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二句以春草起兴,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第七至第十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最后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让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巧用比兴,始终运用大量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
诗以丽景衬托哀情。首二句以春草起兴,语出《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春天是万物萌发的季节,也最宜于怀人相思,青青的草色因此便逐渐成为离思的象征。楚辞之后,汉诗《饮马长城窟行》亦云“青青河畔草,緜緜思远道”,唐以降“春草”更成为诗人们习闻熟见的典型意象,如自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李后主的“离情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等等。而在这一诗歌语言典型化的过程中,大谢无疑也是重要的一环。
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差池”指燕子的张舒尾翼、轻捷穿行,“夭袅”写桃花的舒枝展叶、婀娜多姿,这两句是从形态上着眼的;“灼灼”指花色的绚烂鲜丽,“飞飞”写燕语呢喃,这两句又是从声色上着眼的。这四句虽然写的只是寻常之景,但由于讲究选词造句,却增色不少。它们均以连绵字居首,其中“差池”、“夭袅”属双声、“灼灼”、“飞飞”属叠字,两两相对,从而造成一种暄妍热闹的声情;而“差池”和“灼灼”又均用《诗经》成语,这两个成语本来都是写亲人之情的,用其成语也就加强了反衬下文的意味。这四句中二、三两句紧承,一、四两句遥应,这种“丫叉句法”(钱钟书《管锥编》语)在烘染景物的同时,又有矫避平板之效。“檐上”、“涧下”两句又把笔触移到山中,景色也从浓丽一变而为清幽。“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两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终始”出于《庄子·达生》:“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初生”则本于《庄子·天地》郭象注:“初者,未生而得生。”意谓春天里林木的形貌变化虽然较为著眼,其实造化万物也莫不都在潜移默化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物理人情,消息相通,由此从目击之景过渡到心之所感。
以下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这一部分仍以比兴发端。“松茑”、“樛葛”两句,取《诗经·小雅·颊弁》和《周南·樛木》的用语,以缠绕于松树、樛木上的茑藤和葛蔓,比喻家人亲密依存的关系。这两个取譬既上应了“幽树”,又反挑起下句的“眇然”。眇然,微细孤弱貌,这里指游子的茕茕独立。春光愈是骀荡暄妍,相形之下游子就愈发显得飘摇可怜,人与物乃在得不得时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禽鸟花木因得时而生意欣然,游子因不得时而意绪阑珊,故面对春色不以为喜,反以为悲。“鼻感”、“眼伤”两句,意同陆机诗中的“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感”与“悲”、“伤”同义互文。而下两句的“侘傺”和“澶漫”则属反义对举。两句谓失意的痛苦刻骨铭心,而纵逸快乐则早就与自己无缘了。“侘傺”和“澶漫”二词是以双声和叠韵相对,四字均为去声,从而传达出愤懑的心声。诗的最后亦以比兴结。
末两句乃从前人化出,“风来”句本于陆机同题诗:“愿托归风响,寄言遗所钦。”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鸟去”句则略近于汉代的《别诗》:“欲寄一言去,托之笺彩缯。因风附轻翼,以遗心蕴蒸。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古诗中素有临风送怀、托鸟寄音的说法,现在连此都不可得,可见其郁结的情怀非常深。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
大谢的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诗中用连绵词有七处,从典籍中取成语者约十处,远较陆机的原作为多。文字的琢炼也每多胜处,如“桃悦色”、“燕弄声”中的“悦”字、“弄”字,“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虆萦”中的“欢”字、“欣”字,都以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从这里不难看出晋宋之际诗歌语言在形式技巧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首诗语言虽粗略,境界却是相当优美,显示了曹操个性中不常展露的一面。
