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
词人纯从个人角度出发，通篇吟咏其个人情感，并不多加掩饰的将情感真实地凸显出来，体现了纳兰性德词作的完整风格。正是这样由于厌倦官场，无心于仕途，感情的细腻处又受到太大伤害，身处边塞，不能安心入睡。纳兰填词就是如此地
上阙以夜为背景。夜深无寐，边声静寂时，挑灯孤守。“倦舞却闻鸡”反用了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晋书·祖逖传》，纳兰性德反用“闻鸡起舞”的典故，说“倦舞却闻鸡”，表达出了词人真实而又矛盾的情感。好不容易有些许睡意，却又天亮，在夜与非夜的短暂缝隙里，征人偷空梦里回家，醒时泪湿青帕，乡思可谓缠绵凄切。
下阙的景色描写衬托出了睡意朦胧中在梦的边缘游荡的情形，其写景状物直至抒情，都显得丰富饱满。笔划到处，包揽无遗，沉郁而不见凝涩，全词“梦远轻无力”比喻精当，将无形的梦化作有形的时空距离来衡量，足见征人独守边地的凄苦恋家。作者胸中的离愁与款曲在迷离恍惚的氛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这一首词写作者在边地夜深独处，面对残灯短焰，欲睡还醒的朦胧情态。“倦舞”句用典出新出奇，深藏了诗人的隐怨。上阕不言愁而愁苦自见，下阕以浪漫之笔法出之，从梦中思念家乡来下笔不免落于常套，但却是以梦中去浣花溪寻觅诗圣的遗迹，真是诗人之想，诗人之语。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此诗前两句以“花开”和“花落”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有花和无花的巨大不同；第三句中“惟余一朵”本可以感到庆幸和喜悦，然而诗句一转， “明日定随风”，又一下子把这种庆幸转入低谷，这唯一朵也是要随风飘落的。这首诗以朴实自然的语言描写了花与树的自然变化过程，显得清新可爱，反映出诗人细致的观察力和敏捷的才思。
首句“花开满树红”，紧扣题面，描写花开景象，创造出一种十分优美的意境。只见春临大地，日暧风和，那满树的鲜花，开得极其茂盛，争奇斗艳，红红火火，多美好的春天。不要说小诗人看到这种场景欣喜若狂，就是成年人看到这种场景恐怕也是要兴高采烈的，句中“满树红”三个字。不仅写景生动形象，而且也蕴含着极为强烈的感情色彩。
如果说诗的首句是写春来花开，引人入胜的话；那么，诗的次句则是写春去花落，令人惋惜。常言说“花无百日红”。随着春归的脚步声，诗人再去赏花，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已是“花落万枝空”了。昔日那种姹紫娇红的美丽景象已不复存在，呈现在面前的则是有枝无花。写到这里，小诗人的惋惜之情，怅然之感。跃然纸上。这里的“空”字与上句的“满”字形成强烈的反差，足见小诗人用词之准确。
诗的最后两句，就眼前之景，对枝头的那朵余花，表示担心。在万枝皆空的情况下，仅剩下的一朵小花，不知它还能坚持多久。也许到了明天，就会被风吹落了。这两句承前而来，把小诗人惜花、爱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五岁咏花》，写得生动形象，明白如话，韵律悠扬，琅琅上口。诗作表现了小诗人的童心和稚趣，在咏花诗中堪称短小精悍的佳品，值得仔细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