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诗》以《残菊》作结，“总收前题之盛”（宝钗语）。盛极而衰，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世亦然。这首诗借描写残菊，暗示了贾府的没落和众人离散的结局。
首联中，“露凝霜重”表明贾府所面临的危机日渐严重，大厦已摇摇欲坠，而众人无知无觉，还在宴赏作乐。
次联暗示了贾府没落后众人的命运。她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却焦黄淡泊，丧失了往日的色彩。不光是她们，整个家庭都将 “家亡人散各奔腾”。“金淡泊”、 “翠离披”，既写出了往日金翠耀眼的繁华景象，又形象地刻画出了后来的破败情形，可见作者遣词造语的功力。难怪宝玉对这几个字也要心服口服了。这一联写菊花，已经形容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颈联转而写人。“才自精明志自高”，作为一个有才能、有志气的女孩子，探春早已对家族中潜伏的危机有所认识，只是苦于无力回天。他日远嫁异乡，更使她日夜牵挂家中亲人，以至夜不能眠，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越来越弱，天空中，迟归的大雁迎着万里寒云缓缓飞翔，留下凄厉的哀鸣。在这幅阴冷的背景画面中，贾探春强打精神，安慰菊花，也安慰自己：“明年的秋天，还有相会的时刻，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所以不必过于相思。”这让读者想起了《红楼梦曲·分骨肉》中探春的口气：“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但是明岁的菊花，已不再是今年的菊花。正如甄士隐在《好了歌注》中所唱：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人生如梦，而又不是梦；消逝的将会永远消逝，新来的不知何时会来。戏依旧在上演，而主角却换了又换，散场后的落寞，只能由当事人独自体味。程本续书，为读者暗示了一个“兰桂齐芳” 的结局，这正如探春“暂时分手” 的愿望一样，不过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真实的人生中，往往既充满希望，又充满了无奈，面对有情与无情交织而成的现实，读者体味到一种更加彻骨的悲哀。
这首诗的前六句，渐次抒写了生命力极强的菊花，现在已是一片残败的景象，透露出探春对群芳悲剧命运的冷静洞察。但是，在大观园里的所有少女中，探春是最积极的，她面对残菊并不颓废。 在尾联中，她表达了不必为花残而悲伤，“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的情怀。她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后来她愤然表示要冲出这个衰颓的家庭，出去“立出一番事业来”就是明证。
从《红楼梦》和《菊花诗》的总体构思上看，“残菊”是蕴含着“残局”的意思的。菊花的整个生命历程，暗寓着贾府由盛而衰的历程，暗寓着大观园中的青少年的人生悲剧的历程，伏脉遥迢，丝丝入扣，仅仅作为一首孤立的诗来看是不够的。
这是一首凭吊六朝古迹的诗。台城，旧址在今江苏南京市鸡鸣山南，本是三国时代吴国的后苑城，东晋成帝时改建。从东晋到南朝结束，这里一直是朝廷台省（中央政府）和皇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枢，又是帝王荒淫享乐的场所。中唐时期，昔日繁华的台城已是“万户千门成野草”（刘禹锡《台城》）；到了唐末，这里就更荒废不堪了。吊古诗多触景生情，借景寄慨，写得比较虚。这首诗则比同类作品更空灵蕴藉。它从头到尾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着意造成了一种梦幻式的情调气氛，让读者透过这层隐约的感情帷幕去体味作者的感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江面烟雨迷蒙，江边绿草如茵。六朝先后衰亡，宛如南柯一梦。江鸟哀婉啼叫，听来悲悲切切。
起句不正面描写台城，而是着意渲染氛围。金陵濒江，故说“江雨”、“江草”。江南的春雨，密而且细，在霏霏的雨丝中，四望迷蒙，如烟笼雾罩，给人以如梦似幻之感。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碧绿如茵，又显出自然界的生机。这景色既具有江南风物特有的轻柔婉丽，又容易勾起人们的迷茫惆怅。这就为下一句抒情做了准备。从首句描绘江南烟雨到次句的六朝如梦，跳跃很大，粗读似不相属。其实不仅“江雨霏霏”的氛围已经暗逗“梦”字，而且在霏霏江雨、如茵碧草之间就隐藏着一座已经荒凉破败的台城。鸟啼草绿，春色常在，而曾经在台城追逐欢乐的六朝统治者却早已成为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豪华壮丽的台城也成了供人凭吊的历史遗迹。从东吴到陈，三百多年间，六个短促的王朝一个接一个的衰败灭亡，变幻之速，本来就给人以如梦之感；再加上自然与人事的对照，更加深了“六朝如梦”的感慨。“台城六代竞豪华”（刘禹锡《台城》），但眼前这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不解人世沧桑、历史兴衰的鸟儿在发出欢快的啼鸣。“鸟空啼”的“空”，它从人们对鸟啼的特殊感受中进一步烘托出“梦”字，寓有很深的感慨。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只有台城柳树最是无情，依旧烟笼十里长堤。
杨柳是春天的标志。在春风中摇荡的杨柳，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让人想起繁荣兴盛的局面。当年，十里长堤，杨柳堆烟，曾经是台城繁华景象的点缀；如今，台城已经是“万户千门成野草”，而台城柳色，却“依旧烟笼十里堤”。这繁荣茂盛的自然景色和荒凉破败的历史遗迹，终古如斯的长堤烟柳和转瞬即逝的六代豪华的鲜明对比，对于一个身处末世、怀着亡国之忧的诗人来说，该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而台城堤柳，却既不管人间兴亡，也不管面对他的诗人会引起多少今昔盛衰之感。我行我素的按照自然规律生长，所以说它无情，说柳无情，正透露出人的无限伤痛。“依旧”两字，深寓历史沧桑之慨。它暗示了一个腐败时代的消逝，也预示历史的重演。堤柳堆烟，本来就容易触发往事如烟的感慨，加以它在诗歌中又常常被用作抒写兴亡之感的凭借，所以诗人因堤柳引起的感慨更加强烈。“无情”、“依旧”，通贯全篇写景，兼包江雨、江草、啼鸟与堤柳；“最是”二字，则突出强调了堤柳的“无情”和诗人的感伤怅惘。
诗人凭吊台城古迹，回顾六朝旧事，免不了有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之感。亡国的不祥预感，在写这首诗时是萦绕在诗人心头的。如果说李益的《汴河曲》在“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的强烈感喟中还蕴含着避免重演亡隋故事的愿望，那么此篇则在如梦似幻的气氛中流露了浓重的伤感情绪，这正是唐王朝覆亡之势已成，重演六朝悲剧已不可免的现实在吊古诗中的一种折光反映。
这首诗以自然景物的“依旧”暗示人世的沧桑，以物的无情反托人的伤痛，而在历史的感慨之中暗寓伤今之意，采用了虚处传神的艺术表现手法。
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