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起句全用《醉翁亭记》首句原文。起笔写出环滁皆山之空间境界，颇有一份大自然怀抱之中的慰藉感，从而覆盖全篇，定下基调。下一个“也”字，已露唱叹之情。“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用原作句意，词句更省净，直指环山中之琅琊。蔚然一词更言深秀，倍加令人神往。“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三句，以便装句法，移植原作中“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下泉上者，醉翁亭也”等句的句意直点出意境核心之所，而语句更加省净。“翁之乐也。”此一句拖笔，变上文之描写而为抒情，词情遂愈发曳生姿。这句是词人统摄原意而自铸新辞，笔力之巨，显然可见。接下来“得之心、寓之酒也。”二句概括原作中“醉翁之意不酒，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之意不酒”原作文眼之句，而山谷却宁舍此不用，可谓独具慧眼。境由心生，故谓之得。酒为外缘，故谓之寓。此句较“醉翁之意不酒”，更为内向，更为深刻。“更野芳佳木，风高日出，景无穷也。”此三句，囊括原作“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一节，于朝暮一节仅以日出二字点出，其余略去，而着力写四季。这是因为写四季尤可开拓意境之时间深度，从而与上文环滁皆山的空间广度相副，境界遂愈感阔大遥深，此类笔法，深得造境之理。只言景无穷，而乐无穷实已寓于其中，这又深得融情之法。词人运思之自由灵活由此可见一斑。
过片，将原文“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一节，尽行打并“游也”这两字短韵的一声唱叹之中，笔墨精炼绝伦。下边着力写太守与众宾客之游乐。“山肴野蔌，酒冽泉香，沸筹霾。”筹，是用来行酒令、饮酒计数的签子。此三句，移植原作中的意境、句意泉香酒洌，系泉洌酒香，倒装为的是增强语感之美。山肴泉酒之饮食，及此处略写的非丝非竹之音乐，正是野趣、自然之趣的体现。极写此趣，实透露出作者愤世之情。众人之乐以至于沸，又正是众人与太守同一情趣之证明。“沸”字添得有力，足见词人文思之奇。人心既与自然相合，人际情趣亦复相投，所以“太守醉也。喧哗众宾欢也。”太守遭贬谪别有伤心怀抱，故返归自然容易沉醉。众人无此怀抱，故欢然而已。一醉一欢，下字自有轻重。此二句移植原作中“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几句句意。下边，“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太守乐其乐也”三句，揉合“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及“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太守游宴，不用乐工歌妓弹唱侑酒，因有酿泉潺潺水声助兴。其所乐者何？众人不知，但太守实以与民共乐为乐。“问当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结句亦隐括原文结语：“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醉翁亭记》以雍容而平易之文情，表现了超越而深沉的哲思，即天人合一、与民同乐的乐观精神。
此词隐括原文，尽得文之精神，故全篇处处能表现乐于自然、乐于同乐之情景。尤其上片云“翁之乐也。得之心、寓之酒也”，下片云“太守醉也”，又云“太守乐其乐也”，反复暗示寄意所，处处都能于隐括之中不失其精神。
黄庭坚的这首《瑞鹤仙·醉翁亭记》其骨架是欧阳修的，文学价值也不能同散文《醉翁亭记》类比。它的好处是将欧文的400余字，缩写改写不到100字，篇幅仅是原文的1/3，而主题却概括了进去。散文《醉翁亭记》，连用了21个虚词“也”字，《瑞鹤仙》亦以“也”字押韵，既保留了《醉翁亭记》的风格，又适应词的格律要求，确实是文坛上的异想天开，另一种的别开生面。
