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是一首艳情诗。
首句“来是空言去绝踪”凌空而起,次句“月斜楼上五更钟”宕开写景,两句若即若离。这要和“梦为远别啼难唤”联系起来,方能领略它的神情韵味。远别经年,会合无缘,夜来入梦,两人忽得相见,一觉醒来,却踪迹杳然。但见朦胧斜月空照楼阁,远处传来悠长而凄清的晓钟声。梦醒后的空寂更证实了梦境的虚幻。如果说第二句是梦醒后一片空寂孤清的氛围,那么第一句便是主人公的叹息感慨。
颔联出句追忆梦中情景。“梦为远别啼难唤”,远别的双方,梦中虽得以越过重重阻隔而相会;但即使是在梦中,也免不了离别之苦。梦中相会而来的梦中分别,带来的是难以抑止的梦啼。这样的梦,正反映了长期远别造成的深刻伤痛,强化了刻骨的相思。因此对句“书被催成墨未浓”写梦醒后立刻修书寄远。在强烈思念之情驱使下奋笔疾书的当时,是不会注意到墨的浓淡的,只有在“书被催成”之后,才意外地发现原来连墨也成磨浓。
梦醒书成之际,残烛的余光半照着用金钱绣成翡翠鸟图案的帷帐,芙蓉褥上似乎还依稀浮动着麝熏的幽香。六、七句对室内环境气氛的描绘渲染,很富有象征暗示色彩。刚刚消逝的梦境和眼前所见的室内景象在朦胧光影中浑为一片,分不清究是梦境还是实境。烛光半笼,室内若明若暗,恍然犹在梦中;麝香微淡,使人疑心爱人真的来过这里,还留下依稀的余香,上句是以实境为梦境,下句是疑梦境为实境,写恍惚迷离中一时的错觉与幻觉极为生动传神。
幻觉一经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室空人杳的空虚怅惘,和对方远隔天涯、无缘会合的感慨。尾联借刘晨重寻仙侣不遇的故事,点醒爱情阻隔,“已恨”“更隔”,层递而进,突出了阻隔之无从度越。
全篇围绕“梦”来写离别之恨。但它并没有按远别——思念——入梦——梦醒的顺序来写。而是先从梦醒时情景写起,然后将梦中与梦后、实境与幻觉来柔合在一起,创造出疑梦疑真、亦梦亦真的艺术境界,最后才点明蓬山万重的阻隔之恨,与首句遥相呼应。这样的艺术构思,曲折宕荡,有力地突出爱情阻隔的主题和梦幻式的心理氛围,使全诗充满迷离恍惚的情怀。
这首诗读起来,总有种酸溜溜的感觉。孔绍安和夏侯端都曾是隋朝的御史,后来李渊反隋称帝,夏侯端首先归顺了李渊,授秘书监,三品官,而孔绍安归唐晚了一些,只被授于内史舍人,五品官,远不及夏侯端。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孔绍安作此诗时,夏侯端恰巧也在场,所以诗人以石榴自喻,发出了“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这样的感慨。“逐汉臣”,却“不及春”,人才得不到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诗人对唐高祖李渊的不满。同时诗中又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只是“来时晚”而已。
“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此句历来被人称颂,成为了感叹怀才不遇或大材小用的名句。
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人自叹不如草木快乐。如果只着眼文本,就诗论诗,其内容并不复杂隐微,甚至可以说是较简明直露,诗中反复表达的,无非是羡慕羊桃生机盎然,无思虑、无室家之累,意明语晰,无可争议。至于诗人为何产生这一奇特的心理,则是见仁见智不一:或说是赋税苛重,或说是社会乱离,或说是遭遇悲惨,或说嗟老伤生,但谁也无法坐实其事。不过,从此诗企羡草木无知无室的内容观之,诗人必然有着重大的不幸,受着痛苦折磨,才会有“人不如草木”之感。
全诗三章,每章二、四句各换一字,重复诉述着一个意思,这是其感念之深的反映。第一章从羊桃的枝条说起,羡慕其无知而又无忧之乐。首两句起兴,先从客观外物入笔,“隰有苌楚”即是说宽广的沼泽地带长满了羊桃呈现一片繁盛的景象。然后彼而此起,从羊桃而联系人的思想。人在乱离时期,受尽生活的折磨,感到生无乐趣,而看到羊桃的“猗傩其枝”,总不免产生羡慕之情。而羊桃似乎又有意挑逗,将枝条长得“夭之沃沃”,以炫耀其美丽,因为植物是见其乐美而不见其忧愁,而人在“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乐记》)的时候,就会深感其乐并“乐子之无知”。这是因为植物只有生长之灵魂而人却有理性之灵魂,两者所差异,形成如此的结果。
第二章是从羊桃的花说起,羡慕其无家而无累之乐。花草无知,只是尽情开放,人生有情,不免受到家室之累。困而人见花草而羡其无拘无束,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章说“乐子之无家”,反而兴起人有家而不乐,与前章句式相同,只是“花”与”家”之别,其意思则更深入一层。面对羊桃花的欣欣向荣,自不殆而生羡意,其厌世思想,尤为深沉。那种“龙种自与常人殊”的特权思想,也随之一扫而净。
第三章是从羊桃的果实说起,羡慕其无室而无忧之乐。“家”与“室”义同,此章是从前章的“家”而来,进一层说明“豺狼在邑龙在野”的时候,那些贵族子弟“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杜甫《哀王孙》),更是感到家室之累为苦。此章乐苌楚之无室,反兴人以有室而不乐,亦显示了亡国之音的沉痛至极。桧国失国,贵族反受家室之景,见羊桃兴盛而生悲愁,自是人之常情。植物没有感情,不为痛苦所困,没有家室之愁,实在是值得羡慕。这是无可奈何的想法,表现了贵族阶级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强烈不满与无限怨愤。
