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丛石何纷纠，赤山复翕赩。”意为：峡口山位于辽阔大漠的南边，横跨塞北，是中原和夷狄的分界线。山上乱石杂生，怪石嶙峋，但小山坡上却葱葱郁郁，草木繁茂。起首四句，描写峡口山的位置、总体面貌。“大漠”二字，写出了边地的空旷辽阔，而“横绝”二字则写出了峡口山横亘绵延且雄奇险峻状，起笔不凡。山上虽然乱石穿空，却也林木葱茏，荒凉景象中亦有一些绿色，让人眼前一亮。
“远望石众容，逼之无异色。崔崒乍孤断，逶迤屡回直。”意为：远望山形千姿百态，近看全山毫无异色。山势雄奇险峻，孤峰耸立；山体逶迤绵延，曲折往复。此四句继续描绘峡口山的特征，先从远近两个角度状写山的形状和颜色，继而写山的雄峭及走势。“崔崒”二句写得极有气势，为后面评价峡口的险要做好铺垫，设下伏笔。句中“乍”、“断”二字，用得极为精妙。“乍”，意即突然。把纵横跌宕的山势写活了；而一个“断”字，则活灵活现地突出了断崖峭壁、奇险突兀的景状，令人拍案叫绝。
“信关胡马冲，亦距汉边塞。岂依河山险，将顺休明德。物壮诚有衰，势雄良易极。”意为：峡口山一带确实是胡人驱马入侵的要道，也是中原防拒西北各族的要塞。然而山川之险不足以凭依，将士顺服、政治清明才更为重要。天地万物，都盛极而衰，强极则必弱，亦如这山势之循环往复。此六句写穿越峡口山时的所思所感，认为山川的险要不足依凭，只有清明的政治才是固国的根本。“信关”二句，承上启下。“岂依”二句，化用孟子和吴起语，可谓全篇之警策。“河山险”三字，极具概括力，涵括了前面极力铺写的峡口之险。以山河之险作对比，更映衬了“休明德”的重要。“物壮”二句，继续用典，化用老子和司马迁语，从前面评判安邦治国之策转而感慨人生事理，语意更进一层，别开洞天，景象更壮，让人思绪万千。
“逦迤忽而尽，泱漭平不息。”意为：山势连绵起伏，消失在辽远的天边尽头；大漠空旷平坦，却变动不息，面对如此广袤无垠的苍凉背景，不禁让人心潮起伏，思索这天地万物的事理和人生际遇。
“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域。云台盛石士，待君丹墀侧。”意为：二位身尊体贵，乃黄金之躯，为何置身于这荒凉塞外？那京都云台宫中，有着石少饱学之士，排在皇宫红色的台阶侧，恭候着圣上的来临、赏用，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去为朝廷排除边患？乔知之等人志向高远，富有文才，因远隔君恩，只能投身到荒远的边塞，其他朝臣却在宫中陪伴天子。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陈子昂对此深感不平，故有此感慨。
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评论陈子昂说：“唐初群雅竞奏，然尚沿六代馀波。独至陈伯玉，峍兀英奇，风骨峻上。”以此诗观之，此言极善。此诗先写峡口雄峻险要，继叙险不足恃，世事往复，再叹友人遭际，转切自然，层次分明，浑然一体，而语言古朴，风骨苍劲，景象雄阔，不愧为大家手笔。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