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写景，首句用重彩描绘出一幅枫叶烂漫的秋景图，次句渲染了一种宁静幽邃的氛围；后两句抒情，表现女主人公对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的遗憾，写尽了她未来日子的苦难。全诗措词委婉，造语清丽，内容丰富，感情强烈，模声绘色，形象鲜明，艺术概括力很强。
首句“红叶醉秋色”五字，用重彩绘出一幅枫叶烂漫、秋色正浓的画面。那优美的景色，宜人的气候，令人心醉神驰。“霜叶红于二月花”是描写秋色的名句，然“红叶醉秋色”的境界，却也别具韵味。诗人用一“醉”字，把“红叶”与“秋色”联系起来，使抽象的秋色具体可感，描绘了一幅美丽绚烂的秋景图。用字精炼，以少总多。
次句“碧溪弹夜弦”，也写得情韵萦绕，优美动人。白昼消逝，夜幕降临，枫林隐去，碧蓝澄澈的溪水，潺潺流动，宛然在弹奏一支乐曲，如泣如诉，打破了这夜的寂静。夜色如水，不可能不动人情思。这里，“碧”是个诉诸视觉的颜色字。在一般的夜晚，是无法分辨水色的。只有凭借天空的明月，身临溪畔的人，才有可能见得真实，辨得清楚。“弹”字下得也很妙。它不仅写出溪流富有音乐般的诗韵，而且以动衬静，把一个万籁俱寂的夜色，烘托得更加幽深。诗虽未写月，却自有一轮明月朗照；未写人，却有一个少女的倩影徘徊溪畔；未写情，却有一缕悲哀寂寞的情丝，从“夜弦”的曲调中轻轻流出，如泣如诉，萦回耳际。这种虚中见实、实中见虚的写法，笔墨精当，含蕴丰富，营造了一种宁静、幽邃的氛围。
后两句抒情。主人公终于吐出了自己的心声：“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那曾经有过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心爱的人儿再也不会和自己共度美好快乐的时光。陪伴自己的只能是那漫长的凄风苦雨、度日如年的生活。这两句直言不讳地把这位徘徊于月下溪畔的女子内心的秘密，和盘托出。原来她是位失恋的女子，曾有过幸福的爱情，而此时，“佳期”却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这位多情女子还像过去一样热恋着爱人。在枫叶如醉、碧溪夜月的环境中，她徘徊着，回忆着，祈望着，等待着，从原野来到溪边，从白天直至深夜。可是，物是人非，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佳期不可再”，寥寥五字，把这位满怀希望的女子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她想：“今后的生活又将如何呢？”回答是：“风雨杳如年。”风雨如晦，度日如年，未来的日子是渺茫、悲凉、凄迷的。如果把这里的“风雨”理解为社会“风雨”的话，那么这诗所写的爱情悲剧，就具有更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了。
这首诗语短情深，措辞委婉而造语清丽。诗人善于选择典型的意象，渲染了一种迷离愁苦的诗境。诗中以景衬情，情与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是白居易时为周至尉趋府作。
诗人在府门前看到一节莲花，莲花花枝惨败，前八句景物描写，描写了莲花的惨白景象，第九句和第十句，引出议论和感叹，同时也起到转折的作用——“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第十一句和十二局借物抒情，“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生存的地点不是好地方，表达白居易对现状和当下环境的不满。
第十三句和十四句则其到衬托的作用，也是借物抒情的笔法，用莲花曾经在溪中的美好时光表达自己对过去生活的缅怀
最后两句笔锋一转，“今年不得地， 憔悴府门前。”诗人感觉自己与莲花命运相同。
如果把此诗看成是一首痛惜贤臣遭受迫害斥逐的诗，那么，首章写那位遭受迫害斥逐的贤臣，他头戴素冠，身体瘦瘠赢弱，忧心忡忡，由外在形貌而及内心活动，将人物形象逐渐展现出来，颇有屈子行吟泽畔，“形容枯槁，颜色憔悴”的意味，带有浓厚的悲剧气氛。第二、三两章，首句仍写“棘人”服饰，前章“素冠”与此“素衣”、“素韠”由上而下地描绘出“棘人”全身服饰，“素”字使人想见贤臣清白高洁的形象。第二句“我心伤悲”云云，直抒诗人情愫。第三句“同归”、“如一”云云，表明诗人的意愿，思想情感较之“伤悲”、“蕴结”又进了一层。全诗人物形象鲜明，诗人情感深厚，每句均以语气词“兮”字煞尾，悲音缭绕，不绝于耳。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当贤臣遭受迫害斥逐之时，诗人毫无避忌之心，明确表示自己的同情心和与之同归的态度，此种精神难能可贵，于世情友道颇有教益。则诗人亦为贞良之士，可知也。
此诗从第一章写素冠、第二章写素衣，第三章进一步转入素色蔽膝，自上而下，一路写来，诗人所遇君子全身素裹，洁白的装束，素朴的品德，令人见之肃然起敬。
如果把此诗看成爱情诗，那么，每章首句就是以服饰代人，表示急切希望见到对方，次句诉说因见不到而忧思悲伤，末句说愿永结同心。
此诗中不仅刻画出北方农村的贫困萧条，也写出了北方农民热情好客、诚恳淳朴的性格，指责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摧残。此诗语言朴实，时近口语，直抒所见所感，不事雕琢，感情真挚而关怀深切。
“我行冀州路，想古帝都”， 诗歌起句，作者便点明题目——冀州道中。接着，“默想”两字，又把笔触伸向了广阔浩瀚、沧海桑田的历史长河，描写出冀州的古老和历史的悠久。这两句，作者由历史的沉思转入对今昔变化的猜测，为下面的见闻描写作了巧妙的过渡。