此诗作者因为不能从忧患中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是值得羡慕的。在写法上,此诗是采用衬托对比,用羊桃“夭之沃沃”之乐,来衬人的无室无家之苦。诗人更不必说自家的痛苦,只是羡慕苌楚之乐,苦与乐同时对比,尤显苦者越苦,乐者越乐。诗人让自己的内心感受,用艺术外化寓深情于诗外,不说一句苦,而苦自深。凡苦之不可言者,自是苦已不堪,这是给人从诗外去体会的弦外音、言外旨与诗外味。诗中说的贵族亡国之愁,而受尽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与剥削,生活倍受困苦的奴隶,其苦自不堪言,连一棵羊桃也不如。这也是从诗外所得的体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揭露得更深刻,更显艺术的感染力量。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
汉唐四朝,前后十朝,长安之名真正是名声赫赫,以至在唐以后长安成了国都的代称,李白《金陵》诗说:“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称东晋宋齐梁陈六朝都城金陵为长安,实即今江苏南京。长安位居关中的中心,它的地理形胜于天下独居第一。
关中周围群山环抱,东有华山、崤山,西有陇山,南有终南山、秦岭,北有洛水东西的黄龙山、尧山和泾水两岸的嵯峨山、九嵏山。其中陇山又称陇坂、陇坻,在今陕西陇县西北,为六盘山的南段,南北走向约一百公里,绵亘于陕西、甘肃二省边境,山势陡峭,山路曲折难行,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水岭。古称陇山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过,上有清水四注而下。站在艰危苦寒的陇山顶上,回望富丽繁华的长安城和千里平原沃野,眼见陇水一股向东流下,一股向西流下,那种感受真是无可名状的凄凉和悲壮。古代四方行旅西登陇坂,往往徘徊瞻顾,悲思涌起。历代流传歌咏秦陇的诗篇不下数百上千首,其中尤以北朝乐府民歌的三首《陇头歌辞》最为有名。
第一、三两首均以“陇头流水”起兴,与下文内容的联系是在陇头之水“流离”而下——无定所、不由自主方面。
作者借诗褒扬绿珠坠楼的贞烈,其意在讽刺息夫人面对强权软弱,苟且偷生。不过,表面上是贬挞妇人,其实质却在批判与妇人相关的当权者。全诗不仅立论新颖,发人深省,而且出语含蓄,温柔敦厚而不失讽喻之旨,可谓咏史诗中的佳作。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细腰宫里桃花绽放一派艳丽清新,信念故国默默无语度过多少冬春。
这两句用诗歌形象概括了息夫人的故事。这里没有叙述,事件是通过描绘的语言和具体的意象表现的。“细腰宫”即楚宫,它是根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翻造的,也就间接指刺了楚王的荒淫。这比直言楚宫自多一层含意。息夫人的不幸遭遇,根源也正系于楚王的荒淫。这里,叙事隐含在造语之中。在这楚王的“细腰宫”内,桃花又开了。“桃新”意味着春来,挑起下文“几度春”三字:时光多么容易流逝,然而时光又是多么难捱啊。“桃生露井上”本属成言(《宋书·乐志》),而“露桃”却翻出新的意象,似暗喻“看花满眼泪”的桃花夫人的娇面。“无言”是本事中的主要情节,古语有“桃李无言”,这是另一层双关。“无言”加上“脉脉含情”,形象生动,表达出夫人的故国故君之思及失身的痛苦。而在无可告诉的深宫,只有“无言”的桃花作她的苦衷的见证了。两句中,桃花与桃花夫人,景与情,难解难分,水乳交融,意境优美,诗味隽永。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说到底息国灭亡究竟是因为何事?可怜金谷园殉情的绿珠这坠楼人!
诗人似乎要对息夫人一掬同情之泪了。及至第三句突然转折,由脉脉含情的描述转为冷冷一问时,读者才知道那不过是欲抑先扬罢了。“至竟(到底)息亡缘底事?”这一问是对息夫人内心创伤的深刻揭示,这一点在息夫人对楚王问中原有所表现,却一向未被人注意。
末句从对面着墨,引出另一个女子来。那就是晋代豪富石崇家的乐妓绿珠。其事与息妫颇类,但绿珠对权势的反抗是那样刚烈,相形之下息夫人只见懦弱了。这里既无对绿珠的一字赞语,也无对息妫的一字贬词,只是深情一叹:“可怜金谷坠楼人!”然而褒贬俱在此中,令人觉得语意深远。此外,直接对一位古代软弱女子进行指斥也不免过苛之嫌,而诗人把指责转化为对于强者的颂美,不但使读者感情上容易接受,也使诗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它意味着:软弱的受害者诚然可悯,还不及敢于以一死抗争者令人钦敬。
因此,此诗对人所熟知的息夫人故事重作评价,见解可谓新疑独到,同时又“不显露讥刺”,形象生动,饶有唱叹之音,富于含蓄的诗美。揆之吴乔的两条标准,故宜称为咏史绝句的范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