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词，词牌往往也就是题目。它兼具两个作用：确定音乐上的曲调，一般也限定了词的创作内容。张泌的《胡蝶儿》便有这一特点。开篇两句即紧扣题目，前三字完全重复题目字面，可说是特例。审视题旨，词应该描绘胡蝶的形神姿态，这两句偏不作摹写语，而用叙述的方法，但却把胡蝶翩翩飞动的轻盈形象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了。关键是“晚春时”三字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它虽只点明特定的时节，却可以让我们想象出繁花如锦，草木丰茂，莺歌燕舞的暮春三月的风光。胡蝶正是在这时出现，驾东风，采花粉，扇起它灵巧的双翅，又给春天增添了新的活力和气息。接着，诗人撇下胡蝶，运转笔锋写人。“阿娇初著淡黄衣，倚窗学画伊。”阿娇，汉武帝陈皇后的小名，后用以代称少女。陶宗仪《辍耕录》“关中以女儿为阿娇”可证。这少女被翩翩飞舞的胡蝶所吸引，凭倚着疏窗，手挥彩笔为它真。这对上文摹写胡蝶具有充实深化的作用，更好地表现了纷飞的胡蝶非常惹人喜爱，以至少女捃摭入画。这两句写少女也是十分工致的。晚春是春夏更替的季节，人感受到新季节的来临，带着欣喜的心情送旧迎新，换装是自然的事。“初著淡黄衣”，不仅说出了这些变化，而且刻划了少女美丽动人，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倚窗”的情态更描写出了少女凭窗握管的风姿。前人说：“阿娇二句妩媚。”（旧题汤显祖《花间集评》）是很有见地的。
换头就少女“学画”运笔“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画出的胡蝶栩栩如生，妙通造化，犹如真的胡蝶一样。“双双对对”既同字重叠，又近义词反复，强调了所画胡蝶的特点。古代诗词中，写蜂蝶成双成对的情景，往往是表现男女相恩相爱的感情。词中的少女这么爱画双蝶，透露了她内心的感情活动。她触景生情，借物寓情，一种热切的怀春感情涌起。眼前数不清的双蝶可说是冶游酣畅，春情骆荡，而少女的心事毕竟虚幻成空，这就引起了她的伤心。“无端和泪湿胭脂，惹教双翅垂。”她泪下滂沱，沾湿了脸上的胭脂，真是伤心透了。这似乎感染了胡蝶，惹得它们双翅下垂，不再翩翩飞动，同情少女的悲伤。作者不直写主人公心情沮丧，致使她笔下的胡蝶失却了写真的生气，而说胡蝶灵犀一点，关怀同情人，极为深刻地表现了人的感情的婉曲、细腻。
这首词，写得切题但又不粘题，既写真胡蝶，也写画的胡蝶，真假不辨，玲线透脱，还关合着作画少女的情感，表现了深致、凄婉的心理活动。词虽属小令，气势却一波三折，极富变化。词的语言浅近通俗，颇具民间词的特色，而表情达意，则很含蓄蕴藉，隽永有味。
这首闺情词，以虚景与实景相融合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一个少妇思念远行夫婿的凄苦心境。
起句“天涯随梦草青青”，是对虚幻梦境的描写，言自己的梦魂随着青青芳草飞到远方，欲与亲人相见。《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从此，萋萋春草便与怀人念远之意结下了不解之缘。此词中繁茂的芳草，就既点明时令是春天，又隐藏着一缕怀人的愁绪。不言梦随芳草，偏说芳草随梦，强调了人的相思，词意也显得更曲折、委婉。次句“柳色遥遮长短亭”，写现实中的自己愁肠百结，望眼欲穿，希冀见到归人。然而，远方长短亭边，一片柳浪随风摇曳，阻挡了她的视线。怀人、望远而终不见人归，心中凄苦，所见所闻遂无不蒙上了词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枝上黄鹂怨落英。”黄鹂鸣声本自婉转动听，然而在词人听来，却声声哀怨，似乎在叹惜花儿凋谢得太早了。唐人李商隐《春日寄怀》诗曰：“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有花有月为伴尚且不堪寂寞，更何况春去花落?词人的孤独苦闷之感自不待言了。结尾“远山横，不尽飞云自在行”二句，作者没有直言与爱人相见之难，而是用生花之笔点明远山峻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那里，又自怨不及天上的白云，能自由自在地飘向远方。全词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了无穷凄凉抑郁的韵味。
在这一首小词中，词人别具匠心地捕捉了芳草、柳色、黄莺、落英、远山、白云等一系列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静动结合，组成了一幅亦幻亦真的图景，传神地写出了自己孤寂伤春伤别的情思，蕴藉委婉，令人含咀不尽。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古人作诗讲究炼字，这种题型是要求品味这些经锤炼的字的妙处。答题时不能把该字孤立起来谈，得放在句中，并结合全诗的意境情感来分析。作答时，先解释词语的意思，然后分析其表达效果，最后再指明作者的情感。这里首先要注意“拙”应该是通假字，同“茁”，“茁壮”的意思，用来修饰“蘑菇”，写出蘑菇长得旺盛；“满”则写出蘑菇的多。由此可以看出，描写的对象主要是“蘑菇”，写出它的旺盛与多，从而表现出大自然的生机，表达了作者的喜爱之情。作答时注意诗歌中的景的特点以及诗人的言行。
从诗歌的一二两句可以看出，诗人这里描写的是大自然的美丽之景，而三四两句则是写诗人从牧童那里买来蘑菇做晚饭，表现出诗人的安逸闲适之情。
这首诗是诗人描写在羁旅途中见到的美丽的自然之景与人的活动，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美景的喜爱之情及旅途中的安逸闲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