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咏闺怨。全诗没有透出一个“怨”字，只描绘清秋的深夜，主人公凄凉独居、寂寞难眠，以此来表现她深深的幽怨。诗是写女子别离的悲怨，蘅塘退士批注：“通首布景，只梦不成三字露怨意。”
诗所写的是梦不成之后之所感、所见、所闻的情景。全诗象是几种衔接紧密的写景镜头，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冰簟、银床、碧空、明月、轻云，南雁、潇湘，以至于月光笼罩下的玉楼，组成了一组离人幽怨的秋夜图，渲染了一种和主人公离怨情绪统一和谐的情调和氛围。诗中虽无“怨”字，然而怨意自生。
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很含蓄。瑶瑟，是玉镶的华美的瑟。瑟声悲怨，相传“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在古代诗歌中，它常和别离之悲联结在一起。题名“瑶瑟怨”，正暗示诗所写的是女子别离的悲怨。
头一句正面写女主人公。冰簟银床，指冰凉的竹席和银饰的床。“梦不成”三字很可玩味。它不是一般地写因为伤离念远难以成眠，而是写她寻梦不成。会合渺茫难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本属虚幻的梦寐上；而现在，难以成眠，竟连梦中相见的微末愿望也落空了。这就更深一层地表现出别离之久远，思念之深挚，会合之难期和失望之强烈。一觉醒来，才发觉连虚幻的梦境也未曾有过，伴着自己的，只有散发着秋天凉意和寂寞气息的冰簟银床。—这后一种意境，似乎比在冰簟银床上辗转反侧更隽永有情韵。读者仿佛可以听到女主人公轻轻的叹息。
第二句不再续写女主人公的心情，而是宕开写景。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清寥淡远的碧空夜月图：秋天的深夜，长空澄碧，月光似水，只偶尔有几缕飘浮的云絮在空中轻轻掠过，更显出夜空的澄洁与空阔。这是一个空镜头，境界清丽而略带寂寥。它既是女主人公活动的环境和背景，又是她眼中所见的景物。不仅衬托出了人物皎洁轻柔的形象，而且暗透出人物清冷寂寞的意绪。孤居独处的人面对这清寥的景象，心中萦回着的也许正是“碧海青天夜夜心”一类的感触吧。
“雁声远过潇湘去”，这一句转而从听觉角度写景，和上句“碧天”紧相承接。夜月朦胧，飞过碧天的大雁是不容易看到的，只是在听到雁声时才知道有雁飞过。在寂静的深夜，雁叫更增加了清冷孤寂的情调。“雁声远过”，写出了雁声自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渐渐消失在长空之中的过程，也从侧面暗示出女主人公凝神屏息、倾听雁声南去而若有所思的情状。古有湘灵鼓瑟和雁飞不过衡阳的传说，所以这里有雁去潇湘的联想，但同时恐怕和女主人公心之所系有关。雁足传书。听到雁声南去，女主人公的思绪也被牵引到南方。大约正暗示女子所思念的人在遥远的潇湘那边。
“十二楼中月自明”。前面三句，分别从女主人公所感、所见、所闻的角度写，末句却似撇开女主人公，只画出沉浸在明月中的“十二楼”。《史记·孝武本纪》集解引应劭曰：“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此仙人之所常居也。”诗中用“十二楼”，或许借以暗示女主人公是女冠者流，或许借以形容楼阁的清华，点明女主人公的贵家女子身份。“月自明”的“自”字用得很有情味。孤居独处的离人面对明月，会勾起别离的情思，团圆的期望，但月本无情，仍自照临高楼。“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诗人虽只写了沉浸在月光中的高楼，但女主人公的孤寂、怨思，却仿佛融化在这似水的月光中了。这样以景结情，更增添了悠然不尽的余韵。
这首写女子别离之怨的诗颇为特别。全篇除“梦不成”三字点出人物以外，全是景物描写。整首诗就象是几个组接得很巧妙的写景镜头。诗人要着重表现的，并不是女主人公的具体心理活动、思想感情，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组合，渲染一种和主人公相思别离之怨和谐统一的氛围、情调。冰簟、银床、秋夜、碧空、明月、轻云、南雁、潇湘，以至笼罩在月光下的玉楼，这一切，组成了一幅清丽而含有寂寥哀伤情调的画图。整个画面的色调和谐地统一在轻柔朦胧的月色之中。读了这样的诗，对诗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也许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但那具有浓郁诗意的情调、气氛却将长时间留在记忆中。