这是一篇政治抒情诗 。《唐诗鼓吹评注》谓 ：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称藩镇李克用 。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李克用占据邢 、洛、 磁三州。昭宗不顾多数大臣的反对，采用了宰相张浚等人发兵讨李的主张。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结果三战三败。张浚的副手孙揆，就在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长治西南）时被杀。李克用的军队乘胜纵兵夺掠晋、绛、河中一带 。百姓家破人亡 ，赤地千里 。大顺二年春正月 ，昭宗被迫罢了张浚等人的官，二月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 。 诗人吴融时在潞州金桥，有感于此，写下此诗。
首联“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的意思是：皑皑白雪覆盖着巍巍太行，重峦叠嶂，高耸在晴朗的天空。红日、白雪、蓝天，色彩鲜明，宛若浮雕。时令已是早春二月，莽莽郊原依然是北风狂舞，寒意料峭。一个“尚”字，用得极妙，写出了诗人的心境和感触。目之所见，体之所感，丝毫没有春意。景色之美，气候之寒，更衬出诗人心中的悲凉。两句为下面的“感事”，渲染了气氛。
颔、颈两联，一连串用了四个历史典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和感叹。用典，是古典诗中常用的一种形象化的手法。一首诗中过多地用典，往往会弄得诗意晦涩难明。《金桥感事》虽连用数典，却不觉难懂。诗人正是在曲折变化中，贴切地表达了难以直言之隐旨，把抽象的感情变得形象化、具体化了，题旨亦因之更为突出、鲜明。“饮马”，是用《左传》故事。公元前579年，晋楚战争中，楚军骄横狂妄，扬言“饮马于河（黄河）而归”。这里比喻李克用有“饮马于河”的军事野心。因为李克用的军队，早在公元883年（中和三年）与黄巢作战时，就已打进过帝都长安，故说“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用了北齐斛律光射落雕鸟的故事。“雕”是一种鸷鸟，猛健善飞，不易射得。这里用斛律光的英勇善射，暗喻实力强大的李克用将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这句是说李军正蓄谋打过太行山。
“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笔锋一转，由述古喻今进而抒感言怀。诗人没有直抒胸臆，仍然是借用典故来表达。“百年”句用了周朝辛有的故事。周平王迁都洛阳时，大夫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个披发的人在野外祭祀。披发是戎族的风俗习惯，辛有据此预言这地方必将沦为戎人居住。辛有死后，戎人果然迁居于伊水之滨。诗人在藩镇割据的混战中，预感到唐王朝必将灭亡。他不可能直陈其事，但又不能不说，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辛有的预言生前无人理睬，死后却备受赞叹，这根本没有作用。肺腑之言，泻于毫端。尽管个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诗人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时魏绛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的大夫。晋国所在地的山西，是个汉、戎杂居的地方，民族间经常发生战争。魏绛曾建议用“和戎”方式解决矛盾，他认为“和戎”有“五利”，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主张，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时”的政治效果。这句，通过肯定魏绛，婉转地批判了唐王朝这次对李克用的用兵。
“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中以情景交融之笔结束全诗。夕阳西沉，长亭遥对，哀笳一曲，戍烟四起，在这般战乱凄凉的环境中，一位“惊时感事俱无奈”（见其《重阳日荆州作》）的诗人，独自忧愁、感伤。胡笳，是一种乐器，可以表达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感情。这里用一“哀”字状胡笳声，不仅把客观世界的声音同诗人主观世界的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暗示着这次战争的失败，必将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戍烟”，戍楼的烽烟，与在太平时节的缭绕炊烟全然不同，给人一种动乱不安的感觉。二句十四字，把情、景、事，声、色、形，熔铸于一炉，真是极尽精炼概括之能事。
