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描绘着一位爱国词人的肖像上片起句以“发短”而起，不但具有很强的时代感，而且暗示了主人公不屈的性格。同时，词人以“髯长”反衬了“发短”，并借此描绘了汉族男子传统的壮美风度和潇洒气概。“眉有棱”表面是在写眉毛，实则通过棱棱眉毛暗示眼睛炯炯眼神。到此，一位头发很短、胡须很长、眉毛高耸、怒目睁睁的形象跃然纸上。“病容突兀怪于僧。”这是描写主人公的容颜衰弱，暗示了主人公难以诉说的复杂情感。
接着的“霜侵雨打寻常事，仿佛终南石里藤”化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意，暗含了“隐居”之意。上片结尾，词人通过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的“石里藤”一任“霜侵雨打”而表现出“寻常事”，暗示了主人公内心的坚强。前两句是主人公面容表象的大特写镜头，充分显示其怪异；后两句则是主人公心态意象的比拟式描摹，着力传达其坚强。
下片以闲游、戏钓的飘逸气度，通过清峻自立的形象，进一步申足了上片遗世独立、傲岸不羁的个性，同时自然地生发为“折腰久矣谢无能”的词意。首先，词人描写了主人公不为官的闲游，戏钓的惬意。接着说“折腰久矣谢无能”，通过暗用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语典表现出主人公坚决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气节。
接着借“熏风未解池亭署”来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险恶，借“字字冰”暗示主人公内心的凄凉。其中，“熏风”跟上片“霜侵”词意前后呼应，共同渲染着象征着残酷苦涩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反激着、映衬着主人公骨骼硬、心意冷，不畏险恶，不屑于清政府笼络汉族士子的高官厚爵，宁可隐居深山穷壤、苦熬栉风淋沐雨的凄楚生活，却始终铮铮然清峻自立的高兀形象。
此词上片通过描写外貌，突出了主人公病态怪异形象，表现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特点；下片以闲游、戏钓的飘逸气度，进一步表现了主人公遗世独立、傲岸不羁的品格，映衬出主人公清峻自立的高兀形象。全词用典贴切，形象鲜明，由风貌到气质，层层推进，步步深入，以简洁劲拔的白描手法，丝丝入扣地熔铸出主人公的立体塑像。
这首诗首联写“秋风”“十驿”等，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用典，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颈联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和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这首诗运用典故，言简意赅，辞近旨远。
首联“秋风”，点明季节；“十驿”，极言襄阳至荆门里程之长；“台星”，指张商英，表示诗人对他的仰慕和尊敬。“冰壶”，用以比喻张商英为官清廉。这首诗头两句叙诗人从襄阳赶来荆门跟张商英会见，推想他必能澄清当前的时局。这充分表明了诗人对张商英友谊的深厚和期望的殷切。
颔联连用两个典故。“零雨已回公旦驾”，用周公旦的典故。作者用这个典故比喻张商英，就暗含着张商英所遭诽谤业已澄清并将受重用的意思。“挽须聊听野王筝”，用桓伊和谢安的故事。这里把张商英比作谢安，也暗喻张商英将重新获得徽宗的信任。
颈联“三朝元老心方壮”：张商英历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因此称三朝元老。此次进宫对策，正满心想干一番事业。“四海苍生耳已倾”：谓全国老百姓都对张商英寄予莫大的希望。
尾联“白发故人来一别，却归林下看升平”：诗人自谓年老，虽不出仕，也将回襄阳老家期待过太平日子。《宋史·张商英传》说：张商英“为政持平”，曾“大革弊事”，因此“蒙忠直之名”。魏泰这首诗，即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对张商英的看法。
这首诗不以意境取胜，而以事、理结合和情、韵兼胜见长。它把叙事、说理和抒情三者都凝铸入诗，诗句里又饶有时空变化和声色交感。如首句：“秋风”暗示了时间的转换，“十驿”展示了空间的悠长；两者相联，又形象地抒发了诗人情谊的殷切。颔联虽然用典，但不生僻、不晦涩；既反映了当时朝野的舆论，又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企求。加上“零雨”见色；“筝”见声。声、色交互，更增添诗的韵味。颈联出句写张商英个人的抱负；收句写普天下万众的期望。尾联回叙诗人自身，写临别依依之意；且能脱出俗套，不作儿女沾巾之态，而以兴冲冲地归看升平来结束全篇。这样写，诗的精神境界就高了，并能引起读者产生遐想。
米芾称魏泰与王安国“并为诗豪”，话虽然说得过了头，但不纯是溢美之辞。魏泰强调诗要“浑厚”，反对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这类主张，对宋诗的发展显然有良好影响。
