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当作于公元767年（唐代宗大历二年），当时杜甫56岁，居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
黄鹤注：依旧次，编在大歴二年。盖寄诗在先而题屋在后也。顾宸注：公过学士茅屋，羡其立品之高，读书之勤，故题其茅屋如此。按诗言读书以取富贵，于学士尚不相似。黄氏谓朂其子侄者得之。
仇兆鳌《杜诗详注》：学士茅居旧有藏书，上四句叙事，五六句写屋前秋景，七八句勉其子侄。下截承上。杜诗近体有两段分截之格，有两层遥顶之格。此章若移晴云、秋水二句，上接首聨；移古人、年少二句，下接末聨，分明是两截体。今用遥顶，亦变化法耳。又中间四句，平仄仄平俱不合律，葢亦古诗体也。
黄生曰：旧疑此诗不似对学士语。今考《寄柏学士诗》及《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始知其说，一则云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学士，亦奔波，叹彼幽居，载典籍，萧然暴露依山阿。一则云叔父朱门贵，郎君玉树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是学士乃柏大之叔父。柏大之山居，即学士之茅屋，学士奔波之所载，即柏大山居之所精。二诗语意互见。此诗则合而言之，勉其子弟。而本其父兄以为劝言勤苦以取富贵尔。叔父业有前效，则年少积学之功，安可少哉。
这首诗首联写诗人寻访僧人之事；颔联写诗人寻访所经之路程、所见之景物；颈联写诗人黄昏时才寻到僧人，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僧人的简静生活；尾联写诗人获得了思想的启迪。诗所表达的是一种不畏辛劳艰险、一心追寻禅理、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的愿望，既赞美了僧人清幽简静的生活，又表现出诗人对禅理的领悟，淡泊之怀面对现实、从容之心面对仕途荣辱。此诗语言凝炼，富于蕴藏，层次清晰。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写诗人寻访僧人之事。时当红日西沉山谷，诗人进入山中，去拜访一位住在茅屋中的僧人。“茅屋”，写出僧人居处的简朴，“孤僧”，写出僧人的不厌孤独。而诗人此时正逢生活清苦、亲朋离散的艰难岁月，他寻访这样一位清苦而孤居的僧人，显然是要从对方身上获得启示，以解除自身的苦恼。清苦人寻清苦地，孤独客访孤独僧，俗与佛已有了精神交流的契机。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写诗人寻访所经之路程、所见之景物。“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时当深秋，满山的林木飘下纷纷的黄叶，诗人要找的那位孤僧，却不知住在哪里。“人何在”，使人联想到诗人于山林间四处张望的神态，显现出山间林木的密集和僧人的幽藏，愈发表现出这位孤僧远避红尘的意趣，这正是诗人探访的目的。对句更将僧人的幽藏作进一步的渲染：诗人沿着寒云缭绕的山路，盘曲而上，已不知把那盘山之路走了几重。山路入云，已见其高，何况入的是“寒云”。“寒云路几层”不仅写出僧人的高居尘上，也写出诗人不畏辛劳和艰险、—心追寻禅理的热切之举。此联二句写景而兼记行踪，景中暗含着僧人和诗人的影子，言筒意丰，蕴藏极富，堪称方家妙笔。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僧人的简静生活：“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初夜”二字与首句“残阳”相关照，写出到达茅屋的时间。夜幕降临，僧人在茅屋中独自敲磬诵经。“独”字与次句的“孤”字相呼应，因为是“孤僧”，所以独自敲磬。虽只身独处，而未怠佛事，可见其对佛的虔诚。诗人此时站在茅屋外边，耳听清脆的磬声，眼望寂静的星辰，深感佛界的静谧与安详，此中再无红尘之困扰。待到僧人佛事已毕，诗人走进茅屋，与之交谈，对交谈的情状仅用“闲倚一枝藤”五个字概括，却内蕴丰富。“藤”是藤条做的手杖，极为简朴，僧人所“倚”，仅此而已，生活之清苦可以想见；难得的是僧人那份“闲”态，居清贫而安闲自如，从容不迫。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写诗人获得了思想的启迪。“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佛教认为大千世界全在微尘之中，人也不过就是微尘而已。诗人领悟了这个道理，表示今后不再纠缠爱憎，众心净虑，以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
综观此诗，语言凝炼，富于蕴藏，层次清晰。诗人先写出访，次写途中，再写遇僧，最后以思想收获作结。诗人先将笔墨集中在探访之上，描写僧人居住状态的孤独。用“独敲”一联勾勒，“独”字和“一”字均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孤”字。用“闲”字写出佛家对红尘物欲的否定，突显出诗人希望从佛教思想中得到解脱，将爱憎抛却，求得内心的宁静。最后写诗人访僧忽悟禅理之意，更衬出孤僧高洁的心灵。此诗所表达的就是一种不畏辛劳艰险、—心追寻禅理、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的愿望，既赞美了僧人清幽简静的生活，又表现出诗人对惮理的领悟，淡泊之怀面对现实、从容之心面对仕途荣辱。
