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两句是诗人心中发出的感喟，一种深情的阻隔，即使近在咫尺，也形同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先引用两个典故来喻意，一是用嫦娥偷灵药得仙人月，来喻宋氏姊妹已飞升成仙，一是用东方朔三次偷王母蟠桃事来喻诗人自己，作者说：但仙、凡两境界，“事难兼”啊，今夜我只能望着高楼，“彩蟾”被锁在深阁，城关重重，哪能相见呢？这两句中“兼”与“锁”两词写出了人间种种阻隔，心愿与现实总是相违，在情爱生活中同样如此，对诗人而言，人间无形阻难感受更深了。
后两句点出“月夜”，诗人此时此景的想像与感受应是如此的：在这明月皎洁，月光如银，安详宁静的夜晚是多么好的时光啊，如果我们三人相聚于山水亭角之间，开怀言志，情感交触，共赏明月，然而这仅是一种梦幻和想象了，抬头一望，我只能出神地仰视一下你们高楼上悬挂的水精帘了。这时抒情主人公的心情只能是诗人在绝句《嫦娥》诗中写的两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了。
此诗后两句在构思上有一个特色，即“应”与“未”对举，“正”与“反”相合，这更加浓了情深意厚，美事难成的寓意。句中“共”与“仍”也是相反相承的，“共”是美好的意愿，而“仍”却蕴藏了生活中多少阻碍与不测。看来李商隐是深于情感的，但是否能冲过对于功名之企求，恐怕也只是“玉楼仍是水精帘”了，做人的难度也就在这里。
这首送别诗之特色有二，一为构思新颖，二为叙事与写景融洽无间。
一般送别诗，都是就送别场面着意渲染尽情描绘，如名作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李白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和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等莫不如此。而此诗除末句略点送别之意外，送别场面并无一句具体描写，但依依惜别之情却十分浓郁，并不亚于上举各个名篇。究其原因，是诗人善用腾挪手法，将描写重点挪到了送别之前，将其写足，而写到送别时，一点辄止，把送别的具体情景全部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
阔别已久的老友通宵促膝夜语，古代诗文中也多有描写，或连榻夜话，或秉烛夜谈，或同床偶语，不管是那一种情况，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在家中，在室内。而此诗的通宵夜语，却在舟中。于是诗人就抓住舟中夜晚这一典型环境中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作细致的描写，以渲染气氛，抒发感情，从而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
首句叙诗人与阔别重逢的老友在月光朗照中深谈至后半夜，等到想睡时已经显得太迟了。次句描写“满身凉露”的情景，既补充了两人交谈之深、时间之长，以点示时间已到了深夜，又暗示是在舟中交谈的，并且两人谈兴极浓，一点也不觉得时间之漫长和夜露浸身之寒凉。三句继续写景：鸡声连续不断，寺庙晨钟声骤起，原来天已亮。此句与第二句同为传神之笔，不仅暗示了两人实际上彻夜未眠，还强烈地渲染了两人又将分手、各奔前程黯然神伤的气氛，顺利地引出了第四句。读到这里，不觉使人联想到杜甫的名句“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游龙门奉先寺》），感悟到某种人生的哲理。
张籍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以擅长乐府诗著称。但七律也有可称道者，这首作于宝历二年春天的《寄和州刘使君》就是其中的佳作。
“别离已久犹为郡，闲向春风倒酒瓶。”首联开头一句，既叙述与刘禹锡的离别之情，也惊叹于他的谪贬宦途。张籍时任主客郎中，而此时刘禹锡还在和州任刺史。一个“犹”字，既是惊叹，也有几分无奈。毕竟，自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二王八司马”被贬，刘禹锡就开始了谪贬生涯。元和九年虽奉诏回京，两年后，因《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倒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再度被贬为连州刺史。据《唐刺史考》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长庆四年（824年）任和州刺史。所以，第二句写出了正因为仕途蹭蹬，刘禹锡只能寄情于和州的山水，在这大好春光中，赋诗饮酒。
“送客特过沙口堰，看倒多上水心亭。”颔联承上句展开，当然这是作者想象的情景。张籍会想到，刘禹锡会在沙口堰送别客人，在水心亭看倒赏景。沙口堰与水心亭都在和州，和州又是张籍的故乡，所以，如此情景诗人便不难想象。看这前两联，我们不禁会问：刘禹锡身为刺史，为什么如此闲适？这只不过是他借以来排遣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寂寞与无奈。所以，清代唐诗评论家黄生说：“赋诗饮酒，送客看倒，皆极写使君之闲。夫使君作郡，不宜闲者也，不宜闲而闲，则作郡非其所乐，意在言外矣。”（见《唐诗摘抄》）诗中用曲笔写出了刘禹锡谪贬后怀才不遇的无奈。饮酒赋诗，送客看倒，虽然看似闲适，但这实是逃避残酷的现实，转而寄情于当地的山山水水。不过，这里的闲适是写刘禹锡，是作者赠答的对象，而非作者本人，这与以往的高考诗词有些许细微的差别。
