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来抒写作者病中的感受。首联描写焚香坐禅的情景，中间两联写凄凉与孤寂的生活情景，尾联自己对佛理的感悟。全诗运用逆挽的手法，从细微处入手，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此诗首联所描写的是焚香坐禅的情景。诗人安坐一室，焚香供佛，回念所遭遇的种种，默思佛祖的教训。清香四散，意念渐渐入冥，心境渐渐平静，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必然承受，就不须怨天尤人而哀苦无已。诗以“病身”与“道情”相对，说是病越重，修道之心就越诚恳；而修道之心越诚恳，感悟的佛理就越重深。这是一层意思。而“病”不仅是指生理之疾，更有经历遭遇带给人的心理以及精神的创伤，故用一“身”字总括。佛教以苦为生命的本义，于是苦也就不成其为苦，受苦正是修行的途径之一，劝导信徒承受现世而寄望于来世。因此，诗人焚香敬佛的修行方法就是“思自任”，所体悟的佛理就是“病身坚固道情深”。这是又一层意思。这两句若从逻辑顺序讲，应该是“宴坐清香思自任，病身坚固道情深”。诗人先说后，再说前，将事情发展的顺序倒过来，正是为了强调此时的觉僭。文章家将这种写法称为“逆挽”。
诗的中间两联写生活情景，一片凄凉与孤寂。夜间，清冷的月光照着空庭，四周静静，唯有捣药的声音，持续而单调地在院中回响，向院中人提示着无边的落寞。不仅夜间如此，白天也一样。主人无访客，院门紧闭，堂庑深深，除了鸟叫，不闻人声。偶尔有医生前来诊病，也不过说些不切病情的废话，除了加重慵懒的心情，并无治疗的功效。身体日渐衰弱，扶着小婢起来走走，却深感力不能至，脚步难移。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不能不回想当年，而所有的回想都是痛苦，更令眼前的情景有不堪的残忍。于是诗人回转过来向自己道庆幸：若不是有佛祖的指引，若不是有佛理的开导，那人生的烦恼将会不由途径地涌来将自己包裹，将会铺天盖地地扑来将自己淹没，生活当无法继续。这种自我开释，在诗人或许有一时的宽解，通篇读来，读者仍然会感到内在的悲哀。
尾联回应首联的修行之事，用“知气味”写此刻对于佛理的感悟，上承“病身坚固道情深”。因此可知“道情深”的二层意思中，重在后者，不是说自己的修行已经达到的境界，而是指佛理本身的深刻。同修佛教的白居易有诗曰：“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闲吟》）可以帮助李煜所说的“道情”。诗人在“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涂侵”两句中点明，生活全靠在佛法中寻找乐趣，否则早就被万般烦恼吞噬了。
这首诗中有“庸医”“小婢”，还有清风、明月、飞鸟等具体的事物，可使读者通过感知这些人物和景物体会到诗人的内心感受。此诗与《病中感怀》内容相似，皆描写病中感受，但此诗宗教情怀更浓。两首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首诗侧重抒怀，抒发病中情怀；这首诗侧重叙事，叙写病重的诸琐事，诗里所写之事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篇文章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再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豪华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悲剧，抒发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历史感慨。全文将海市蜃楼景色描绘得传神入化，又联想到人世沧桑，饱含着哀国叹时的幽咽情怀。
作者先说读《汉书·天文志》时，根本就不相信“海旁蜃气像楼台”的说法。等到避寇海滨，家童跑来报告海上出现海市，父老以为怪异的时候，先是“骇而出”，接着登楼而望，“第见沧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联如叠巘，列如崪岫，隐见不常。移时，城郭台榭，骤变歘起，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中有浮图老子之宫，三门嵯峨，钟鼓楼翼其左右，簪（檐）牙历历，极公若旌旗之饰，瓮盎之器，诡异万千。日近晡，冉冉漫灭。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最后说“《笔谈》纪登州海市事，往往类此，予因是始信”。作者由原先的不相信，到骇而出，再到看得入迷，看得津津有味，再到完全相信，把眼见为实的海市情形描写得极为精彩。更妙的是文章的结尾，笔锋一转，说“秦之阿房，楚之章华，魏之异哉！”这就把历史的真实与现实海市的虚幻糅合在一起，说无暇惊诧感叹，实际上是对历朝历代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观楼宇的强有力的批判。
《蜃说》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着意突现其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情境。
“海市”时而像奇峰重峦，连绵不断；时而又化作鳞次栉比的城郭楼台和寺庙飞搪，时而又变为人物走兽、旌旗、器皿之状。最后，全部归于烟消云散，大海依然如故。“海市蜃楼”，何其命短！“《蜃说》的叙事状物固然堪称楷模，但作者的立意却不只在这里。宋文中，“论”“记”“说”是常见文体，“论”重于立论推理，“记”是对天文地理、奇闻逸事等的记叙。不过宋人爱发议论，“记”中也常有“论”的。“说”体介于“论”与“记”之间。明吴讷《文章辨体》说：“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已一述之也。”它类似今天的杂感，因事而发，揭示问题，说明道理，发抒感触。
