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的漏壶在静夜里响起“丁丁”的滴水声，一滴滴、一声声，仿佛都敲打在她心坎上。她听着，数着，心里着急地在想：“夜怎么这么长啊！”她百无聊赖地把目光投向天空，天幕上无边无际的轻云在缓慢地移动，月亮时而被遮住，时而又露了出来。思妇在失眠时的所见所闻，无不引动并加重着她的凄清孤寂的感情，并且写出了秋夜十分漫长、寂静、清冷的特点。
在失眠的长夜里，暗处的秋虫通宵都在鸣叫着。听着听着，她突然想到该是给丈夫准备寒衣的时候了。诗歌三四两句琅琅上口，照应了诗题，暗示秋虫鸣叫时间之长，暗示了思妇（作者）对征人的关切和思念。第三句中的“通夕”二字明是写秋虫的鸣叫的时间之长，实际是暗示思妇通宵达旦未能成眠。“逼”字用得神妙，既“逼”出秋虫的叫声，衬出思妇难耐的寂寞，又“逼”得思妇转而想到丈夫没有寒衣，自然地引出了抒情的末一句。第四句“征衣未寄莫飞霜”是思妇内心的独白。她既是在向老天爷求告，又是在径直命令上天。无论是求告还是命令，都可以从这天真的出语中窥见她对丈夫的无限深情。
这首诗采用了画龙点睛的写法。前三句虽然是以情取景，但若没有末一句的点题，读者既无法领会景中之情，也不可能知道全诗主要抒写什么感情，诗中的主人公又是谁。最后一句响起思妇情浓意深的一片心声，才揭开了全诗的主旨：原来诗人在《秋夜曲》中所要弹奏的，不是别的，而是思妇心上的那根悠思绵绵的情弦。
此诗描写的是诗人在上林苑中游春时所见到的桃红柳绿、莺歌蝶舞的美丽春景。诗中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既生动地写出了桃之娇艳和柳之纤细，又巧妙地暗喻了自己红润的面色和窈窕的身姿，以美景写美人，寓情于景，抒发了诗人游春时的喜悦之情，同时也体现了诗人自比“林下之风”的自信精神。
桃红柳绿，莺歌蝶舞是诗人笔下常状之景，这首诗不同流俗的是写桃，首句“上苑桃花朝日明”不用其红，而是用一“明”字，突出了桃花的鲜艳，也点出了阳光的明媚。宋代陆游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字，或许也借鉴了此诗吧。“兰闺艳妾动春情”，身居“兰闺”的“艳妾”，是诗人自称，“艳”既说她姿色的美丽，又示她盛装的打扮，或许可以理解为她赏花前特意梳妆，心情极佳的状态，也映证了萌动的“春情”，又或许她潜意识里刻意盛装打扮，艳压满苑春色。可以想见，春和日丽，上林苑中桃花明艳，满苑飞花澹荡，唤起了端庄美貌的大唐皇后那颗烂漫的少女心。
泉井上刚刚绽放的桃花灼艳明媚，好似敷上了胭脂，骄傲的皇后认为那定是偷了她的面色；飞檐边刚刚发芽的御柳纤细漫脱，自负的皇后认为那必是学了她曼妙的身姿。“井”有指泉水之意，《吕氏春秋·本味》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高诱则注“井，泉”，故“井上新桃”可想象上苑泉水叮咚，桃花临水开放的含露娇态，娴静而美好。“偷”与“学”采用了拟人手法，也对照了上句的“艳”。与“人面桃花相映红”不同，人面桃花是人花相映，花照人红，而“偷面色”则是说桃花是偷得了自己的面色才如此艳丽，人比花红，这是何等的自信！“檐”， 房顶伸出墙壁的部分，当处于高处，“嫩柳”，始发新芽的柳枝，少了柳叶的累赘，更显纤瘦，可见檐边垂挂的柳枝不仅纤细而且修长，同时“檐”的呆板衬托了“柳”的灵动，静中有动。这两句不禁令人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容貌描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可见这位大唐皇后不仅艳比夭桃、身材高挑，而且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更为新颖的是以她的红润脸色喻桃花颜色，以她的轻盈腰身喻柳树的纤细，一反以桃面喻人面，以柳腰喻人腰的写法，新鲜活泼，生动形象。既颂了桃柳之美，更赞了人之美。构思巧妙，一举两得。中唐诗人李贺的“小红长白越女腮”《南园十三首其一》的比喻，或许就是受了此诗的启迪吧。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满苑桃花竞绽，万枝红雪繁极，迷蝶流连翩跹，悠然自得；御楼细柳依依，千条软丝无力，流莺绕树清啼，闲散自在。“来去”二字形容她花间穿行如蝶，“长短”明写柳枝繁多，暗指啼莺和鸣，清亮的莺啼，犹言她欢笑如莺。“看”、“听”二字，让读者时时感到游春之人充满感情地欣赏美景的情形。诗歌就这样以美人喻美景，以美景衬美人，突出了人之美。可以想见，大唐皇后流连于桃树下拈花弄蝶，拂了一身衣香，发乎内心的吟吟笑语如林间宛转的莺啼般动听。其悠然肆情之状，无不彰显她身为上苑女主之尊。
“林下何须逺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结句含而不露，耐人寻味，须细参“林下”、“风流”二词，意即林下之风。《世说新语·贤媛》有言“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王夫人指谢道韫，东晋王凝之妻，被时人誉为“有林下风气”， 后因称妇女态度闲雅、举止大方为林下之风。魏晋人物神情散朗的风采，为唐人所推许，这当是初唐贵妇的一种追求与考评。结尾以问答形式夸耀了这里的出众风流，而这“风流”二字，既指景又指人，一语双关，赞美这里的景好人美，点出题旨。
这首诗名为“春游”，实际是借春游写一位美女，很有特色。诗中明写春色，却暗喻人物，非常巧妙。桃花偷色，暗示她人面桃花；嫩柳学身轻，隐喻她身柔似柳；花中舞蝶，兼示她穿行如蝶；树上啼莺，犹言她欢笑如莺。前两句是景的人化，后两句则是人的景化，从而将景美、人美、情美合二为一。结句长孙皇后以“林下”、“风流”自许，反映出一种志得意满、踌躇洒脱及与她皇后身份地位完全吻合的心态。加之正值韶华芳龄，一时忘情，一时收敛，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就连唐太宗也觉着妻子的描写很是贴切、生动，“见而诵之，啧啧称美”。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
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真的如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