回到诗题。“瑶瑟怨”不仅仅暗示女子的别离之怨，同时暗示诗的内容与“瑟”有关。“中夜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阮籍《咏怀》），写女主人公夜间弹琴（瑟）抒怨也是可能的。如果说温诗首句是写“中夜不能寐”，那么后三句可能就是暗写“起坐弹鸣琴（瑟）”了。不过，写得极含蓄，几乎不露痕迹。它把弹奏时的环境气氛，音乐的意境与感染力，曲终时的情景都融化在鲜明的画面中。弹瑟时正好有雁飞向南方，就像是因瑟声的动人引来，又因不胜清怨而飞去一样。曲终之后，万籁俱寂，惟见月照高楼，流光徘徊。弹奏者则如梦初醒，怅然若失。这样理解，诗的抒情气氛似乎更浓一些，题面与内容也更相称一些。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首诗非常注意抓住江上特有的景物，从视觉和听觉两个角度，扣住“秋天”这特定的节令特点，描绘江上的秋色，情景交融，寄寓深沉，表达出作者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此诗一、二句两写景，其目的并不在要再现什么秋声秋色，而是旨在以比兴手法，用景衬情：猎猎的西风带来秋的消息，令人心生愁绪，绵绵的江水长流不息，让人顿时产生感触，晚开的花儿飘落，正所谓落红无数，也让人郁郁寡欢。这些景物，都带上了浓浓的感情色彩，使人愁肠百结。
三、四两句，则题旨非常鲜明地凸现出来：“离情被横笛，吹过乱山东。”特定的季节、特定的景物，触动了诗人的离情别绪：是自己远离故乡、孤身在外，涌起了桑梓之思，或者是亲人在外飘泊、时世动乱，勾起了眷怀之恋。整首诗，景为情出，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寄寓深沉，深隽的诗韵诗味。
对于离情让横笛吹送的问题，古文学者刘逸生先生有这样详尽的解释：诗人刚和亲人分手，坐上向远方而去的船，看着江上的风光，秋意甚浓，也使满怀离情的诗人更添伤感，忽地不知何处传来笛声，呜呜咽咽的，听的更是心情沉重，而笛声一直没停，让诗人更感折磨，不过，蓦然抬头，原来船已转到乱山的东边，适才与亲人分别的渡口，都已望不到了。这是一种奇特的化虚为实的手法。
江水浩淼无边，江畔红花朵朵，而到了秋季，西风劲吹，水面则起波浪，荡漾连绵，江花也渐次凋谢，脱下了红妆，那岸边或水上的小舟传来横笛声，也就使景色带上了浓浓的秋意，勾起作者的思绪。江水江花、西风横笛，这些特有时令的特定景物，就构成了一幅色彩浓烈的“江上秋意图”，具有鲜明的特色。
诗到宋代，很讲究炼字炼句。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是个著名的例子。从这首诗看，也是如此。因笛声而引起离情，李白就写过他的《春夜洛城闻笛》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仿佛是随口而成，自然明畅；但王安石就不愿追随这种风格，他一定要把“离情”写成是一种“异化之物”，是能够让风吹着走的。这正是注意了锻炼，让句子显出不寻常的曲拆。
李白到永王李璘幕府以后，踌躇满志，以为可以一抒抱负，“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成为像谢安那样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组诗里，诗人在歌颂永王东巡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抱负。
首章发端。言永王奉天子命，建节东巡，义师到处，呈现和平景象。
二章诗人自谓在国家大难当头时，希望像谢安一样从容镇静地破敌除患。这首诗艺术构思非常出色，欲抑故扬，跌宕有致。诗人于前二句极写叛军之多且凶，国灾民难之甚且危，目的却在衬托后二句作者的宏图大略。局势写得越严重，就愈见其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一扫胡沙净”的雄心；气氛写得越紧张，就愈见其从容镇定地“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这种反衬性的蓄势之笔，增强了诗的力量。
三章写军容威武，声势浩大。军纪严明，有战胜征兆。从武昌至九江，再至三吴，一路东进，势如破竹。
四章想象、或者说希望永王璘进兵金陵，给金陵人民带来温暖和光明。首句言金陵形胜，自古为帝王之地。次句叙事，言永王兵到金陵。三四句，以昭阳殿、鳷鹊楼借指金陵，以春风象征温暖，以明月象征光明。