第一解开头二句重复咏唱,大约是为了适应曲调的需要而有意拉长的。(每一“解”的末二句,是演唱时的和声,无实义。)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这一重复,使得感叹的情绪显得格外沉重。这里,诗人不会真是感叹道路之艰难。无论以曹操的英雄性格,还是以他的丞相地位所享有的条件,都不会把道路的艰难当作一回事。这一唱三叹的调子,只是借道路的艰难,表达人生艰难的感慨罢了。下面写牛困车堕,独坐盘石之上,弹琴奏清角之韵(悲凉的乐调),更是从经历散关的见闻中,激发起来的想像和虚构。以曹操的身份,他给自己虚构这样一种艰难跋涉、困顿山谷、独坐无侣、心中烦苦的遭遇,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第二解写遇仙。正当虚构的主人公弹琴抒发内心烦苦之际,忽然有三位老人来到他的身旁。“负揜”不易解,“被裘”即披着裘衣。这句同下句,大概是说三位老人遮掩在宽大的裘衣之下,看上去不像是平常人。他们问主人公:你为何如此困苦,自怨自艾?你惶惶然来到这里,是想寻求什么?这个情节,使故事向神异的方向发展,形成幻想性的趣味,并便于作象征的抒情表现。“三老公”的发问,一方面从旁观者的眼光,进一步强化前一节所说“心中迷烦”的困苦气氛,一方面,又在不知不觉之中,把事不得已的失足(牛顿车堕)情节,转变为似有所求而来到此间的情节。就字面来说,因是不知情者的发问,所以与前文并无牴牾;但从抒情的需要来说,作者正是要表达一种试图摆脱现实矛盾、探求某种新的人生出路的欲望。这一节文字虽不很讲究,却相当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过渡。
第三解从开头到“枕石”一句止,是仙人自述。他们本来似乎也是常人,修道既深,乃能得道,于是摆脱了凡人所遭受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游历名山,飘飘然行于天地之间。他们的生活是简朴而无所求的,倦了便睡在石头上,饥渴时只需喝一点泉水,因此决没有常人因贪欲而造成的无数困苦。
有各种资料可以证明,曹操实际是不相信神仙的。那么,这一节虚构就有较深的意味。从大处说,即使一个不相信神仙的人,也并不能摆脱人生短暂所带来的烦忧,和对永恒存在的向往,而神仙的形象,正是永恒的象征。从小处说,神仙也可以比喻从世俗矛盾中解脱的境界。权势名位,物欲情欲,是导致人类相互竞争、引发无数冲突与烦恼的根本原因。倘能舍弃这一切,也就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痛苦。“枕石漱流饮泉”,与世无争,就不会有什么麻烦。至于整个这一节,到底是从哪一方面说,还是兼而有之,无法加以确定。文学形象的意义,总是很宽泛的,读者只需将它理解为一种超越和自由的象征就行了。
如果主人公听了“真人”即仙人的话,便跟着走了,这诗就变成了真正的游仙诗,也就没有多少味道了。在曹操的笔下,主人公对“真人”的陈述,反应却是“沉吟不决”;而正在他犹豫之间,“真人”已弃他而去,“遂上升天”。这也许意味着,所谓永恒自由是一个抓不住的幻影,它只是扰人心烦而已;也许还意味着:所谓从现实中解脱,也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抉择。确实,如果说从曹操临死时对种种琐碎后事的安排中,可以看出他懂得一切辉煌的事业都是生命以外的东西,却也必须知道相反的一面:像他这样一个豪杰之士,若无不凡的成就,生命的欲望更不能得到满足。人本质上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他必须在某个对象上建立自我,但这对象到头来仍旧不是自我;然而反过来说,没有对象,却又根本没有自我。
第四解自“正而不谲”以下,文字已无法理解,也许是流传中产生了讹误。但从开头到“惆怅以自怜”,意思是清楚的。主人公正“沉吟不决”,“真人”已“遂上升天”,他忽然惊觉,想要追上前去,却已经根本追赶不上。失去这样一个机缘,从此抱恨不已,夜夜难寐,惆怅自怜。这一节在视觉形象的描绘上,显得十分优美动人。似乎可以看到:三位仙人冉冉升空,驾着风云悠悠而去,渐渐消逝在天边,而山谷间那个凡夫俗子,一面仰首呼喊,一面踉跄奔逐,不时被葛藤、岩石绊倒,直到什么也看不到的时候,终于落下痛悔的眼泪。
这里写的人生情绪,应该就是人对完美的人生理想的追逐。这种理想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却永远高于人们的生活现实;人们想要追上它,却永远也追不上。就是在永无止境的追逐中,人们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途。对于安于现状、容易满足的人说来,大概未必会感觉到人生有这一种痛苦;但任何一个具有强烈的人生欲望的人,最终都将明白:无论他走过多长的路,有过多少成功,他也终究要绊倒在追逐的路途上。
首联写实景。梅子成熟时,正是江南晚春季节。阴雨绵绵,大地苍茫一片,这梅雨,有时一下就是十几天,甚至一月余。在这样的季节里,一个长居江南的人也会感到愁闷,更不必说是“俟罪非真吏”的流放囚徒了。对这梅雨中的沉闷更加不适应,更是愁上加愁。作者在这一联写“苍茫”的梅雨,就给诗定下了“忧愁”的基调,这“忧愁”是沉沉地压在诗人的心头,挥不去,驱不散,化不开。颔联写永州之荒凉,夜里能听见猿猴悲啼,早晨被远处的鸡声惊醒,皆言人烟稀少。愁与梦,更是诗人不得志的心态写照。颈联写天气景象,一片朦胧晦暗,恰好是诗人此时境遇的象征。尾联用典。陆机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谢朓诗:“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字面写白色的衣服变成了黑色,但不是京城尘埃所染,而是边城气候。言外之意却是从此入京无份了——政治前途何其渺茫,心里必定愁苦。
这首诗运用象征手法,借苍茫细雨来抒发作者无边无际的思乡忧愁;蒙蒙、沉沉的细雨,就是作者那深深、浓浓的思乡之情。作者借景抒情,情随景生,景随情移,情景交融。诗中的一个“愁”、一个“梦”,点化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把情与景紧密联在一起,是有独特沉郁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