所在地,竟陵即今湖北省钟祥县城)西面有位女子善歌《石城乐》,因《石城乐》的和声是“妾莫愁”,所以人们就把这位歌女叫做“莫愁”,而且改创(也许就是这位莫愁自己改创)一种新的变曲来配合她的歌唱,这个变曲就是《莫愁乐》。
“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首二句,小伙子并不是不知道莫愁居住的地方,这里却明知而故问,自问而自答,显然出自对女方的神秘感。或许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吧,或许担心莫愁的家长从中阻拦吧,反正他正踮着脚跟,忐忑不安地眺望着石城西畔,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莫愁会不会如约赴会?
“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正在着急的时候,终于看到莫愁乘着小艇,正朝着他轻快地划过来。从字面上看,这二句是写莫愁的活动,但小伙子轻松、畅快的心情却已跃然纸上。这种效果,乍看无一字写内心活动,其实却把诗人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活脱脱地端将出来。有几处词语值得注意。“艇子”,言船小而轻;“打两桨”,是说双桨在水面上划动。船既小,又两桨齐划,正如鸟添双翼,必行驶如飞。因此下句用“催送”,以壮小艇划行之快。前三句似乎与主人公无关,最后一句的“来”字,才点出主人公与莫愁的关系,且流露出主人公心情之喜悦。
这首小诗,四句用了三个“莫愁”,而且前二句句式也相同,这种重复歌唱的手法,正是民歌的基本特点之一。全诗抒情之中夹有叙事,语言朴实、简洁、准确、欢快,且富有动感,是南朝乐府民歌中一首优秀的代表作。
《词林纪事》记《能改斋漫录》载:宣和间,有题陕府驿壁云:幼卿少与表兄同研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缔姻,父母以兄未禄,难其请。遂适武弁。明年,兄登甲科,职洮房。而良人统兵陕右,相与邂逅于此,兄鞭马略不相顾。岂前憾未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
此词借景抒情。上片委婉含蓄地写出“荷花开晚,孤负东风”。下片抒发“聚散匆匆”的慨叹。“望断斜阳人不见”,流露了无限眷恋之情。全词缠绵哀怨,真挚动人。
这是一首描写古黄河的词,表现了古黄河雄壮而又苍凉的景象,描绘出一幅秋夜渡河的美丽图画,并借以抒写国家兴亡之情怀。意境壮阔,情感深沉。
“扬舲万里”,乃化用《楚辞·涉江》“乘舲船予上沅兮”句意,一开头就流露出对万里征发的消极情绪。接着“笑当年”两句蕴含了一种“山河破碎”之感。昔人曾经感叹长江把南北隔开,作者在这里是借长江而言黄河,因为黄河的气派堪与长江相比。作者借“追昔”(六朝时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方)而“抚今”:当年的金(金亡后是蒙古)与南宋对峙,犹有南北并列之势,而今却连这种形势都不复存在了。因此作者选用了一个“笑”字。“笑”,本是喜悦的字眼,这里却是无可奈何的苦笑,表达了作者那种不可言状的复杂感情。这两句看似发问,实则却是“大局已定”“无力回天”的哀叹。
“须信”两句开始接触“正题”。作者是生在江南锦绣之乡的贵公子,以前是做梦都梦不到这块荒凉的地方,然而现实却偏偏迫使他长途跋涉至此,所以“游历”云云,乃是自欺欺人的遁词——世上不存在这种满怀凄凉的“游历”。作者和同行的沈尧道、曾子敬等人的心情并不相同,他们或许是想借此机会施展才能,企求得到提拔,而作者则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心,所以虽然王命在身,不得不行,然而内心是苦闷的。因此面对着“中分南北”的古黄河,作者不由要发出痛楚的声音来。
“老柳”三句写出了一个“南人”眼中的黄河面目:“老”“古”,极写其古老;“风定波犹直”,极写其水流之峻急,如昔人所谓“急湍甚箭”。这里是写实,也体现出词人心中的警动。
“野人”两句,借言河边的土著居民带着诧异惊讶的语气向这群旅行者发问。“泛槎”原有一个典故,旧说天河与海相通。有人某年八月从海上乘浮槎竟误达天河。这儿以天河比黄河,这是借当地居民的惊讶来反衬此行的出乎常情之外以及路途跋涉的艰辛。
上片主要写情,以情带出景;下片则主要写景,而以景带出情。过片“迎面”三句极写黄河气象之萧疏空阔,与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之境相似,而“艰难苦恨”之情也就隐寓其中了。
“衰草”两句,写出了时值深秋,北地早寒,放眼望去,一派衰草凄迷之状。这和“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南国秋光大异其趣。“唯有闲鸥独立”,既是写眼前实景(寥廓的河面上唯见孤鸥闲立),又暗露心中之意(茫茫世间只有沙鸥才是自由的,人却不能独立自主)。
“浪挟”三句写黄河一带的壮阔气象,实是警策。当年苏轼曾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念奴娇·赤壁怀古》)来描绘长江的惊心动魄,而在这幅壮丽的画面上“推出”了周瑜这样雄姿英发、儒雅风流的人物;张炎此处也用苍凉悲壮的笔触写出了黄河的惊涛骇浪,却在这种意境中流露出自己迷惘的心绪。
最后写到“扣舷”两句,作者激动的心情达到了“高潮”。他万感交集,百哀横生,禁不住敲击着船舷狂歌浩叹起来。而尾句“海蟾飞上孤白”,更是以海上飞月的下半夜奇绝光景来衬出自己孤寂难禁的痛苦心情。
此词在写作上的“词风”问题颇受注意。本来,张炎是一个祖述周邦彦、姜白石词风的婉约派词人。然而,此时此地,他的遭遇和心情却发生了巨变。他在这里,写的是“渡(黄)河”,而不是“游(西)湖”,无论是写情写景,都带有古黄河那种苍劲寂寥的风味。所以,此词更似东坡、稼轩之词风,在张炎词中别具一格。