《蜃说》要说明的义理决不在于古书的可信，文中细针密线的形象记叙，都是为下文的“说”作好铺垫。作者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阿房”“章华”“铜雀”“临春”“结绮”等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历史悲剧，无限的感慨油然而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造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后汉书》记楚灵王建章华台：“穷上木之技，单珍府三室，举国营之，数年乃成。”《邺都故事》记曹操筑铜雀台：“其台最高，上有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攘栋，侵彻云汉，铸大铜雀于楼巅，舒翼奋起，势若飞动。”《陈书》记陈后主修临春、结绮诸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墉壁带悬相栏槛之类并以沉香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所有这一切，无不令人望而生畏，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化为焦上、尘埃的结局。它们的好景不长与海市蜃楼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蜃说》一文，林景熙似在述异，实际上却是借此抒发忠贞爱国之士在国家破亡之后悲愤交集的复杂感情。对赵宋王朝，他痛其不幸，怨其不争；对元蒙统治者，他痛苦而无奈地发出无力的替告，诅咒他们决不会有好下场。作者在《石翁妪》一诗中所写的“阅世如过客，兴亡了不悟”中流露的也是相似的心情。遗憾的是，有的宋文选本，在选录《蜃说》一文时，却删去了文章的末段，舍本逐末，取貌遗神，便寓意殊深的“蜃说”成了单纯述异的“蜃记”，其谬误显而易见。深味十余年亡国之痛的林景熙，正在愁肠百结之秋，不可能有对景自乐的闲情逸致。宋朝的散文创作，在理论上主张“传道明心”，王安石强调文贵致用：“所谓文者，务有补于世而已矣。”叶适也说：“为文不能关世事，虽工无益也。”南宋民族矛盾尖锐，散文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反映社会风云和苦难的使命。宋亡前后的一个时期，散文和诗歌一样，爱国主义成为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对投降派的谴责，对入侵者的憎恨，正是林景熙《蜃说》以及其他诗文深厚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两个重要方面。《蜃说》作幻想破灭后的无可奈何的慨叹和诅咒，正是作者在那个苦难岁月的深沉而挚着的爱国情怀的艺术反映。
《国风·豳风·伐柯》是首男子新婚燕尔时所唱的歌，描述了他婚姻的美满。首章明白告诉读者：媒妁是使两人好合的人。男女双方的结合，要有媒人从中料理，婚姻才得以成功。作者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道理就像做个斧柄那样简单明白，兴中有比，比喻浅显易懂。
诗的第二章赞美了新婚的妻子，但奇怪的是，一不赞其年轻貌美，二不言其和顺温柔，独独说“笾豆有践”，赞赏其善于料理祭祀宴飨事宜。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觏之子，笾豆有践”，男子很兴奋地看到，他的新婚妻子料理宴席祭祀有经验。封建社会里，娶妻是以祖宗“血食”、延绵家族为目的，因而理想的女人不是貌美、健康，能生儿育女，而是能够辅佐宴飨祭祀。“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之实，蕃衍盈掬。”（《国风·唐风·椒聊》）暗示这位女子的外貌，是一个多子多孙的美女子。
诗中的男主人公满心欢喜因为娶这样的女子为妻。他郑重提出“笾豆有践”这一点并因此而满心欢喜，宣布其婚姻的美满。认为只有懂得笾豆之事，才真正“宜其室家”。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了封建的伦理观念、宗法观念已经渗透到婚姻生活中，成为衡量爱情是否美满的准则了。
此诗从语义上分析，有两重意义，一是文本的表层语义，二是作为引申隐喻的深层语义。
从文本语义来说，《伐柯》以砍伐一支合适的斧头柄子作比喻，说男子找一个心目中的妻子，如斧头找一支合适的柄子一般，要有一定的方法程序，也要有媒人、迎亲礼等基本的安排。男子心中的得意，情绪的兴奋，都凝聚在这首自得自悦的欢歌中。在古代诗歌中，常以谐音示意。“斧”字谐“夫”字，柄子配斧头，喻妻子配丈夫。诗中所说“匪媒不得”“笾豆有践”，也是具体地写出古时娶妻的过程：媒人两家介绍牵线，最后双方同意，办了隆重的迎亲礼仪，妻子过门来。这是中国古代喜庆民俗的场景，也表示中国人对婚姻大事的严肃重视。
从引伸隐喻义来说，重点落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这两句诗上。此处的伐柯，已经不是丈夫找妻子那样狭义的比喻，而是广义地比喻两种事物的协调关系：砍伐树枝做斧头柄，有斧与柄的协调关系；做其他事情，也有两方面的协调关系。要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好的柄子配上好的斧头，那就不能背离基本的原则方法（“其则不远”）。如果砍下的枝条歪七扭八，过粗或过细，都不能插进斧头眼中，成为适手的斧柄。砍取斧柄，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那么，协调一件事物或一种活动的双方，也要有一定的要求、原则、方法。从具象的斧与柄的关系，上升到抽象的一体两面的关系，这个比喻就有了广泛的意蕴，启示了一个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按一定原则才能协调。后人常用“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来表示有原则的协调关系，来引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就是从广义的比喻性来理解这两句诗的。
