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昨晚雨,今朝雪,天寒地冻,东坡倍觉衰病中孤独寂寞。开头三句,写昨夜的天气“雨纤纤”;今晨雪之厚“欲平檐”。第四、五句,进一步写雪境之大:“江阔天低”;雪势之猛:找不到酤酒“青帘”。写天气之急速变化,实写东坡的心情惴惴不安。最后三句,由写雪转入到写人,突出东坡“孤坐”之难,“谁伴我”之寂,“病目”之困,“衰髯”之态。只有边“揩”目,边“燃”须,边“吟”诗,才能度过这寂寞时光。作于同时的《浣溪沙·半夜银山上接苏》也有“冻吟谁伴撩髭须”,亦属此意的同义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苏轼也不知朱守寿昌现在受冻如何。
下片以自我心态反衬,抒发对挚友的深切思念之情。开头三句,点化引用了李白《题东溪公幽居》:“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晶盐。”这里以沉醉、晶盐般的美味来联想朱守可能正盛筵宴客,然而东坡自己不在席上,甚为孤苦。第四、五句进一步运用想象,写朱守“手把梅花”一枝举起,“东望”着我这黄州的陶潜。也许你还在请我入宴。我“知使君之念我”。最后,以一个回环句,吐出了内心的压抑感和牢骚感:“雪似故人”,故“人似雪”,“虽可爱”,怕造门不前而返, “有人嫌”,推心置腹,刻骨铭心。
全词,上片以“江阔天低”的雪景作为思念故人的典型环境,就是为下片的想象“使君之念我”,“雪似故人人似雪”之情怀作铺垫的。由景到人,并以陶潜自比,独白作结,寓意十分深远,反映了东坡的独立人格和审美情趣。
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