五章言社稷临危，君臣束手，唯有永王挥师东来。前两句撷取京师陷落后的一是一景，突出表现当时唐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局势，表达自己和广大人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痛心疾首，对叛军所作所为的憎恶痛恨。后两句，诗人通过对比手法，抨击在叛军进攻面前，为保存实力，节节败退，听任东都沦于敌手的各路将领，高度赞扬永王远道而来，收复国土的英雄行为。
六章言丹阳地形险要，风景如画。永王军队驻屯长江两岸，一直延伸至海边。这些都是想象或鼓励之辞，实际上李璘的军事势力最东只到丹阳。
七章写永王麾下的威武的水师。上二句言水师广布，下二句言勇士威武。
八章写永王水师以长风破浪之势，动海倾山，如同晋代王濬楼船东下破吴。
九章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得不伦不类，和其他十首也不协调，可能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为永王提供了一个有意争夺帝位的罪状。因此前人认为是伪作。
十章写永王奉天子之命，保卫疆土，涉及地域之广。入楚关，扫清江汉，从云梦到金陵。这是夸张之辞。实际李璘的军事势力未到金陵。
末章写诗人希望永王能赋予他军事指挥权，自信自己能像张良、诸葛亮或谢安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得反叛胡人心悦诚服，听从调遣，彻底肃清叛乱，然后向朝廷作出一个完美的交代。此诗运用浪漫的想象，象征的手法，塑造了盖世英雄式的自我形象。
诗人在组诗中表现出的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和对和平的向往是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他对永王璘的政治走向不了解，是客观的，以他的身份和阅历，对此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组诗第二首及最后一首表现出他想作谢安、诸葛亮那样的儒将，运筹帷幄，从容应敌，决胜千里，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幼稚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很多诗篇里都有表现。他一直希望能像范蠡一样功成不居，泛舟五湖；像鲁仲连那样功成不取，意轻千金。这些抱负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却成就了他豪迈的浪漫主义诗风和撼山动地、脍炙人口的诗篇。组诗中某些地方的夸张和想象不符合史实，一则是属于鼓励性质，一则是属于夸张手法，是符合文学创作原则的。
“山无数，烟万缕。”，一方面是直道眼前精算，渲染分手时的气氛，一方面也有起兴与象征的意义。那言外之意是说：无数青山将成为隔离情人的障碍，屡屡云烟犹如纷乱情丝，虚无缥缈而绵不绝延。
“憔悴煞玉堂人物。”，原来尽管行程缓缓，“山”、“烟”等外景不时扑入眼帘，而在作者脑海中浮现、心底里念叨的是卢挚。由景到人，说出送别之人的悲凉意绪，实业反衬出自己的悲伤。“憔悴煞”与卢挚所作“痛煞”相呼应，表现出卢挚对珠帘秀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别离的痛苦。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据卢挚原作中“华传尔载将春去也”一句可知，珠帘秀将乘船离去，也许这是一次长久的离别，也许是一去不返，成为永诀，因双方的心情都很沉重。行舟将发，作者想到等待自己的是寂然一身，孤倚难眠，只有那滔滔的江水与悠悠的离恨与自己做伴，这样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说是“活受苦”。由此而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岂不万事都得到了解脱。“恨不得随大江东去”一句就是这种心愿的表白。至此，作者的感情到达了高潮，全曲也在悲锴沉痛的调子中结束。可贵的是，作者以死殉情的愿望不是用哀艳低沉的调子写出，而是以慷慨悲凉的词语表现。
《寿阳曲·答卢疏斋》这首小令一改男女情爱的意象，把脉脉之情置在无数山中，万缕烟里，以及东去的大江之上，全然都是开阔宏伟的大自然意象。曲中也用了“煞”字，但这一字用得巧妙，以“代言体”的角度让这位玉堂人物自己去憔悴了。“大江东去”是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演绎过来，竟用到了思爱之情上，这也是此曲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