全诗情感激越，悲愤凄怆，诗人的忧思愁绪，在诗中层层推进，千回百折，读来让人荡气回肠，心潮起伏。
徐惠的《拟小山篇》系徐贤妃徐惠八岁时所作的骚体诗，由其父亲命题，为仿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而作。因为题目指定为拟《离骚》，所以使运用幽岩、桂枝、荃这类与屈原有关的意象和骚体表达方式的构思成为必然选择。也使文字层面的体性特征也必然是古雅庄重。本诗继承了《楚辞》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作者者技巧娴熟，用连缀的方式组合诗歌意象，把前两句中“流盼”和”凝想“的屈原形象与“千龄此遇”的作者关联起来。最后一句则挽结全诗。诗歌音韵流转,境界清雅,含义深远,格调沉着。中间虚词的使得诗歌语气舒缓有致，节奏抑扬顿错，含蓄蕴藉地抒发了诗人的内在情感，委婉曲折地表现了身处封建社会的学识出众的女子无法实现心志的孤寂。
全诗运用整齐的六言句式塑造了一个远离尘世喧嚣的女子，“她”在幽深寂静的岩谷，站立着、探寻着、若有所待。渐渐地，在惆怅袭上心头时，她下意识地抚摸着幽香清远的桂枝!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和久久的凝视。所待之人的久久不至，虽然使她的身心都笼罩在渐渐浓重的惆怅之中，但她深信那一份寂寞的孤独非常有价值，那份孤高拔俗、凝神澄志的虔诚等待，一定会在不期然中创造一段旷古未有的传奇。落寞的心虽然叹息“荃何为兮独往？”。但“她”并没有停止等待，诗中以“荃”指代“她”在等待的人。而“荃”这一意象在《离骚》中，专用以指代楚王。显然，徐惠模仿屈原的语气，向虚拟中的“荃”表白自己的等待。最后两小句诗显然表明，从女童步入少女时代的徐惠，心中早有一个属于想象世界的、与周围现实世界的凡夫俗子截然不同的“荃”。
把不协调的事物放在一起，引起危机的恐惧，是这首诗的情绪症结。
从原诗文本上看，把此诗落实为政治性的信谗远贤之忧，或者感情性的背信弃爱之忧，都比较勉强。特别是政治性的揣测，更为虚幻。关键在“予美”二字。“予美”为“我所爱慕的”这个意思。在《诗经》中，美有美人、丈夫或妻子的意思，更有美丽、美好的意思。因为钟爱，觉得这个人很美。所以，“美”字应该是一种感情亲爱的意思。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予美”的对象，就不一定是已经与作者定情相恋的人，但一定是作者明白地或暗暗地相恋之人。从全诗结构上看，被爱之人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被谁暗中爱上了，而第三者悄然而至。于是，作者暗中焦急：自己暗恋的人要被人抢去了呀！那是不合适的，不协调的！只有自己与这个人才是完美的一对。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暗暗的爱，暗暗的担忧，暗暗的感叹，于是，便出现了这首暗中担忧的歌。
从情绪上说，这首歌以猜测、推想、幻觉等不平常的心理活动，表达平常的爱慕之情。正因为作者爱之愈深，所以他也忧之愈切。至于有没有第三者来蒙骗所爱者的感情，这并无实指，或者干脆没有。然而，作者不管有没有第三者，就公开了他的担忧，这正是爱得深也疑得广。这一微妙的爱情心理，通过作者第一人称手法的歌吟，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艺术手段上，大量的比喻是其特色。比喻中采用的是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来比喻人世间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变。喜鹊搭巢在树上，不可能搭到河堤上；紫云英是低湿植物，长不到高高的山坡上；铺路的是泥土、地砖，决不是瓦片；绶草生长在水边，山坡上是栽不活的。这些自然现象本是常识，可是作者偏偏违反常识地凑在一起：“防有鹊巢”“邛有旨苕”“中唐有甓”“邛有旨鷊”，不可能的事物发生了。不过，自然规律不可违反，河堤上的喜鹊窝，山坡上的紫云英等等，都是不长久的。这里显示了比喻运用中的感情倾向性，意味着作者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谁侜予美？”实在谁也不能横刀夺爱，真正的爱情是坚贞不移的。这就是作者在担忧悬念中寄托的坚定信念。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