从“城郭类村坞”，到“仿佛似酒栌”十四句，是作者对自己冀州道中所见的描绘。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途”。以前， 曾是繁华都城的所在地，而今，城市却象山间的村庄一样凋弊；荒凉雨雪交加，充塞道路，害苦了行路的客人。这两句，作者用凋弊的城市和寒冷的雨雪展示出了冀州的荒芜和凄凉。
下面两句，“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紧承上句，进一步渲染烘托出冀州的破败。草木丛生之处，挨冻的鸟几正瑟缩地聚集着，枯树之间，狐狸也发出凄婉的长声吼叫。冀州道中，鸟儿和狐狸是这般境况。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由冻禽、狐狸写到了人。“寒风” 四句，诗人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隆冬严寒的逼人。一个“著”字，形象地描写出了雨雪之大；一个“裂”字，又生动地突出了寒风之强猛；而“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两句，则通过一个具体行为动作的描写又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天气的异常寒冷。狐啸、风吼、雨雪交加的旅途上，诗人是多么渴望能看见一星烟火，寻找到一点米、酒，以此来解除身上的寒冷，去掉腹中的饥饿。
然而，“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这里，“程程” 两字用得非常巧妙，它既描绘出作者渴求的心理，又表现出诗人行走的路途之远，忍受的饥寒之深。他走了一站又一站，但始终看不到一丝烟火，看不到一粒米、一滴酒。这四句，作者又通过对人烟稀少的描写，更增添了路途的凄惨和悲凉。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突然，前面弯曲而干枯的桑树断根旁，出现了一间低小的土房，看上去它好象是一个酒店。这两句，作者用“土房桑树根”非常形象地再现出北方农村特有的纯朴景色，“仿佛” 两字，则既写出土房的矮小，极不显眼，又描写出风雪弥漫，整个大地隐隐约约，不易看清。
以上，作者从城市凋敝、人烟稀少、粮食奇缺等方面，生动形象地向人们展示出了翼州的破败、荒芜和凄凉，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此方城镇的洗劫，对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
“徘徊问野老”至“痛入骨髓余”，是作者对翼州道中所闻的描写。诗人着重描写出一个由世儒沦落为野老的人物形象，通过他的一言一行满含悲愤地控诉了战争对汉文化的破坏和摧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饥寒交迫的诗人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但中途的所见又使他犹豫不决。惨不忍睹的浩劫使翼州变得一片荒凉，这劫后余生的野老，诗人不忍心再去打扰他。“徘徊”两字，非常真实地描写出诗人内心的矛盾。但野老却出乎诗人的预料，他欣然笑迎，上前挽起诗人的衣袖，宛如对待一位阔别重逢的朋友。
“野老欣笑迎”八句，作者用“笑”“挽”“温”“暖”“叮咛”以及“我知”，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了野老的纯朴善良和厚道，读罢，老人的形象仿佛呼之欲出。这样一位仁爱的老人，他居住的地方，他出生的家族。诗人恳切相问。“云是奕世儒”一句，解除了诗人心中的疑惑，这位老人原来出生于世代读书之家。“自从大朝来” 十二句，是老人的言语，他揭露了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的轻视，鞭挞了战争的连绵。“纵有好儿孙， 无异犬与猪。”两句，作者借老人之口有力地揭示出元朝专制统治下人民的愚昧和无知。“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则又通过老人对过去时光的回忆，表现出诗人对国泰民安、文化发达礼仪昌盛社会的怀念和向往，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对现实的悲愤和痛恨。
“我闻忽太息”以下，是作者的所感。“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作者听过老人的讲述和议论，不由得发出深深地叹息，他十分同情这老人的遭遇，也痛恨这现实的黑暗和荒唐，他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却止步不行。这里，作者连续描写了三个动作：“太息” “执手”“踌蹰”，每一个动作都强烈地突出了诗人内心的悲苦。“踌蹰向苍天， 何时更得甦。”诗人止步不前，抬头仰望，问茫茫苍天；这令人窒息统治结束和繁荣的时代恢复的时间。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悲痛。末尾两句，“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作者把自己的悲痛推向了高潮，他泪流及面，饮泣吞声，不忍再说出更令人悲痛的话语，只得独自拂袖向西南方走去。“拂袖西南隅”一句，在悲痛之余更含有一股愤怒之气。
这是一首叙事诗，看似平铺直叙，实际上感情充沛，又有严密的逻辑性。以时间先后为序，又各有侧重点，抓住重点充分描写，层层深人地揭示主题。先写北方的荒无人烟，再写文化被破坏的具体情况。由表及里，以诗人的悲愤为高潮，戛然而止。中间写老人的诚恳朴厚，使人看到传统文化教养的优良，加深对破坏的痛恨。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