此诗以夕阳黄昏的江天为观察点，敏锐地捕捉了大自然昼夜转换之际奇妙的景观。诗的一、二两句描绘出一幅壮美的图画，此时太阳刚好落山，平静的江面上，水气不断蒸发积聚，飘浮弥漫，使湛绿的江水更绿更暗，加上光线折射，成为一片朦胧的“绿雾”，向远处延伸。天西边，残余的阳光从地平线后面射入室中，将云彩照亮，形状是由宽而窄，向高处耸起，仿佛无数重叠的峰峦；颜色是浓紫鲜红，光怪陆离，大自然在如此广阔的范围急遽地变幻出奇异的景象，场面是伟大而壮观的。红的晚霞与绿的江水分割了整个画面，形成上红下绿异常饱满的两大色块。红与绿是两种互补的色彩，在一幅画面中交相辉映，显得酣畅淋漓。两句诗用了五个形容词，“绿雾”、“凉波”，状物十分形象，尤其第二句，“巘”比喻云霞，又连用“叠”、“红”、“嵯峨”三个形容词对其形状、色彩加以修饰，给人以无比丰富的视觉感受。与此诗相似的，有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吴融《江行》：“霞低水远碧翻红，一棹无边落照中。”两人写出了江水瞬息变化的奇丽景象，而场面的壮观似均不及李贺此诗。
三、四两句，对江上景物作细节的描写。风云随处皆有，因与江水相关，故称“水风浦云”。“生老竹”与前面“起凉波”句子形式完全一样，但前面所写是事实，这儿只是一种印象。李肇《国史补》下说：“杨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樛，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傍晚天气转凉，而竹林给人的感觉是清寒的，所以说水上的微风，岸边的云霭，仿佛是从竹林里生出来的。天色渐暗，江中小洲笼罩在暮色苍茫之中，远望蒲帆，像是整幅一样。这里，诗人抓住主观感受上的错觉，生动地表现出大自然的某种变化，笔调相当细腻。
五、六两句写江南人民的生活。鲈鱼是江南名产，以产于松江者最佳。《吴郡志》载：“天下之鲈两腮，惟松江之鲈四腮。”晋代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吹起，想到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便弃官而归，是有关鲈鱼的著名故事。“鲈鱼千头酒百斛”，凭藉着造物无私的奉献，南人过着富足安稳的日子。薄暮之中，酒半醉卧，苍翠的山峦宛然在目，非常悠闲自得。
最后两句，承五、六两句，谓人们在青山绿水之间，酒醉兴浓，不禁唱起歌来。“醉里吴音相媚好”（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在生长于北方的诗人听来，一定很有情味。吟唱未终，不觉圆月已从江面升起，此情此景，物我俱化而难分彼此了。“江上团团贴寒玉”句，描写极为精确，“团团”指月轮的形状，“寒”指感觉，“玉”喻质地与颜色，着一“贴”字，形容月亮如同明玉粘附、镶嵌在天幕上。李贺写诗，很少用白描手法，而是借助想象强调事物多方面的性质，使画面变得更鲜明、凸出，具有立体的感觉。此句与孟浩然《宿建德江》中“江清月近人”对读，一则极力描摹，一则淡中有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调。
此诗从开头的江中绿雾到结尾的江上寒月，以江水为中心展开了一幅长的画卷，红霞与江水相接，远山是江边所见，南人在江畔宴饮，吃的是江中之鲈，水风浦云，洲诸蒲帆，无一不与江水相关。诗中景物颇为繁复，层次却十分清晰，时间上，从夕阳西坠至明月东升是一条线索。与此相关，一是气温降低，先说凉波、水风，又说寒玉，感觉越来越清楚。一是光线减弱，看天上红霞是鲜明的，看水中蒲帆已不甚分明，到月亮升起的时候，地上景物更模糊了。结构上，前四句描写景物，是第一条线；后四句叙述人事，是第二条线，但此时第一条线并未中断，而是若隐若显，起着照应与陪衬的作用，如第六句出现南山的景致，七、八两句写吟唱未终，江月照人，人与景融合为一，两条线索被巧妙地结合起来。黎简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李长吉集评》）此诗正是如此。
“忆昔”这个题目，一般地说都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对昔日生活的回顾和由此产生的感想。这首诗即分两部分来写。
前两句写初到南郑。从南郑跨越秦岭，出大散关，即临渭河，所以说“出渭滨”。首句写作者当年曾随军强渡渭水，次句写关中百姓慰问宋军，并向他们泣诉在被占区所受到的屈辱，言外之意就是殷切期望宋军收复失地。三四句写在南郑的活动。这两句用“昼”“夜”概括全天活动，从中可以体会到作者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北伐准备工作的炽烈感情。
后四句是忆后的悲愤心情。“共道功名方迫逐”，用“大家都认为”功名屈指可待来展示诗人当年的壮志。“岂知老病只逡巡”，用“没有料到”作转折，使前面句句之意急转直下，至末二句则与前半首形成鲜明对比。如今他一边抚摸书卷，一边流泪。诗人灯下披览史书，联想自己，不由得悲从中来。
此诗在章法上，每两句构成一个小的意群，再由这四个链条组成全篇，结构天成，思路精密。语言运用上，作者深于锤炼，比如“壶浆马首泣遗民”，一句三意，写尽了北方遗民的心情。第六句用“逡巡”写眼前，不仅表现了一个“老病”者的行动特征，而且刻画出一个有志之士无法施展抱负的彷徨心理。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