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诗人生命的历程中,也许是伤心的经历太多、太长,也许是伤心的程度太深、太重,这首以“伤心”为题的短歌并不专写哪一件伤心之事,他既没写伤心经历之“实”,又不写伤心情怀之“虚”,而只写眼下自己的景况与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全诗八句可分为上下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先以三句写自身形象。首句“咽咽”是状写悲吟之声。全句写自己“咽咽”地学习效法楚辞,咏吟着忧怨哀愤的诗句;第二句写自己多病的身躯经不住幽冷清寂的侵袭;第三句写自己早生华发,年轻的躯体现出衰飒的“秋姿”。第四句“木叶啼风雨”,转入环境景物,写风雨中纷纷飘落的残枝败叶。这一句环境景物的描写,既是对自身的悲凉境况加以烘托,也具有强化自身形象的比喻象征意味——诗人自身的“病骨”、“秋姿”就像“风雨”中的“木叶”。同时,这句写景又引出以下第二层身边琐屑景物的描绘,使诗歌从第一层向第二层自然地过渡,确乎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后四句是第二层。先以三个诗句写身边景物。眼前灯油将尽,灯焰闪着阴阒宛如鬼火的青光,飞蛾在扑打着燃焰将熄的残光;背后,古旧的墙壁上积满厚厚的尘灰,就在这鬼气森森的环境中,末句写李贺这羁旅之客一缕诗魂在幽梦中依然喃喃自语。这后四句先写周围景物,残灯、落照、飞蛾、凝尘,最后以羁魂夜语的形象对周围琐屑景物加以点染。这点染加重了全诗阴暗、悲凉的氛围;深化了诗人“病骨”、“秋姿”的枯寂凄伤情怀,类乎颊上添毫,倍见丰神;同时它又与诗歌首句“咽咽学楚吟”首尾相呼应、相补充,诗人那漂泊的羁魂即使在幽渺的梦幻中仍得不到解脱,依旧在咽咽楚吟。这最后一句确乎又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总观这一首《伤心行》,全诗四十言不露一个“伤心”字样,但在自身形象与周围景物的相融相生之中,字字句句都明显地外现出诗人内心那难言难述、繁久深重的伤心之意,从而也外现了震颤于诗人躯体中那颗已经伤透了的心,也表现出一位年轻且卓有才华的诗人在不合理的社会里,生活得多么艰难、多么不幸。
清人黎简评长吉诗“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长吉诗集评》)李贺诗确实多不大注意章法,《伤心行》这首五言古诗,虽则八句,却绝不沿袭律诗起、承、转、合的层次结构。但从上述对全诗的剖析来看,《伤心行》前后两层把自身景况与周围景物自然熨贴地交揉在一起,当属于黎简所谓“细心寻绎始见”其“井然”章法之作。诗人通过独具匠心的章法布局,把伤心的主题表现得那样浓重、那样沉郁、那样深幽。
李贺诗向以想象丰赡、设色瑰奇而著称。明人许学夷评长吉诗“调婉而词艳,然诡幻多昧于理。”(《诗源辩体》卷二十六)但《伤心行》写自身景况与周围环境,故而多用实笔,极少虚诞想象;多用白描,极少浓彩设色;含情含理,绝无诡幻谲妄。诗中所写的景况都是真实的写照,即使“羁魂梦语”也非虚拟,而是诗人现实形象的反照。至于周围环境,无论大景小景,可能均系眼前实景,即使并非实景而是诗人借助想象而构成的种种意象,但它却更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所处现实境遇的凄冷、阴寂。这“实”与“朴”的特色,缩短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强化了艺术上“真”的感染力。全诗在实笔、白描之中,也偶或闪现出新奇造语的火花,如用“秋姿”写自己形貌,更见其衰飒枯槁;用“凝尘”写壁上灰土,更见壁之残古、尘之积铸;用“落照”借指残灯弱焰,更见其无可挽救的衰竭。如此新奇造语增加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度。正是这种种情况,形成《伤心行》独有的格调:古淡质实之中,蕴涵着李贺特有的凄伤色泽。
这是一首写诗人自己的读书生活的诗,也是一首惜时诗。“白鹿洞”在今江西省境内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南。这里青山环抱,碧树成荫,环境幽静。名为“白鹿洞”,实际并不是洞,而是山谷间的一方坪地。中唐李渤曾在此读书,养有一头白鹿为伴,因名“白鹿洞”。
