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他敢言敢谏，但没有被武则天采纳，屡受打击，心情郁郁悲愤。诗歌写登上幽州蓟北楼远望，悲从中来，并以“山河旧，人物不同”来抒发自己“生不逢时的哀叹。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声人生短暂的感喟。诗人纵观古往今来，放眼于历史的长河，不能不感到人生的短促。天地悠悠，人生匆匆，短短的几十年真如白驹之过隙，转瞬之间就消失了。这种感叹既可以引出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也可以引发加倍努力奋斗的志气。自古以来有多少仁人志士并不因感到人生短暂而消沉颓唐，反而更加振作精神，使自己有限的一生取得接近无限的意义。正因为陈子昂抱着这种积极态度，所以他才“怆然涕下”。也正因为在悲怆的深层，蕴蓄着一股积极奋发欲有所作为的豪气，所以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诗人俯仰古今，深感人生短暂，宇宙无限，不觉中流下热泪。这是诗人空怀报国为民之心不得施展的呐喊。细细读来，悲壮苍凉之气油然而生，而长短不齐的句法，抑扬变化的音节，更增添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没有对幽州台作一字描写，而只是登台的感慨，却成为千古名篇。诗篇风格明朗刚健，是具有“汉魏风骨”的唐代诗歌的先驱之作，对扫除齐梁浮艳纤弱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拓疆开路之功。在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使得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却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诗的前三句粗笔勾勒，以浩茫宽广的宇宙天地和沧桑易变的古今人事作为深邃、壮美的背景加以衬托。第四句饱蘸感情，凌空一笔，使抒情主人公——诗人慷慨悲壮的自我形象站到了画面的主位上，画面顿时神韵飞动，光彩照人。从结构脉络上说，前两句是俯仰古今，写出时间的绵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空间的辽阔无限；第四句写诗人孤单悲苦的心绪。这样前后相互映照，格外动人。
在用辞造语方面，此诗深受《楚辞》特别是其中《远游》篇的影响。《远游》有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此诗语句即从此化出，然而意境却更苍茫遒劲。
陈子昂这首感伤之作是由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触发的，但是其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越了他自身以至他所处的时代的范围，带有一定的广泛性。表现在这首诗里的感伤情绪，和世俗的忧生叹逝有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在对事业和人生的执着追求中产生的喟叹。
本篇作者段成己 初仕于金，入元后遁迹龙门山中，不事新朝，其节为士林推重。此词歌咏遗民的隐居生活，表现了词人傲世独立的精神气质。
“谁伴闲人闲处闲”，发端先设一问，三“闲”字叠用，既写出词人身闲、地闲、心闲的隐居生活，又造成悬念，引出下文，一箭双雕，起得工稳而有深意。身在江湖，故称闲人。居于荒隅，故曰闲处。守节自持，不问新朝政治，故云心闲。三“闲”字包括以上诸多内容，可见匠心。“梅花枝上月团团”，回答首句所问：是那疏影横斜的梅花以及梅花枝头团团的明月伴着词人。这月和梅是词人生活的伴侣，无论是仕于国破之前，还是隐于亡国之后，它们始终跟随着词人。当词人于晚年回首往事，感叹故都繁华消歇时，作词亦称“唯有当时好月，照人依旧梅梢”（《木兰花慢·元宵感旧》），认为只有月和梅才是自己患难与共的知音。“陶潜自爱吾庐好，李白休歌蜀道难”，奉昔代之“闲人”陶潜为楷模，引为同调。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这都为词人所仰慕。他要走陶潜的路，同时深情地呼唤：李白啊，不必为蜀道艰难，人世险恶而太息，归来吧，山中可以久居。自己在故国倾覆后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巧借两位古人，明确表现出来。
“林壑静，水云宽”，承上片歌咏“闲处”之山林。山林寂静，沟壑幽深，水淡云远，在此可以登高舒啸，临流赋诗、寄傲山水、委心白云，忘却一切政治烦恼，故继曰“十年无梦到长安”。词人别首《临江仙亦有》亦有“十载龙门山下路，梦魂不到京华”之句，意思相同。世乱国亡，报效无路，不隐何以面对故国父老？古代文人最重气节，欲不依附新朝，除去啸傲江湖，别无良方。“无梦到长安”看似超脱，骨子是城却极为沉痛。尽管词人隐居龙门已经十载，但他仍然感受到元蒙新朝政治风雨的威胁，“五更门外霜风恶”正是这种心情的曲折反映。他自勉要在这艰难时世中生活下去，“千尺青松傲岁寒”是他生活的宣言。在别首《满江红》词中，他也宣称“岁寒还与松同洁”。可见最后两句并非为写景而写景，物中有人，“青松”盖以自譬，推出的是岁寒然后知松柏后调的主题。
为了突出主题，本词在构造意境时，选取了两类意象。一类是自然意象，其中有迎风斗雪的寒梅、傲霜独立的青松、清冷幽洁的明月、宁静幽深的山林丘壑、清新淡远的流水闲云。另一类是人事意象，有吾爱吾庐的隐士陶潜，有愤世嫉俗的诗人李白。这两类意象的和谐结合，造成了本词的独特意境，即在宁静冲淡而又暗藏险恶的景象中，蕴含着词人遗世独立，挺拔傲世的精神。
