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李白的七绝《望庐山瀑布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登庐山五老峰》也是一首吟咏庐山美景的佳作,描写庐山的另一个风景点——五老峰。
首句就是“庐山东南五老峰”,开门见山,紧扣诗题,交待了五老峰的地理位置,点明是在庐山的东南面。然而,第二句就出奇了。人们都说五老峰形似五老人,而在李白的眼里,阳光照射下的五老峰,金碧辉煌,就如同盛开着的金色芙蓉花一般。而这种山势形状,原本是天工造化,自然形成的,但李白却偏偏说它是由青山削成的。这一“削”字下得极妙,它不仅相当生动地刻画出了五老峰的险峻陡直,同时也表明诗人是由下往上仰视五老峰的。
庐山南邻九江,如登上庐山小天池等景点向南远眺,就可望见九江、长江一带的秀丽景色。而五老峰本身就在庐山的东南面,靠得更近,也就更容易看清楚。原本是九江风光全在山下,尽收眼底之意,却被诗人说成“可揽结”,似乎可以随手采取到一样。所以这“揽结”二字又显得出奇了。倘若五老峰离九江不近,被其它山峰所挡,如果它不陡直,而是平坡斜面,也就无所谓“揽结”了。因此,首句所交待的“东南”方向和地理位置,次句以“削”摹写五老峰的陡直山势,是为伏笔一样,与此句的“揽结”完全照应了起来。
五老峰地处庐山的东南面,风光优美,山势又如此险峻,九江的秀丽风光又可尽收眼底,山上又有着白云青松,这一切都触动了诗人的出世思想,使他不忍离去,故而说:“吾将此地巢云松。”后来,李白果然在五老峰的青松白云之中隐居了一段时间。这首诗既反映了诗人对五老峰风光的热爱,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出世思想。而这出世的思想则全是由末句告诉读者的,前面的三句全成了一种铺写。如果说次句是诗人由下往上仰视,那么第三句则是由上往下俯视,这一上一下,一仰一俯,正是写法上的变换,从而将五老峰的山色特点也都写活了。其中“削”、“揽结”等字词的运用,不乏想象和夸张的趣味,体现了李白诗歌一贯所具的风格。
吟咏屈原的诗词,也有相当多的是一些迁客骚人,宦游经过秭归等地时,于羁旅之中吊念屈原,含有对自己身世遭际的感叹。诗人同情屈原的可悲命运,把个人遭受排斥打击的忿恨和不满压抑在心中。柳宗元还写过“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引屈原为知己,抒被贬谪抑郁忧愤之情。
“南来不作楚臣悲”,南来,点明自己的处境;写诗人回顾贬湘时,已下定决心,不作悲怆的楚臣。即不愿像屈原那样因愤世而怀沙自沉。“不作楚臣悲”,表明自己的心境,自己不会像届原那样,因忧国忧民而自沉于水。为何不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表明诗人憧憬未来,有信心励精图治,再干一番事业。诗人以一达观的心态,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开头二句写事、抒情,皆未言及风,三句则引入风的描写。
“为报春风汨罗道”,述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又来到汨罗,这条路不是沉沦之路,而是充满希望之路。诗人为了答谢在汨罗江旅途道上春风吹拂,“莫将波浪枉明时”,再次指出不能像汨水的波涛淹没到大湖中,而是下决心不辜负元和中兴的美好时光。波浪,人生波折,社会动荡。“莫”、“波浪”、“枉”、“明时”暗寓出诗人不因为遭受到挫折而耽搁了自己在政治清明之时施展才干的情愫。
观此诗作,以七绝近体而存古韵,以平实质朴而寄深情,中唐以后少有人能及。东坡尝评子厚之诗: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此诗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平实的语句,却能感人至深;没有刻意表白,只是普通的叙述,却是发自肺腑。诗中写江中遇风,并未具体写风的表现,而是以人生的经历、体验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将“春风”作一点缀,以此与作者那乐观的心境相互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