“读书不觉已春深”是说自己专心读书,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春末。“春深”犹言春末、晚春。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诗人读书入神,每天都过得紧张而充实,全然忘记了时间。春天快过完了,是诗人不经意中猛然发现的。这一发现令诗人甚感意外,颇多感慨。他觉得光阴过得太快了,许多知识要学,时间总不够用似的。次句写诗人的感悟。“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阴,指极短的时间,这里以金子喻光阴,谓时间宝贵,应该珍惜。这是诗人由第一句叙事自然引发出来的感悟,也是诗人给后人留下的不朽格言,千百年来一直勉励人们、特别是读书人珍惜时间、注重知识积累,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
“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是叙事,补叙自己发觉“春深”,是因为“道人来引笑”。“道人”指白鹿洞的道人。“引笑”指逗笑,开玩笑。道人修禅养性是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的了,而诗人需要道人来“引笑”,才肯放松一下,休息片刻,可见诗人读书之专心致志,非同寻常。这不,道人到来之时,诗人正在深入钻研周公孔子的精义、教导呢。“周情孔思”,当指古代读书人所读的儒家典籍。
诗中“一寸光阴一寸金”诗句成为劝勉世人珍惜光阴的千古流传的至理名言。后人应当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知识是靠时间积累起来的,为充实和丰富自己,应十分珍惜时间才是。
这首诗第一联是把一个景色分两句写。楚王宫和白帝城。都是夔州的古迹,诗人用来代表夔州。两句诗只是说夔州雨后斜阳的石候。第二联说斜阳返照到江水上,好像山壁都翻倒在江中,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云遮蔽了树林,使山下的村庄都看不见了。第三联写自己年迈病肺,只有高枕而卧,因身在这遥远的边塞,感伤石事的心情,也只好早早闭门。其言外之意是说:没有观赏晚景的心情。夔州是川东的门户,故称绝塞。“愁石”和“肺病”作对,应讲作“哀石”,哀伤石世,不能讲作忧愁的石候。最后一联是说自己想回北方却未能成行。“豺虎乱”是用王粲的《七哀诗》诗句。杜甫有《夔府书怀四十韵》长诗一首,其中叙述了当石夔州人民的困苦和军人的跋扈。到大历三年(768年),果然不出诗人所料,发生了杨子琳杀死夔州别驾张忠,据城夺权的乱事。末句意义比较隐晦,旧注以为此句“言在此屡遭寇乱,旅魂已将惊散也”(见《杜诗详注》)。这是臆解,没有扣上原句字面。“未招魂”不能讲作“旅魂惊散”。而且,“南方”二字也没有着落。“实”字是杜甫的特殊字法,有几处用得出人意外。《秋兴八首》第二首有一句“听猿实下三声泪”,和这里的“实有未招魂”,从来都是含糊读过,没有人讲出作者本意。
理解这两个“实”字的前提是弄清楚作者的思想基础。屈原被放逐在江南,形容憔悴。他的学生宋玉写了一篇《招魂》以振作他老师的精神。其中有一句“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杜甫想到了这一句,用来比喻自己,所以说南方确实还有一个未招归的旅魂,用以表达自己想回北方去的意志。杜甫此句必须联想宋玉的《招魂》,就才能体会这个“实”字的来历。杜甫还有一首《归梦》诗云:“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可以作为此句的鉴证。吴昌祺释此句云:“南方非久居之地,何无人招我魂而去此土也。”(《删订唐诗解》)沈德潜注云:“己之惊魂,不能招之北归。”(《唐诗别裁》)这两个注都是仅仅阐发诗意,而没有联系《楚辞·招魂》,因而没有接触到“实有”二字的作用。
《水经注》在描写长江巫峡风景的一段中记录了两句渔民的歌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杜甫思想上涌现这个歌谣,所以说:听了巫峡的猿啼,真要掉下眼泪。“三声泪”是摘用原句中三个字。其实“三声”是猿啼三声,“泪”是行人旅客听了猿啼而下泪。如果杜甫思想上没有这两句歌谣为依据,“三声泪”本来不能成为一个词语。杜甫诗集中已注明了这首渔民歌谣,故这个“实”字容易理解。但是,除了《唐诗解》以外,都没有注出《招魂》二句,故“南方”与“实有”都使人不易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