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通过孤儿对自己悲苦命运和内心哀痛的诉述，真实有力地描绘了了社会的人情冷漠与人们道德观念的扭曲，揭露了社会关怀与信任基础解体前的黑暗与冷血，是一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染力的优秀诗作。
全诗分为三部分：一、首三句孤儿慨叹自己偶然生在世上，偏偏数他命苦。“遇”是“偶”的假借，“遇生”意思谓偶然而生。以慨叹之语带起全篇，一开始就引人进入充满悲剧气氛的情境之中。二、“父母在时”至“当兴校计”，历叙孤儿年年月月、无休无止地遭受兄嫂种种虐待，是诗的主体部分。三、“乱”词以孤儿不堪兄嫂折磨的绝望心绪作结，既贯连第二部分的叙事，又与第一部分慨叹之词遥为呼应。
其中第二部分又可分为这样三段：
第一段从“父母在时”至“孤儿泪下如雨”。孤儿的生活以父母去世为界线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乘坚车，驾驷马”，未必完全是实际情形的写照，更可能是孤儿在留恋昔日安乐生活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映象，但也说明了他当年在家中娇子的地位。父母死后，他即刻沦为兄嫂不化钱雇用的奴婢仆役。“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是诉说他行贾路途遥远。“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正写出他一路上餐风宿露的艰辛。可是寒冬腊月回到家中，他却“不敢自言苦”，兄嫂的冷酷和孤儿的畏惧，由此可见。前人指出：“苦极在不敢自言。”（谭元春评语，《古诗归》卷五）深中其微。回家后，孤儿得不到片刻休息，兄嫂又将一大堆繁重的家务推到他身上，刚在“高堂”置办好饭菜，又赶紧奔向“殿下堂”去照管马匹。“行”意思是复，“取”通趋，意谓急走。用“行取”二字将“办饭”和“视马”二件活连在一起，于不间断中更显出促迫和匆忙，如见孤儿气喘吁吁不堪劳累之状。孤儿生活从“乘坚车，驾驷马”沦为“行贾”、“视马”，今昔对照异常鲜明，这比单单状说诸般苦事，更能激起心灵的震荡。
第二段从“使我朝行汲”至“下从地下黄泉”。孤儿冒寒到远处取水，朝出暮归。他双手为之皴裂，脚上连双草鞋都未穿，踩着寒霜，心中哀切。更有甚者，覆盖在寒霜下的荆棘无情地扎进他的腿，拔去后，其刺却折断在胫肉中，剧痛难忍，这使孤儿更加悲哀，泪涕涟涟（“渫渫”，水流貌；“累累”，不断）。兄嫂只把他当作供使唤的工具，从未关心过他的寒暖，他冬天没有短夹袄御寒，夏天没有单衣遮体。诗中“足下无菲”、“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三个“无”字概括了孤儿一年四季衣着褴褛不完的苦状。他的生活毫无乐趣，因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如果说第一段“泪下如雨”尚表现为一种哀感，第二段“下从地下黄泉”则已经转为厌生，这表明孤儿的心绪朝着更消沉的方向作了发展。
第三段从“春气动”至“当兴校计”。阳和流布，绿草萌芽，从寒冻中苏醒过来的大自然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孤儿的生活却依然是那祥困苦，三月里他要采桑养蚕，六月里又要收菜摘瓜，这是言其大端。诗歌接着叙述收瓜一事，笔笔生哀。孤儿受兄嫂驱迫去收瓜是一悲；年幼体弱，不堪其劳，致使瓜车翻倒，此又一悲；路人不予相助，反而趁机白吃其瓜，此更是一悲。孤儿本当斥责路人不义之行，然身单力薄，不足与之抗衡，只好转而苦苦哀乞于人；然而，值此社会崩溃之际，谁还跟你讲仁义道德、仁义亲爱，不仅不帮忙反而乘乱抢瓜，社会的冷漠与人情的淡薄可见一斑。这也是对我们当今社会的一种警示吧！作者如此周详委折，描写入微，极状孤儿悲苦，严厉抨击了社会与人性的黑暗面，是汉乐府成功运用细节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突出的一例。
这一段与最后的“乱”词叙事连贯，并反映出孤儿心理的进一步变化。孤儿哀乞路人还他瓜蒂，好让他带回家去点数，冀望因此而减轻兄嫂对自己的贵罚。“独且急归”，是说孤儿要（“独”即将要）赶快回家去，以便在兄嫂风闻覆瓜之事前向他们说明事由。然而当他走近居地，已听见兄嫂“譊譊”怒骂声——他们已经得知此事，不会再听孤儿的解释，等待他的凶毒的后果可想而知。孤儿在投诉无门的境况下，再一次想到已故的父母，想到轻生，这与前面“父母已去”和“下从地下黄泉”相互回应，同时也表现出孤儿覆瓜之后，其心理由侥幸到绝望的急剧转变。
全诗采用第一人称讲述的方式，较完整地反映出孤儿命运的线型流程。作品艺术上的这种构思与主人公孤儿的身份正相适宜，因为孤儿的痛苦不仅表现在他平时干活的繁重劳累，还反映在他无人可与诉说，无人愿与交谈的孤独处境；他的痛苦也不单是来自一时一地突发的事端，在长年累月供人驱使和遇到的大量琐碎细事中都无不伴有他哀痛的泪水。故作者选择自述方式，通过许多生活琐事来反映孤儿痛苦的一生，更具有真实感。
此诗还有一个特点，讲述者话题中心比较分散。一会儿写不堪兄嫂使唤，一会儿写他自己体貌瘦羸龌龊，衣饰不完，一会儿写郁结心头的悲怆怨怒，这三部分内容依次出现构成一个周期，整首诗主要就由它们回复迭现的变化而组成。孤儿话题中心的分散，一方面反映了他因痛苦而变得烦乱无绪的心境，另一方面，这种讲述方式正是智力尚弱的未成年人谈话的特点，与他的年龄恰好相合。
作品语言浅俗质朴，句式长短不整，押韵较为自由，具有明显的口语型诗歌的特征。
这是一首赠词。该词表达了诗人与恋人分别时的痛苦之情，同时也体现出诗人与恋人之间一种生死不渝的精神。该词直抒胸臆，明白如话。
