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乾道八年（1172）冬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次年春过此并填写了此词。
上片落笔先写清江水流风高浪急，赣江之水，滚滚东流，千古不变，巨大的波涛声如席卷地，翻腾的波浪又如涌起重叠的房屋，江水浩渺，无边无际，十丈高的危樯，也承受不了张开的帆腹。由于夜来春雨，水势增大，水位增高，风向刚定，便命击鼓开船。此时，风急浪高船快如飞，就如当年出使金国追想大禹业绩横渡黄河一样，令人振奋。顺风急驶，作者心情轻快。与客人痛饮船上，填词佐酒，意气洋洋，潇洒风流。但表面上的轻松难以掩饰他心中沉积的愤懑，览物之情带来的开怀，无法替代报国无门，理想破灭的悲愤，作者只有借酒浇愁，以释胸中苦痛。
下片起首四句用祖逖击楫和刘备抚髀感叹的典故表达自己满腔爱国热情和收复失地的希望都已化为烟云的悲哀。因与朝廷政见不合，受到冷落外放为地方官，无法实现理想，他看透了一切，并表示不以此为意，不管把自己放到南方或北方，不管能否建功立业，一切都无所谓，不在乎，唯有与友人举杯同饮，才最为快乐。以下写他的豪纵行为，吃着新鲜的菜蔬美味，听着美妙的音乐，何等的惬怀。此时此刻他感到，人间还有什么事情比把酒尊前、开怀畅饮更令人高兴呢？作者这些话看似旷达不羁，实则悲恸难抑，他把报国无路和理想成空的失意都化作一腔激愤，貌似豪爽，实为悲哀。全篇用典丰富而贴切自然，写景壮阔，情感激荡。
此词描写了作者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岁月，通过今昔对比，反映了一位爱国志士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表达了作者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悲愤不平之情。上片开头追忆作者昔日戎马疆场的意气风发，接写当年宏愿只能在梦中实现的失望；下片抒写敌人尚未消灭而英雄却已迟暮的感叹。全词格调苍凉悲壮，语言明白晓畅，用典自然，不着痕迹，不加雕饰，如叹如诉，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开头两句，词人再现了往日壮志凌云，奔赴抗敌前线的勃勃英姿。“当年”，指1172年（乾道八年），在那时陆游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投身到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在前线，他曾亲自参加过对金兵的遭遇战。“觅封候”用班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典故，写自己报效祖国，收拾旧河山的壮志。“自许封侯在万里”（《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一个“觅”字显出词人当年的自许、自负、自信的雄心和坚定执着的追求精神。“万里”与“匹马”形成空间形象上的强烈对比，匹马征万里，“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谢池春·壮岁从戎》），呈现出一派卓荦不凡之气。“悲歌击筑，凭高酹酒”（《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呼鹰古垒，截虎平川”（《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那豪雄飞纵、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至今历历在目，时时入梦，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强烈的愿望受到太多的压抑，积郁的情感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宣泄。
“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州”，在南郑前线仅半年，陆游就被调离，从此关塞河防，只能时时在梦中达成愿望，而梦醒不知身何处，只有旧时貂州戎装，而且已是尘封色暗。一个“暗”字将岁月的流逝，人事的消磨，化作灰尘堆积之暗淡画面，心情饱含惆怅。
上片开头以“当年”二字楔入往日豪放军旅生活的回忆，声调高亢，“梦断”一转，形成一个强烈的情感落差，慷慨化为悲凉。至下片则进一步抒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跌入更深沉的浩叹，悲凉化为沉郁。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这三句步步紧逼，声调短促，说尽平生不得志。放眼西北，神州陆沉，残虏未扫；回首人生，流年暗度，两鬓已苍；沉思往事，雄心虽在，壮志难酬。“未”“先”“空”三字在承接比照中，流露出沉痛的感情，越转越深：人生自古谁不老？但逆胡尚未灭，功业尚未成，岁月已无多，这才迫切感到人“先”老之酸楚。“一事无成霜鬓侵”，一股悲凉渗透心头，人生老大矣。然而，即使天假数年，双鬓再青，也难以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事业。“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所以说，这忧国之泪只是“空”流，一个“空”字既写了内心的失望和痛苦，也写了对君臣尽醉的偏安东南一隅的小朝廷的不满和愤慨。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最后三句总结一生，反省现实。“天山”代指抗敌前线，“沧洲”指闲居之地，“此生谁料”即“谁料此生”。词人没料到，自己的一生会不断地处在“心”与“身”的矛盾冲突中，他的心神驰于疆场，他的身却僵卧孤村，他看到了“铁马冰河”，但这只是在梦中，他的心灵高高扬起，飞到“天山”，他的身体却沉重地坠落在“沧洲”。“谁料”二字写出了往日的天真与此时的失望，“早岁那知世事艰”，“而今识尽愁滋味”，理想与现实是如此格格不入，无怪乎词人要声声浩叹。“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两句作结，先扬后抑，形成一个大转折，词人犹如一心要搏击长空的苍鹰，却被折断羽翮，落到地上，在痛苦中呻吟。
陆游这首词，确实饱含着人生的秋意，但由于词人“身老沧洲”的感叹中包含了更多的历史内容，他的阑干老泪中融汇了对祖国炽热的感情，所以，词的情调体现出幽咽而又不失开阔深沉的特色，比一般仅仅抒写个人苦闷的作品显得更有力量，更为动人。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