此诗既是诗人为自己的诗集题记，又是赠友之作，而且是“戏赠”，即兼有与友人戏谑的意思。全诗八句，诗人首先举出自己全部诗作中最有名气、流传最广的代表作，表明自己的创作用心。先列出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强调其情感文采；再列出讽喻组诗《秦中吟》，强调其社会价值：接近《诗经》之“正声”。白居易特意列举出了自己的这些作品，意在表明自己的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思想和自己成功的实践。
诗第三、四两句下，诗人曾分别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是格变。”又注：“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余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元稹写诗乃受到白居易的启发，李绅、白居易同作乐府，但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后来居上，令李绅自叹弗如，这里称元稹为“老元”，称李绅为“短李”，又故称曰“偷”、曰“伏”，都朋友之间的戏辞，由此也可见元、李、白三诗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诗中接着写“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这是诗人结合自己命运遭际的牢骚话。他说：世上富贵人人所羡，但我却命中无份，看来只有身后的文名，聊可自慰了。这里虽有对自己诗才的自许，但也蕴含着不平和辛酸。白居易后来在与遭谗被贬的好友刘禹锡会面时，曾即席赋诗相赠，其中有诗云：“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虽是就诗人刘禹锡的遭遇说的，但也是发诗人自己的心声。最后，诗人更以故做自傲的语气，夸饰自己新编诗集后的得意心情。
从写作背景来看，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蕴含的感情是复杂的，表面上是自矜自许，是对自己文章的夸耀，是对友人的戏谑，但实质上充满不平、辛酸和自嘲，当然也不乏对自己才能的自豪。从整个诗的风格来看，可以说是亦庄亦谐，名曰“题卷”，而不拘泥于记事；称为“戏赠”，并不仅是戏言。全诗对仗工整，一气呵成，寓深意于轻松调侃之中，既诙谐幽默，又耐人寻味。
淮夷在淮北，以徐国为主，故平淮夷也即《大雅·常武》所说之征徐国。因为此次伐淮夷，宣王亲征，驻于江汉之滨，召公的受命、誓师、率师出征俱在此，所以诗的前二章均以“江汉”为喻，借长江、汉水的宽阔水势，喻周天子大军浩浩荡荡的气势。也同样因为天子亲征，故曰“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意思是天子到此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平定叛国。这几句前人未能明其深意，故或以为作为一个受命出征的大臣这样说有些多余。关于开头二句，王引之、陈奂都以为当作“江汉滔滔，武夫浮浮”，“浮浮”为众强之貌。这样与《风俗通义》引作“江汉陶陶”及《小雅·四月》“滔滔江汉”之语皆相合，其说颇为有理。
此诗着重颂扬宣王之德，不在纪事，故关于淮夷战事未作具体描述。伐淮夷在尹吉甫和南仲伐玁狁之后，故诗中以“经营四方”一句，概括南征北讨之事而带过。盖因与淮夷作战为召伯之事，召伯不能自己夸耀自己的武功。以下由“告成于王”引起对赏赐仪式特别是宣王册命之词的纪述。由“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以看出一个打算有所作为的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由“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见其对朝廷老臣说话时恰如其分的谦虚和鼓励的语气，通过表彰召康公的业绩来表彰召伯虎，并激励他再建大功。第五、六章写宣王对召伯虎赏赐规格之高和召伯虎的感戴之情。全诗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作结，表现出中兴君臣的共同愿望。
诗中有些句子看似语意相似，其实却表现了不同的意思。如第一章“匪安匪游，淮夷来求”等，出于召伯之口，是说：宣王不求安乐，而勤劳于国事。第三章“匪疚匪棘，王国来极”，出于宣王之口，则是说：不是要给百姓造成骚扰，也不是急于事功，四方都必须以王朝政令为准，这是大事。第二章“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同样表现了臣子对天子的体贴。而第三章“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则出之周王之口，体现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召伯虎救过太子静（宣王）的命，又扶其继位，辅佐宣王化解宗族矛盾，和合诸侯，平定外患，其功盖世。然而，正因为这样，他更要注重君臣之礼，以身作则地维护周朝统治阶级的宗法制度。这首诗就表现了老功臣的这样一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