王廷相主要作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著称于世。但是，他的《与郭价大学士论诗书》，乃是明代诗文批评中如同晨星一现的审美意象的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明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将化“直”为“曲”，虚实相同，透莹圆融，远神余味等，视为审美意象的重要特征，可谓觉得诗家三昧。然而，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意象理论相互矛盾，如钱谦益指出：“子衡五七言研讨，才情可观，而摹拟失真，与其论诗颇相反。今体诗殊无解会，七言尤为策浊，于以骖乘何（景明）、李（梦阳）、为之后劲，斯无愧矣。”（《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宫保廷相》）钱氏的批评，未免过分苛刻。其实，王廷相的诗歌中，即使在被人称为多粗漫之作的七言古诗中，也可以披沙见金，间有意象和谐的篇章。令人有：“如游五都市中，动获奇宝”（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三）之感。尤其是他的五言绝句颇有摩诘（王维）风致，下亦不失为裴十秀才（裴迪），崔五员外（崔宗之）（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宋辕文语。）《古陵》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首。
《古陵》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那位独自惆怅的“行客”。行富的抒情并非是直说，而是以古今交错，虚实相间的手法曲曲道出。前两句以“蒿”为中心视点，上下流动，俯视古陵，仰视啼乌，这就构成了两个意象：蒿下之古陵，蒿上之啼乌。且说中心视点中“蒿”。蒿，野草。古代歌辞中言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蒿”同于“槁”，人死则枯槁，所以说死人的居里名蒿里。相传齐国东部（今山东东部）流传《薤露》、《蒿里》谣讴。两曲都是挽歌，为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汉代以《薤露曲》送王公贵族出殡，以《蒿里行》送士大夫、平民出殡。显然，王廷相的“蒿下之古陵”中融入了《蒿里行》中某些传统的意象，哀悼的对象是“蒿下古陵”中的士大夫和平民。因为古陵深埋在蒿里，可望可不可即，所以诗人只以“古陵在蒿下”作粗线条的勾勒。如果说“古陵在蒿下”是俯视，是视觉形象，那么，“啼乌在蒿上”则是仰视，是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兼而有之。由“啼乌”，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在所见（月落、霜满天），所闻（乌啼）中呈现出一片幽寂清冷的景象。由“乌啼”，又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李白《乌夜啼》中的诗句：“黄云破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感物应心，由乌鸦回巢引发起行客思归的愁绪。
然而，诗中没有由“啼乌欲栖”直接引出行客思归，而是突然插入一句“陵中人不闻”，由古陵之中的人（实际上指魂魄）“不闻”，反弹出行客闻声而动情。“不闻”，固然是由于“陵中人”丧失了“闻”的功能，也是诗人故作旷达之语，是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反衬出体察人生、饱尝辛酸的“行富”感物应心的敏感。对于诗人王廷想来说，“啼乌”不再是简单的物象，而是融注着威信人生之感的丰富的意象。所以，他闻乌啼之声而惊心动魄，而独自惆怅。而行客独自惆怅，固然有思归愁绪的侵袭，又融注了《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中的某些意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感叹人生短促，犹如远行作客，匆匆走过。作者怀古伤今，感叹人生，凄婉之情油然而生。此种引发，往往可以举一反三。
这首五言绝句以“行客自惆怅”作结，言已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这首诗故作旷达而情倍凄婉，纯用白描而虚实相间，短小精悍而跌宕起伏，意象透莹而远神余味 ，是王廷想将自己的有关意象理论付诸创作实践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安史之乱平定后，杜甫羁旅蜀地，不能及时返乡，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看见队队大雁向北归飞向中原地带，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此诗寄托了深切的乡思感情，并流露出对朝廷的系念和对国事的关心。全诗情景交融，构思精巧，先赋后兴，独具特色。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点明了时间和客居情况，表达急切渴望回归故乡的心情。安史之乱以后，八年来，杜甫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从长安、洛阳、秦州辗转流离到四川成都。诗中“东来”二字亦作“春来”。