这首诗还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一方面强调“匪斧不克”、“匪媒不得”，因为运动变化需要一个中介，所谓“自内出者无匹不行”，或如阳明子所言“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心外求理，“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运动变化的根源在于自身，外面的中介只是“应”，“感”才是运动变化的主宰，或云“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整首诗是在阐述《易传》“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道理，前半部分说“无平不陂”，后半部分说“无往不复”。
此诗歌者采取了设问的方式，从最浅显的比喻入手，言简意赅，形象鲜明，把娶妻必须行媒的道理说得很明确、很具体，给人一种不可置疑的印象。诗意单纯明朗，语言朴素自然。在一问一答的陈述中，歌者那喜形于色的情态也跃然纸上。由于此诗说到娶妻要有媒妁之言，再加上“伐柯”的比喻朴素明朗，浅显易懂，后世遂以“伐柯”“伐柯人”称作媒人，称替人做媒为“作伐”“伐柯”“执柯”。
沈亚之落第还家，李贺写诗进行宽慰，这本是一般性的应酬之作。但是由于诗人的切身之痛，对科举制的体察，所以发出愤激之词，痛斥主考官有眼无珠，在光天化日之下“掷置黄金解龙马”可谓是字字珠玑，铿锵有力。
此诗以七言歌行体写成，十六句三次换韵，形成四句一段的结构特征。
开头四句写沈亚之下第“出都”。因下第，怀才不遇，故曰“怨”。桃花千里红，固然写眼前景，亦以此反衬内心之悲。
次四句追写沈亚之初次应试入京的情景。五六二句极赞其“书”之精，诗意与“书不中第”相对应，以突现礼部选材之不公。七八二句谓沈亚之远涉烟波，怀“雄光宝矿”之才华，上献春卿。
再次四句写礼部官员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辨优劣，致使沈亚之下第，重入家门。这四句获得清人姚文夑的极度赞赏。
最后四句则寄予厚望，鼓励朋友振作精神他日再试。诗为送别之作，需要为落第之友着想，因而“携笈”二句表示出对朋友的深切关怀。
诗中“古人三走”的典故用得贴切自然，画龙点睛。诗人慨叹沈亚之下第，其实就是慨叹自己下第，他慰勉沈亚之，也有自慰之意。
欣赏苏辙的《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这首词，要从这首词创作的前一年说起。苏轼、苏辙兄弟情意甚笃，苏轼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与苏辙已有六年没见面了。时至中秋望月思弟，生出无穷悲欢之感，故有此作。全词以明月为线索，处处咏月，同时苏轼也处处在抒发人的主观情感，生发人生感慨，是对人生宇宙哲理的深深思考。 词中贯穿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波澜起伏，跌宕有致。最后以旷达情怀收尾，是词人情怀的自然流露。境界壮美，融抒情、写景、说理于一炉，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首词立意高远，构思新颖，以意境清新如画，情理具佳，颇耐人寻味。宋代胡仔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更是对此词的崇高评价。
正所谓“兄唱弟随”，在苏轼写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第二年，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十年，苏辙也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来回赠其兄。
这首主要写了作者与其胞兄久别重逢继而又要分别的难舍之情和诗人的内心世界，生动地表现出苏轼和苏辙兄弟的手足情深。
这首词的上片，写出值得珍惜的短暂手足之情的相聚。“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作者一开始就点出与兄长分别时间之久，并用传统的团圆佳节中秋来计算，其中包含着对兄弟聚少离多的深深怨艾和无奈。
“同泛清河古汴”本来是欢乐的，然“船上载凉州”却从听觉里显露出悲凉；“鼓吹助清赏” 让人高兴不已，“鸿雁起汀洲”，又从视觉中引发了大雁南归的惆怅。唐人王翰、王之涣都写过著名的七绝《凉州词》，多为乐府歌词，悲凉曲调、慷慨决别的边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此处所用，意味深长。
下片则直接展现诗人内心世界。前三句，只是从宴饮中主人、客人的穿戴里，聊表人们的欢愉心情，可下面却写出了急转之下诗人的内心感受。“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明月无情，不会为人而滞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直写情事，明日即将分别；即便明月当头，也是分明地倾泻出两地别愁，“依旧”二字非常好。
最后两句，用典却直抒胸臆，“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王粲滞留荆州十二年，不得施展才华，郁闷中他登楼远眺，北望家乡，胸中翻滚着无限乡思乡愁，写出了《登楼赋》。后以“王粲登楼”作为怀念故国乡土的典故。这里，词人以此句做结，倾诉出未来的日月：宦游茫茫，前途未卜；亲人相隔，幽幽愁绪的别样的深沉。本来是百日逍遥堂欢乐的手足相聚，到头来却是迎来生离别的无奈，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