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作者第一次于早春时节赏游西湖的情景。西湖之春来得早,去得快,蕴含时光易逝的遗憾。“尝爱西湖春色早”直抒胸臆,以西湖早春与暮春相对比,表明对西湖早春的喜爱之情。早春虽是“腊雪方销”,乍暖还寒,但“已见桃开小”,预示好景在前,风光无限。而暮春却是“顷刻光阴都过了”。“倾刻”句表明在作者的感受中,美丽的春天一下子就过完了,很快就看到那绿叶苍翠成荫、红花稀少凋零的暮春了。这种感受中作者伤感的不仅仅是春天过快地逝去,他伤感的是韶华和生命如这春光一样无情而逝,充满了悲怆的味道。只余“绿暗红英少”,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这同下片“老去”构成对应,使人明白他为什么喜爱早春了。上片作者描绘了一幅早春图:冬天的雪刚刚消融,桃花就蓓蕾初绽,显得特别美丽可爱。西湖的春天可谓既来得早又很美丽。不过,在此时的作者眼中,美丽的西湖春景稍纵即逝。
下片以阔达的胸怀宽慰自己,抒发作者趁有余年以及时行乐的心态。“且趁余花谋一笑”的“余花”,表面是指“红英少”,但实际是指作者余年。虽有“笙歌”、“艳态”“萦绕”周围,但已无“风情”可言,只能任人斟酒,以谋一醉。即使光阴易逝,也要把握现在的美好,快乐地生活,所以趁着西湖还有几朵余花,赶紧欣赏。何况此时身边还有佳人在吹笙歌唱助兴呢。这是作者自我宽解之辞,词情转为旷达。然人老了,无论怎么样尽情畅饮,但毕竟不如少年风情,不可能再有少年时的浪漫豪放情怀。“老去”句,词情又一转,旷达中又有几分无奈。
全词乐景入笔,词情由乐而哀,变而为旷达,转而为无奈,将迟暮之人赏春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得细致人微,形象生动。
白居易有两个好友,年轻的时候跟元稹交往最深,两人并称“元白”。而晚年则跟刘禹锡的关系较近,并称“刘白”。如果没有二人深厚的友谊,没有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肯定与欣赏,是不会有这首诗的。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刘白二人相互赏识,也只有这样才有了无拘无束地把酒言欢、吟诗作乐。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国手”一词可以看出诗人对刘禹锡的极尽赏识,但是如此优秀的人才也没办法改变命运坎坷的局面。这句是抱怨刘禹锡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虽然写诗才华横溢,但命运始终让人无可奈何。表现了诗人对当权者的不满与愤怒。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个“国手”遭遇的却是“长寂寞”,不能不说刘禹锡的命运太“蹉跎”了。作为刘禹锡的好友,诗人感到愤怒、失望,为刘禹锡抱打不平。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诗人一方面赞扬了刘禹锡的才情,另一方面对刘禹锡的曲折遭遇表示了同情,这种直率与坦诚绝不是写给一般人的,只有友谊深厚才有如此言语。该二句对当权者和无为者的讽刺,表达了对友人才能的赞赏,以及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愤懑;刘诗则抒发乐观的情绪,豁达的襟怀,表现出对世事变迁和宦海沉浮的乐观、豁达之情。
刘禹锡为回赠这首诗,写下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有意思的是后人对刘禹锡的这首诗评价更高,尤其认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更能体现刘禹锡乐观、豁达的状态,相比该诗里白居易那副抱怨命运的状态更有意境。不可否认,刘禹锡的诗读来更加的坚韧与豪放,但白居易诗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坦率、真诚,敢于直言,往往将各种问题写入诗中。
《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是宋代欧阳修的一首词。
上片写端午节的风俗。用“榴花”“杨柳”“角粽”等端午节的标志性景象,表明了人们在端午节的喜悦之情。
下片写端午节人们的沐浴更衣,饮下雄黄酒驱邪的风俗。后面紧接着抒情,抒发了一种离愁别绪的青丝。
欧阳修《渔家傲》写的闺中女子,给读者留下了想像的空间:享用粽子后,未出阁的姑娘,在家休息,梦醒后想出外踏青而去。抒发了闺中女子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