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其一
此诗通过送荔枝这一典型事件,鞭挞了玄宗与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有着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精妙绝伦,脍炙人口。
起句描写华清宫所在地骊山的景色。诗人从长安“回望”的角度来写,犹如电影摄影师,在观众面前先展现一个广阔深远的骊山全景:林木葱茏,花草繁茂,宫殿楼阁耸立其间,宛如团团锦绣。“绣成堆”,既指骊山两旁的东绣岭、西绣岭,又是形容骊山的美不胜收,语意双关。
接着,场景向前推进,展现出山顶上那座雄伟壮观的行宫。平日紧闭的宫门忽然一道接着一道缓缓地打开了。接下来,又是两个特写镜头:宫外,一名专使骑着驿马风驰电掣般疾奔而来,身后扬起一团团红尘;宫内,妃子嫣然而笑了。几个镜头貌似互不相关,却都包蕴着诗人精心安排的悬念:“千门”因何而开?“一骑”为何而来?“妃子”又因何而笑?诗人故意不忙说出,直至紧张而神秘的气氛憋得读者非想知道不可时,才含蓄委婉地揭示谜底:“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两字,透出事情的原委。《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明于此,那么前面的悬念顿然而释,那几个镜头便自然而然地联成一体了。
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杜牧这首诗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含蓄、精深,诗不明白说出玄宗的荒淫好色,贵妃的恃宠而骄,而形象地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就收到了比直抒己见强烈得多的艺术效果。“妃子笑”三字颇有深意。春秋时周幽王为博妃子一笑,点燃烽火,导致国破身亡。读到这里时,读者是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尽人皆知的故事。“无人知”三字也发人深思。其实“荔枝来”并非绝无人知,至少“妃子”知,“一骑”知,还有一个诗中没有点出的皇帝更是知道的。这样写,意在说明此事重大紧急,外人无由得知,这就不仅揭露了皇帝为讨宠妃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也与前面渲染的不寻常的气氛相呼应。全诗不用难字,不使典故,不事雕琢,朴素自然,寓意精深,含蓄有力,是唐人咏史绝句中的佳作。
其二
唐玄宗时,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后伺机谋反,玄宗却对他十分宠信。皇太子和宰相杨国忠屡屡启奏,方派中使辅璆琳以赐柑为名去探听虚实。璆琳受安禄山厚赂,回来后盛赞他的忠心。玄宗轻信谎言,自此更加高枕无忧,恣情享乐了。“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正是描写探使从渔阳经由新丰飞马转回长安的情景。这探使身后扬起的滚滚黄尘,是迷人眼目的的烟幕,又象征着叛乱即将爆发的战争风云。
诗人从“安史之乱”的纷繁复杂的史事中,只摄取了“渔阳探使回”的一个场景,是颇具匠心的。它既揭露了安禄山的狡黠,又暴露了玄宗的糊涂,有“一石二鸟”的妙用。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是表现了空间的转换,那么后两句“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则表现了时间的变化。前后四句所表现的内容本来是互相独立的,但经过诗人巧妙的剪接便使之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暗示了两件事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从全篇来看,从“渔阳探使回”到“霓裳千峰上”,是以华清宫来联结,衔接得很自然。这样写,不仅以极俭省的笔墨概括了一场重大的历史事变,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事变发生的原因,诗人的构思是很精巧的。