上片中，“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临别之前，却从别后的情况说起，起句便奇。“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上一句势若江河，一泻而下，下一句一断一续，正如哽咽。诀别的时刻最终还是来临了。女诗人既道尽别后的痛苦，又诉尽临别的伤心，似乎已无可再言。
而下片更是奇外出奇，奇人之又奇。“要见无因见，拼了终难拼。”表现出诗人内心那种要重见，却无法重见，要死心，却又死不了心的纠结心理。而“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表现的是诗人在绝望之中，发一愿，又生出一线希望。而此一线希望，到底是希望还是绝望，令人难以分辨。唯此一大愿，意长留天地。
全词篇幅虽短，但是，一位感情真挚，思想果断的女性形象，活脱脱的跃然于纸上。以泪滴千千万万行之人，以绝不可能断了之情，直道出作者的真挚情感，为之一拼，转念便直说出终是难舍，如此种种念头，皆在情理之中。但在别人则未必能够直接道出自己的感情，而她却能直言不讳，这正是由于作者的性格豪爽果决。至于思旧事如天远，要重见而无因见，待重结、来生愿，若不是感情真挚的人，那是说不出的。
上下片两结句（赠词下结除外），较通常句式增加了一个字，化五言为六言句，于第三字顿，遂使这个词调一气流转的声情，增添了顿宕波峭之致。全词犹如长江之水，一流而去永不回头，但其意蕴仍觉有馀。以一位风尘女子，而能够得到此段奇情异彩，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其奥秘正在于词中道出了古往今来的爱情真谛：生死不渝。这是词中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小而对于个人爱情，大而对于民族传统，皆抱有一种忠实的态度，即使当其不幸而处于绝望关头，生死难关之时，也能体现出一种生死不渝的精神。唯其此种精神，小而至于个人爱情，才能够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大而至于民族文化，才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已。两者表面上有大小之别，实际上则具共通之义。乐婉此词虽为言情小令，但其比喻的宗旨则并非一首言情小令所能代替的。
这是代闺人抒写离情别怨的词。在浮艳成风的花间派词苑里，赋别多的是缠绵悱恻之作，此首却别开生面。“留不得”，一起何其突兀，却是干净利落，绝无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之态。欲留而不得，犹见留恋之情，而次句“留得也应无益”，却是决绝之辞，怨之深溢于言表。陡起急转，一下子就把感情的浪涛激至最高点；妙在绝非一泻无余，而是恰如巨闸截波，以高位取势。顿起之后，继以缓承，行文摇曳生姿。“白纻”两句，回叙行者初去扬州之日，江头送别，突出印象之一。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白纻春衫，莹洁如雪，举服饰之潇洒飘逸，其人之风神如玉可知。印象如此鲜明，标志着对行者之犹存眷恋，就意脉言，暗承“留不得”。“轻别离”三句，回叙伤痛送别时突出印象之二。风帆满鼓，行者恨不得舟行如飞；看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有这样的繁华去处在招手，行者就视别离如等闲，视抛掷如儿戏，薄情面目，昭然若揭，就意脉言，暗承“留得也应无益”。结尾两句，写的是别后的内心独白。古乐府《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词句中之“彩鸯三十六”，盖指三十六对。一方面，羡鸳鸯之双栖双宿，一方面，伤自身之有如孤鸾。这里，既寄寓对幸福之仍抱憧憬，也透露对行者怨念之深。怨之深与爱之切，相反相成，与开端仍一脉相承。此词一起一结，在写法上，前者是直诉胸臆，斩钉截铁；后者是托诸物象，言外见意。一气斡旋，两般笔墨。
诗人告别扬州的时候是果断的，“满帆风疾”正说明无所留恋。但结尾二句词意顿转，以孤鸾自喻，描绘孤寂的心境，暗含对轻易离别的 后悔之意。原来前面说得那样轻松，不过是为了反衬后面的沉郁之情。
孙光宪词之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者有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首位。就其艺术表现，孙词特色主要体现在气骨的精健爽朗上。就此阕论，一开端就是顶点的抒情手法，一气贯注的通体结构，确是以峭劲取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孙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可谓鞭辟入里。
《谒金门》词调的过片，《花间集》中，韦庄、薛昭蕴、牛希济诸作，皆为两个六言句。孙光宪此阕则改为两个三言句和一个六言句。三言句“轻别离、甘抛掷”作对偶句式，揭示行者的薄情心魂，倍见生色。明杨慎《词品》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惟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征之唐五代词情况，斯言得之。后代论词律者往往标举一调多体，其递嬗之迹，于此也可略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