这年初春，他在川北的阆州飘泊时，就已经作好了准备，打算由水路下渝州出峡，以便回河南老家。但由于老朋友严武第二次到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邀请杜甫到成都，于是打消了出峡的念头，举家重新迁回成都草堂居住。“万里客”三字，饱含着经年奔波的凄楚况味和浓烈的乡思之情。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息，按说应当回家了。他在不久前写的“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就满怀激情地表示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今又来到成都，早就萦绕于怀的回乡之愿，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实现？一个问句，表现了诗人渴望回乡而不能的急迫心情。
正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一队队大雁正从滨临锦江的成都上空，高高地向北归飞。“高高”有自由自在、畅通无阻之意。大雁北飞之地就是中原地带，它既是作者故乡的所在地，也是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所在地。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
这首诗短小精悍，含义隽永，余味无穷。这原因，一方面是诗人将自己的一片真情，融于字里行间，在平易朴实的语言里，蕴含着强烈的激情。另一方面，写归雁的诗，往往都是先从大雁本身着笔，然后再抒发议论，然而这首诗却是先写思归的心情，一开始就直抒胸怀，先给读者一个思乡的强烈印象，然后再将描写的笔触对准空中的大雁，让生动的形象去充分体现作者的思想，给人以具象化的感觉，先赋而后兴。
不仅使情景交融，也使思乡恋国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更为深长。另外，在绝句格式上，这一首采用了对起散结的方式。盛唐绝句重散行，四个散句起承转合，句与句之间不讲究对偶。而此诗一、二句用了对偶。后两句用散句，又纯任天然。这样，在形式上把精巧与自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读来节奏优美，“神味高远”（浦起龙语）。杜甫“常常把绝句作为遣兴手段，即兴漫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形式上有意识进行多种尝试。”（周啸天《唐绝句史》）从这首五言绝句中，也可以看出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
此曲起首两句“布衣中，问英雄”，显示了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是历史上“王图霸业”的缔造者，尽管都被戴上了“天命所归”、“真龙天子”的桂冠（这情形就同他们失败了就被换上“贼”“寇”的帽子一样），但实际上多来自“布衣”；二是布衣们视这些幸运儿为“英雄”，并将此视为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这后一方面看来尤使作者不满，故要向“英雄”们“问”上一问。第三句初看也有点似问非问。“成何用”本身便有不成用的意味。不过作者在这里实有问意，因为随后他便自问自答，并通过揭晓的答案来阐明了全曲的主旨。
“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是工整而精警的对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远在西周就产生过对于废宫禾黍的嗟叹。“高低”既切“禾黍”又切“宫”，“远近”既切“楸梧”又切“冢”，足见造语的警策。
这首小令，是化用唐代诗人许浑名作《金陵怀古》入曲的。许浑的原诗是这样的：“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台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从内容上看，许浑原诗首尾两联主要是抒情，中间两联侧重于写景。马致远基本上一字不动地保留了颔联两句，这两句是诗人登临时眼中所见之景，没有这两句，览古凭吊之情就失去了依据。而诗中其他各句，由于律诗与小令毕竟差异很多，保留的余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马致远舍其次要成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首尾两联兴亡之感的抒发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开国之君，都是出身微贱登上皇帝宝座的，都所谓的布衣中的“英雄”。和许浑一样，马致远蔑视他们，认为他们的王霸事业，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恶梦而已。在马致远看来，古今英雄争王称霸，做得高官显赫，但最终化为尘土，这如同做了一场恶梦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曲子中流露出的历史虚无感和厌世感，是元代文人作品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从艺术上看，马致远此曲对许浑原诗的化用，是有新意，有创造性的。此曲由于具有自己的精神和风格，遂能与原诗并峙，为人们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