开篇点出野菊生长环境的压抑,“苦竹”与“椒坞”,虽有“微香”但已难禁孤独之泪。“已悲节物同寒雁”把生于寒秋看成是菊花的悲惨命运。抒情主人公形象自颈联介入,“细路独来”点明其与野菊同命相怜之苦,最后一句“不取霜栽近御筵”尽显怨愤压抑的情绪。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很能反映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诗一开头:“苦竹园南椒坞边”,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园,而且还有椒坞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着菊花。托根在这样的辛苦之地。它的处境多么艰辛啊!所以,诗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出细细的微香,所以它难免要清泪涓涓。不断洒落了。同时,野菊的辛苦遭逢还不仅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时:它生于萧飒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实在太不幸了。
不过,菊花毕竟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因此诗又生出下边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在诗人看来,菊,作为百花之一,它也应该得到温暖,也应该有其“春风得意”之时,可是它却处于寒秋,“蕊寒香冷”(黄巢《菊花》),备受风霜困扰,如同寒雁羁栖,这已经是够可悲可叹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够敛香隐迹,甘心与暮秋的寒蝉一样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写的是野菊,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发于西风落叶之时,倍受苦寒,这是诗人命运的生动写照。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可谓生不逢时。入仕以后.又一直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后又被牵连进去,遭受排挤和打击,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长终,内心充满痛苦和烦闷。“已悲节物”、“忍委芳心”两句诗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意,感叹时不我予,想有所作为,但现实情况不允许,实在无可奈何。
五、六两句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己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独来,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阳节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饮。想令狐公在日。对自己积极奖掖。大力提拔,“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徽于继和。杯觞曲赐萁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遏” (《上令狐相公状》)。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令狐楚的这些恩顾,诗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阳节就专门写过《九日》一诗,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七、八两句是对诗人此时想起令狐楚一个交待:“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紫云”一作紫微,指中书省。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虽在开元五年复旧称,但人们此后常以“紫微”代中书省。“紫云新苑移花处”指令狐绚官中书舍人。令狐绚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隐的故交,《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令狐楚帅河南之时,十分欣赏李商隐之文,并“使诸子游”。照理,他总该对李商隐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隐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绚认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诗人一再陈情,也得不到谅解,所以在诗的最后说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荐举他。正是由于令狐绚的冷遇和排挤,所以诗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诗中,诗人在回顾令狐楚的恩顾之后。就指责令狐绚“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因此,此诗在抒写自己沉沦困境的同时,便流露出对令狐如此冷漠的怨望。
这首诗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密,立意高迈。诗人自己似乎很清楚。有意识地避实就虚,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语。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
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