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
此词围绕着梦境描写,赋咏闺中女子离别相思之苦。
上片开头两句交代深秋午夜清冷衰残之景,渲染出寂静的环境氛围,由此引出女子的梦境。“何期良夜得相逢”流露出梦遇情郎的幸运之感,朝思暮想的心愿终于在梦境中得遂。
下片则转而描写闺房之内温馨静谧的景物,但是结末一句“觉来枕上怯晨钟”,美梦醒来,更觉惆怅,更见思妇的愁情伤怀。
作品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在真幻世界间徘徊,描写梦境极其婉转,由现实环境的静谧,我们可以感受到梦境的温柔和甜美;梦境消失之后,她又“怯”晨钟,点出了女子此种梦多而又怕梦的复杂心绪,由梦境之和美更觉现实之孤单。将思妇的愁怀表现得含蓄蕴藉,余味深长。
第一首诗起联谓牡丹往年植于曲江苑圃之繁华情景已不可复追,今日乃忽于此西州风雨之中相值,喻往岁进士登第、曲江游赏、得意尽欢之盛况已不可再,今日竟沦落寄此泾州也。三承二,四承一,谓今日处此西州水亭暮雨之中,所感者惟有寒意,而当年置身曲江苑圃时罗荐春香之暖,竟已恍如隔世,不可想望矣(“不知”正应上“未可追”)。五六正写“败”字,谓蝶舞翩翾,似有意惜花,殷勤欲收落蕊,然牡丹为雨败后,花事已阑,有似佳人之怅卧遥帷,意兴阑珊,精采全无矣。末联诸家多从何焯、冯浩之说,谓指在京同袍之失意者。此解固似可通,然细按亦觉可疑。盖此二章专写“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处处以曲江下苑与西州回中相对照,以见沦落天涯之恨。既云“章台街里芳菲伴”,则彼等固身处京华,春风得意者,岂有沦落之恨?然则“且问宫腰损几枝”者,谓其日日舞于春风之中,恐不免瘦损宫腰也。“宫腰损几枝”非言其失意,乃谓其得意也。姚培谦谓“失意者失意,得意这未尝不得意也”(《李义山诗集笺注》)似得其情。
第二首诗首联谓榴花开虽不及春,然不及牡丹之先期零落更令人伤心。三四写牡丹为雨所败,言玉盘之上,雨珠飞溅,似频流伤心之泪;急雨打花,如锦瑟惊弦,声声破梦(《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有“雨打湘灵五十弦”之句)。“伤心”“破梦”均就牡丹言。而牡丹之伤心破梦亦即作者之情怀遭遇。五六写环境与败后情景,万里长空,阴云密布,气候恶劣,已非当年曲江旧圃之环境;花落委地,一年生意,已付流尘。上六句喻己未及施展才能即遭打击而沦落,心伤泪迸,希望成空,昔日之环境已不可再,今后之前途已不可问。末联则借异日花瓣落尽之时迥视今日雨中情景,犹感粉态之新艳,暗示将来之厄运更甚于今日。联系应宏博试被黜情事,此诗之感遇性质自不待言。
这两首诗是李商隐众多咏物诗中的优秀作品。其格调比《安定城楼》更为凄凉、哀婉,与后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风格一致。前一首以奇特的联想写牡丹,由牡丹想到遥卧的美人,用惆怅的美人写败落的牡丹,让人产生无尽的联想,且意象丰富,诗境优美,冷艳,表达精致婉曲。后一首则借牡丹寄慨身世,把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融进物中,物我一体。把感伤情绪注入朦胧瑰丽的诗境,用哀婉的情调、美丽的形象和词采,写出了自己的心境和感受,其风格已大不似前。而这样托物寄情的咏物诗却大量出现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每一首都那样哀伤、凄艳。这组诗对他以后的咏物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标志着他独特创作风格的真正形成。
诗歌前四句写朝廷君王更替、四海多难之际需要严武这样的旧臣。严武在玄宗朝曾任侍御史,肃宗朝曾任京兆少尹、御史中丞。不说朝廷而说中原,是赞扬严武为众望所归,表明他这次还朝,是大家所盼望的。
“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这四句赞扬严武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在平叛收京镇守一方等各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安禄山叛乱后,玄宗逃往成都,肃宗即位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北)。严武也到灵武辅佐肃宗,搞好安定团结。后两句借用张天步,比喻国家的政治局势。这是说严武过去在中央工作,曾经激于忠愤,协助打开当时的局面,收复两京。塞上由于战争而扬起的沙尘,说严武镇守四川,又从容不迫地将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平息下去了。
“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首句用典《庄子·逍遥游》上的寓言:大鹏飞到九万里的高度,背负青天,然后图谋迁移到南海去,用来比喻志向远大。这是赞美严武抱有大志,要将四川地区治理好,有如大鹏展翅,而今奉召回朝,又好比它回翅由南方飞返北方。“北极”一句,古人认为:它位于天体最高处,其它的星都拱卫着它。这是赞美严武一向忠心耿耿地为皇帝工作,这次内调中央,更加接近,和其他大臣一道犹如众星捧着北极星。“漏鼓”一句是设想严武上朝情景,待漏听鼓,直到天亮。“宫莺”一句,这是点明严武入朝已在夏天,宫莺都不歌唱了。鸟叫得好听叫啭。
“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苹。”事实上,“玉帐术”一句是典用一种迷信说法。这是说严武还朝后,虽然留下了玉帐术,足以“静塞尘”保护成都人民。突出严武在四川政绩,令百姓思念,最后写杜甫自己淹留四川心中惆怅,希望自己此生不要终老蜀地,争取再回朝廷做官,从多角度写赠别之意。诗的最后二句是全诗核心,也是杜甫最郑重的嘱咐——如果严武回朝担任辅弼要职,一定要克尽职守,不能临危惜身。
严武入朝既是杜甫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延伸,也在客观上使杜甫又失去了经济依靠,此后二年诗人漂泊在梓州、阆州,直到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严武复回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杜甫才又携家回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