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登临遣怀之作。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词人浪迹南北,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共通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并使词篇笼罩在豪迈飘逸的仙气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词人只用“深深”二字,便轻轻描绘出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卉渐衰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词人的苍凉胸怀相表里。“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专述涵纳深邃,此句特表醉人美色,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用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形象衬托词人的登楼豪情。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词人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用不须携酒引出无人与共,感情凝滞曲折,章法也开始摇曳回荡。这首词上片写无边美景、惬然游情,下片叹人间多变、国事衰微,过片处直说此番登临不能尽兴,这有异于上片,可谓“能发起别意”。但词人写楼、写湖只是为了抒发兴废之叹,因而无人共饮几句正好把普通的登山临水引入创作“原意”。“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点明“不须携酒”的原因,揭破主题。词人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不但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就是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欺凌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上层人士或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似乎无人共饮词人之酒。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词人属意的所在,而正因为这个“变”字,词人也才由湖光山色联想到国家民族,进而感物伤怀。
这首词一开始情调昂扬,颇有为眼前景所陶醉的意思,进入下片以后,先用无人共斟道出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后以人间变尽点破忧国主题,有如千斛浓愁凝聚笔端。题旨虽在表现词人的深广忧虑,但篇中不仅毫无局促窘迫的影子。相反,还能把执著的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词中的情绪虽然一再变化,但意脉始终不断,再加上流畅奔放的语句,天真自然的措词,形成了豪健轻快的特殊风格。
此诗写观看祈雨的感慨。通过大旱之日两种不同生活场面、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水浒传》中“赤日炎炎似火烧”那首著名的民歌与此诗在主题、手法上都十分接近,但二者也有所不同。民歌的语言明快泼辣,对比的方式较为直截了当;而此诗语言含蓄曲折,对比的手法比较委婉。
首句先写旱情,这是祈雨的原因。《水浒》民歌写的是夏旱,所以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此诗则紧紧抓住春旱特点。“桑条无叶”是写春旱毁了养蚕业,“土生烟”则写出春旱对农业的严重影响。因为庄稼枯死,便只能见“土”;树上无叶,只能见“条”。所以,这描写旱象的首句可谓形象、真切。“水庙”即龙王庙,是古时祈雨的场所。白居易就曾描写过求龙神降福的场面:“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黑潭龙》)所谓“赛”,即迎龙娱神的仪式,此诗第二句所写“箫管迎龙”正是这种赛神场面。在箫管鸣奏声中,人们表演各种娱神的节目,看去煞是热闹。但是,祈雨群众只是强颜欢笑,内心是焦急的。这里虽不明说“农夫心内如汤煮”,而意思已全有了。相对于民歌的明快,此诗表现出含蓄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忽然撇开,写另一种场面,似乎离题,然而与题目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说前两句是正写“观祈雨”的题面,则后两句可以说是观祈雨的感想。前后两种场面,形成一组对照。水庙前是无数小百姓,箫管追随,恭迎龙神;而少数“几处”豪家,同时也在品味管弦,欣赏歌舞。一方是惟恐不雨;一方却“犹恐春阴”。惟恐不雨者,是因生死攸关的生计问题;“犹恐春阴”者,则仅仅是怕丝竹受潮,声音哑咽而已。这样,一方是深重的殷忧与不幸,另一方却是荒嬉与闲愁。这样的对比,潜台词可以说是:世道竟然如此不平啊。这一点作者虽已说明却未说尽,仍给读者以广阔联想的空间。此诗对比手法不像“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那样一目了然。因而它的讽刺更为曲折委婉,也更耐人寻味。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夜晚为元宵,是我国传统的一大节日,民间有盛大的灯会来庆祝。这日的风雨必然给佳节带来阴愁的气氛,而作者此词是在清初特殊历史条件下写的,惟以悲哀为主,主体的情感色彩最为浓重。词人于明代崇祯庚辰(1640)进士,中进士数年后,明王朝覆亡了。清兵攻破桂林,他便削发为僧,法名澹归,隐居于广东韶州丹霞山寺。当时金堡正是中年,此后古佛青灯又度过了三十余年岁月。这首词作于晚年,艺术上已达到成熟的高境,而且表现出内心情感的波澜。