“晓来江气连城白，雨后山光满郭青。”颈联两句，对仗工整，尤为精警。这一联，笔势陡转，以飞动之笔触写江湖风光。简淡含灿烂，正显出诗人炉火纯青之功力。与王维诗“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联中的白和青二字，一个写出江城水气的氤氲，一个写出雨后山川的苍翠鲜艳。字里行间是以写景来安慰这位远在家乡的朋友，也流露出作者对故乡景色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也难怪明代钟惺说：“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唐诗归》）中唐诗坛，有如此的好句，也是颇足称道的。
“到此诗情应更远，醉中高咏有谁听？” 尾联结句，诗情更远，醉中高咏，一方面是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高度赞赏，另一方面，“有谁听”三个字以问句收束全篇，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醉中高咏究竟谁来听？深处和州偏远地区，纵有满腔抱负也难以施展，对刘禹锡的境况，作者不免有几番怀才不遇的同情和慨叹。另一方面，醉中高吟只有作者知道，所以，只有作者能够知晓对方的心声，可以说，作者与刘禹锡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知音吧。所以，后来刘禹锡酬答张籍时说：“对此独吟还独酌，知音不见思怆然。”可见，他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互为知音。
纵观全篇，作者没有通过大篇幅的论述来安慰失落中的朋友，而是以想象中的活泼的写景来抒发对朋友的思念和安慰，表达对仕途坎坷的朋友的同情。构思新奇巧妙。字句清雅，意境悠远，尤其在写景方面别具一格，颇受后人称赏。
文章一开始表彰真隐士以树立榜样，接着指出假隐士周颙的名字，并把他隐居时与出仕后截然不同的行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层层揭露其虚伪本质，描绘其丑恶面目。全文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段，主要是泛论各类隐士的行径不同。文章头四句写北山神灵，腾云驾雾，来到山庭，刻下了这篇移文。“夫以耿介拔俗之标”，以下五句，主要写隐士的风度和思想。“若其亭亭物表”以下七句，写隐士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鄙视态度。他们视千金如草芥，视万乘如脱屣；他们常和神仙。隐逸之士接触，常与各种奇人交往。作者以赞赏的语气写真正的隐士，目的是为了衬托出假隐士的可鄙。故此，笔峰一转，指出有些人“终始参差，苍黄翻复”，使得墨翟，杨朱为之悲泣恸哭。 “泪翟子之悲”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墨子见练丝而泣，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朱见歧路而哭，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接着又用了两个典故，尚生稻仲氏，来说明山林中已无真正的隐士，并引起下文。
第二部分是第二和第三段，写周颙先隐后仕的经过。第二段，揭露周颙隐居实非本意，他刚隐居时，立志甚高，似欲凌驾巢父、许 曲之上，一旦接到诏书就得意忘形，急欲走马上任。文章先用几个典故，揭露他冒充隐士，又写他凌驾一切，自命清高。妄自尊大。一旦朝廷派使者进山征召隐士，他就得意忘形，急不可待地想外出做官了。显露出庸俗的神气。第三段写周颙出仕后在官场上的活动 。“纽金章，绾墨绶，跨属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写周颙当上了本郡最大的县的县官，后又做了山阴县县令。于是整天忙于官场事务，处理文书，处理案件，还一心想超过张。赵、卓，鲁等历史上著名的能吏，甚至还想效仿治理三辅的能吏，名扬四海，声传九州。以前是那样热哀隐居，从衣着到风度。都装作隐士的模样，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而且还一心想往上爬，做大官。这一段和前边隐居生活相对照，变化之大，前后判若两人。
第三部分是第四段，写由于周颙的出仕，使此山深蒙耻辱。通过“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写四周的山峰对北山当初容纳周颙做假隐士而加以嘲笑。接着又用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来表明山中的清议纷然并起。 逸议，素谒，均指隐逸者的清议。无论是四周群山的嘲笑和抗议，还是林、涧，桂，萝所表示的义愤和指责，都辛辣讽刺了周颙之类假隐士欺世盗名的虚伪情态。
第四部分是第五段，写拒绝周颙再来山上，充分表示了对他的厌恶和鄙视。先写周颙路过这里，纷纷表示不能再上当受骗蒙受耻辱，于是采取措施，拒绝他的到来，同时还要拦截他的车马，让他立即离开了北山。对这样的人真是深恶痛绝。
此文全篇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山中景物的蒙耻发愤的心情，对山水草木的描写形象生动，语言精炼华美，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而且富有浓烈的抒情韵味。作者让山林景物全体出动，而且让他们富有人的感情，喜、怒、哀、乐，谈笑怒骂，揶揄嘲笑，矛头指向假隐士周颙，从而深刻揭露了士大夫们伪装清高实则苦心钻营。争名逐利的丑恶灵魂，具有深刻的抗判意义和现实意义。此文是骈文，全篇以对偶句为主，基本上由四字句和六字句相配而成，而且用典精切，笔锋犀利，因此成为南北朝以来广为传诵的佳作。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