将强烈的讽刺意义以含蓄出之,尤其是“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两句,不着一字议论,便将玄宗的耽于享乐、执迷不悟刻画得淋漓尽致。说一曲霓裳可达“千峰”之上,而且竟能“舞破中原”,显然这是极度的夸张,是不可能的事,但这样写却并非不合情理。因为轻歌曼舞纵不能直接“破中原”,中原之破却实实在在是由统治者无尽无休的沉醉于歌舞造成。而且,非这样写不足以形容歌舞之盛,非如此夸张不能表现统治者醉生梦死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国破家亡的严重后果。此外,这两句诗中“千峰上”同“下来”所构成的鲜明对照,力重千钧的“始”字的运用,都无不显示出诗人在遣词造句方面的深厚功力,有力地烘托了主题。正是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表现手法,使之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全诗到此戛然而止,更显得余味无穷。
其三
这是三绝句中的最后一首,也是一首讽喻诗。
“万国笙歌醉太平”,此言唐玄宗整日与杨贵妃在骊山游乐,不理朝政,举国上下也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倚天楼殿月分明”,此言骊山上宫殿楼阁高耸挺拔,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此句语带讥刺地说:想当年安禄山在骊山上觐见唐玄宗和杨贵妃时,在大殿中拖着肥胖的身体翩翩作胡旋舞,竟引发了杨贵妃爽朗的笑声。“风过重峦下笑声”,此言那笑声随风飘扬越过层层峰峦,在山间久久回荡。
据载:杨贵妃见安禄山作胡旋舞,心花怒放,竟收安禄山做自己的干儿子,唐玄宗也非常高兴,对安禄山分外器重,委任他为三镇节度使。但恰恰是他们的这位干儿子对他们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大唐帝国也从此滑向衰亡的深渊。
此诗含蓄委婉,笔调看似轻快,实则对亡国之君的荒淫误国给予了辛辣无情的嘲讽。
这首诗可能是李白流放夜郎时所作。诗题的意思是在郢门这个地方遇上了秋天而抒发胸中感想。此诗共二十句,除了尾联两句,其余都是对仗,所以这是一首入律的诗歌。诗中抒发了对家乡的思念,对隐居的向往之情,也蕴含了对时光易逝,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慨叹,情感基调比较悲凉。
有人认为,也许是在李白年轻时候,拜见荆州刺史韩朝宗以后,因为不得举荐而灰心,而产生出归隐的思想,从而挥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也有可能是李白刚刚出川到达荆州时候就产生了思乡的情绪,“巴月三成弦”,总之,长期在正干揭游说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没有坚强的意志与雄厚的财力是难以支持的。
全文结构简洁明晰,一问一答,毫无枝蔓。
《对楚王问》是问对体,即假设主客问答以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文体。所以文章一开头,就写楚顷襄王听信谗言,责问宋玉。宋玉宕开一笔,满口承认有“遗行”,不作申辩,只是希望宽恕,让他把话说完。
其次,写宋玉的答辞。其答辞以讲故事的形式,表面与“遗行”无关,实则均为“遗行”进行辩驳。分三个层次:一是讲一位歌手在郢都唱歌,唱“下里巴人”低级通俗的歌时,唱和者数千人;唱“阳阿薤露”较高级的歌时,应和者数百人;唱高雅的“阳春白雪”之歌时,能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最后唱高难度的变化无穷的歌时,能和者只有几人。可见“曲高和寡”,暗示智高之人不为人理解。二是以凤凰、鲲鱼与鷃雀、小鲵的对比,说明渺小的鹦雀、小鲵之类的谗佞小人不会理解如凤凰、鲲鱼一类大智者的胸怀与能力。三是以圣人与世俗之民的对比,说明凡夫俗子哪能了解我(圣人)的所作所为。三重对比中,宋玉白比为高雅之乐曲、鸟中之凤、鱼中之鲲、人中“圣”人,说明自己情操高尚,与那些鼠目寸光的谗佞小人有天壤之别,故遭到他们的诬陷也就不足为怪。尽管宋玉没有对“遗行”进行辩解,但“故事”一完,“遗行”之诬也就不攻自破。宋玉的高洁清高、孤芳自赏自然显现,楚顷襄王及周围佞臣的昏庸、恶劣昭然若揭。 [6] 有力地反驳了楚王的责问,真是笔力千钧,水到渠成。不仅抒发了作者孤高自傲、不同流俗的品格,同时也流露了宋玉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愤懑之情,具有骚情雅意,隽永无穷!