起笔紧扣词题,写出上元节气候的异常现象。“东皇”即传说中的东方青帝,乃司春之神。“海门”,古镇名,故址在今广东合浦县东北。司春之神不理解人间之事,将风雨倒吹海门潮,以致有元夕之阴雨。这必然给人们造成节日不愉快的心情,为全词定下基调。因风雨之故,元夕灯会也显得异常地冷清。抒情主体还由于特殊的心情,见到微弱稀疏的烟火,犹如蜡炬烧残,心字成灰;听到隐约断续的笙歌,好似人在哽咽,泪水湿了罗巾。这是联想所致,实际情形可能并非如此,但却反映了内心悲苦之情,以之观物,故有是感。“吾无恙”是一个转折,欲从悲苦情绪中自我解脱。整个社会在上元似乎都陷于悲苦之中,作者以为自己则是超脱尘俗的。说“无恙”实是自我嘲讽,意味着国亡后的偷生苟全,过着闲静的生活:香炉里焚烧着柏树子,发出浓郁的香气;煮茶品茗,尝试卢仝的七碗茶。唐代诗人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煮茶的水声,古人以为有如松涛。宋人苏轼《汲江煎茶》云:“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作者对于焚香煮茶的僧人生活,暗中感到惭愧和悲伤,所以设想:如果明月来相寻,他已如埋葬于深山空谷,无从寻找了;而经过战争和国难,已与旧王朝失去联系了。“暗尘随马”当是指明亡的战争。“星桥”本是传说中银河的鹊桥,北周诗人庾信《七夕》有云“星桥通汉使”。现在战争之后,星桥拆去,无法通汉使了。这两个隐喻里包含着民族国家灭亡后的悲哀和绝望。
词的下片紧接上片所寓的亡国之痛,而继之表现个人家庭在历史巨变中所遭到的不幸。关于素馨花,宋人吴曾说:“岭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丛脞幺么,似不足贵,唯花洁白,南人极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妇人多以竹签子穿之,象生物,置佛前供养;又取干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能改斋漫录》卷十五)素馨花开遍的田间路上,作者曾有一段美好生活的回忆。“当年梦”便点明是在回忆往事。“金屋藏娇”用汉武帝作金屋以贮阿娇故实,比喻家有娇美之姬妾。这已成了当年的梦,而今梦醒了,一切都不存在。作者遂由感旧的情绪而引起伤今。“漆灯”乃为亡人照明之用。春秋时,吴王“阖闾夫人墓周回八里,漆灯照烂如日月焉”(《述异记》)。“蔗”即甘蔗。现在梦醒后,见不到漆灯再明,也不见甘蔗生的幼苗。这非常晦涩地叙述了妻妾失散亡故、子嗣断绝的严酷现实,表现了家破的情形。国亡家破竟是如此紧密地连结一起,因而对人生感到了绝望。削发为僧,隐埋空谷,正是这绝望心情的反映。从前豪华富贵的珠围翠绕的生活象短暂的时光一样很快逝去,而今心事迟暮,行将就木,更不知今后有谁能洒酒祭扫孤坟了。“钟鸣漏尽”语出《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说:“年过七十,而居以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抔土”指坟茔。“浇”即酹酒而祭之意,宋人戴石屏妻《怜薄命》词云:“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士。”作者以艰涩之语补足了现实的痛苦心情,表现出晚年的孤寂悲凉。可见这位僧人,尘俗之念尚未尽净,而有如是情感的波澜。词情至此,已将悲伤的情绪推到了高潮。结尾处以虚拟的方式,又让情绪低落下去,而表现得却更缠绵了:悲伤之情象门前流水一样,夜夜朝朝,无有断绝。
全篇以“上元风雨”为题,逐步展开了对国亡家破后悲伤情感的抒写,历史的内容深蕴而丰富,曲折地表达了明末志士隐微而深厚的爱国情感。作者难忘的不幸遭遇和积蓄的怨恨,在沉埋多年之后突然在元宵风雨时触发,因而词情痛切感人。词中用了大量的冷僻事典和词语,使词意晦涩难解,而几个对句特别工稳贴切,结构绵密完整,这些都说明作者在艺术上的苦心经营。无论就思想与艺术而言,此词应是清初词坛的佳作。可惜金堡的作品在清初遭禁毁后,流传的很少。
《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此诗主题,历来有争论,大致有美诗和刺诗两种意见。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体现了殿堂上嘉宾的琴瑟歌咏以及宾主之间的互敬互融之情状。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
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自觉地为君王的统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