全文运用比喻,生动形象,理寓其中;逐层推进,逐层深入;答辩一完,戛然而止,如载奔马,干净利落,有余音绕梁之效。
此作的笔法高绝之处,是在“不经意为文”。作者并不是精心着意地作文,只是从生活中撷取普通问对,打打比方,在不经意中表现出自己的思想,流露出隐隐的不满情绪,值得细加玩味。
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从头至尾不写离愁别恨,而主要是描写自然景物和生活场景。写嵩山景色的部分,清幽高远;写杨山人归山后的生活,恬静安适。通篇紧扣诗题,通过色彩鲜明的画面,把送别之意、惜别之情表达出来。借用前人的话说,就是用景语代替情语。
全诗可分三个层次。前四句为第一层,写嵩山的景色,抒发了诗人对嵩山以及对昔日遁迹山林、寻仙访道生活的眷念之情。首联写峰峦,起句豪迈。一个“我”字颇有“万物皆备于我”的气概。李白当年访道嵩山,未必就栖身于玉女峰,这里选用“玉女”的峰名,是为了与上句的“万古宅”相对应。“万古宅”就暗含仙人居所的意思,使神异的气氛更加浓厚,也更加令人向往。三、四句展示的境界更加美丽神奇。月不可留,而要“长留”,并且使它处在最恰当、最美好的位置上。晶莹的月亮悬挂在苍翠挺拔的松树之上,下面是长流不断的溪水。它不只生动地显现了嵩山秀丽的景色,而且寄托着隐居者高洁的情怀。
五、六句为第二层,写杨山人归山后的活动。诗人想象杨山人归去后将采摘仙草,而嵩山玉女峰一带就散布着开满紫花的菖蒲。这种菖蒲“一寸九节,服之长生”(《神仙传》),正可满足他求仙的欲望。这联上句写人,下句写山。人之于山,犹鱼之于水,显然有“得其所哉”的寓意。“尔”字又和前面的“我”字呼应,渲染出浓郁的别离气氛。
末二句为第三层,诗人向好友表示“岁晚或相访”要和他一起去过求仙访道、啸傲山林的生活。结句把这种思想情绪化为具体的形象:仿佛在湛蓝的天空中,一条白龙在向前蜿蜒游动,龙身上骑坐着风度潇洒的诗人,他那仙风道骨与“青天”“白龙”相表里,构成了美丽和谐的意境。这种骑龙相访的神奇画面,显得豪放飘逸。
此诗所写的“景”,既为外在的景物,也为内在的感情,是“情与景偕,思与境共”的统一体。例如描绘嵩山秀丽的景色,抒发了诗人对它的爱慕之情,就寓有怀念杨山人和向往栖隐生活的思想感情在内。三者迭合在一起,惜别的情意,就显得十分浓烈。惜别而不感伤,一往情深,而又表现得超奇旷达,这样的送别诗是非常罕见的。它构思新奇,如镜花水月,亦真亦幻,不受通常的时空观念的束缚,不为常人的思想感情所左右,更不因袭模仿,落入前人的窠臼,表现了诗作者惊人的创造力。
李白写诗还常常运用夸张的艺术手腕使描绘的对象理想化、神奇化,以引起读者想象与思慕的情趣。这在此诗中有典型的表现。例如,“宅”为常见事物,并无新奇之处,可是在前面加上“万古”二字,就变得神奇、空灵而耐人寻味了。又如一轮明月挂在溪边的松树上,景物固然迷人,但若仅仅如此,诗味并不很多。诗人别出心裁,在前面冠以“长留”二字,突出意志的力量,这样人和物都发生了“超凡入圣”的变化,涂上一层神奇瑰丽的色彩,从而引人遐想,逗人情思。唐人张碧曾用“天与俱高,青且无际”(《唐诗纪事》)评价李白的诗,这八个字形象地表现了李白诗歌神奇超迈而又质朴自然的特色,是很恰当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