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开门见山，将离愁别恨和盘托出，而在用笔上，却又有委婉曲折之妙。一、二两句采用的都是节奏比较和缓的“二二三”的句式：“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在这里，意义单位与音韵单位是完全一致的，每句七个字，一波而三折，节奏上较之三、四句的“四三”句式，“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显然有缓急的不同。句中的自对，也使这两句的节奏变得徐缓。“踏阁”与“攀林”，“楚云”与“沧海”，分别在句中形成自对。朗读或默诵时，在对偶成分之间自然要有略长的停顿，使整个七字句进一步显得从容不迫。所以，尽管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在表现上却又不是一泻无余的，它流荡在舒徐的节律之中，给读者以离恨绵绵、愁思茫茫的感觉。
三、四句承一、二句而来，是“恨不同”与“思无穷”的形象的展示。在前两句中，诗人用充满感情的声音歌唱；到这后两句，写法顿变，用似乎冷漠的笔调随意点染了一幅烟雨茫茫的图画。粗粗看去，不免感到突兀费解；细细想来，又觉得惟有这释写，才静隋真景切、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登楼怀友这一主题。
第三句秋风里传来“数家”零零落落的砧杵声，表现了五代南唐李煜《捣练子》“断续寒砧断续风”的意境。“秋山下”，点明节令并交代“数家砧杵”的地点。“秋山”的景色也是萧索的。全句主要写听觉，同时也是诗人见到的颇为冷清的秋景的一角。最后一句着重写极目远望所见的景象。用“一郡”形容“荆榛”，几乎塞满了全郡。而“寒雨中”三字，又给“一郡荆榛”平添了一道雨丝织成的垂帘，使整个画面越发显得迷离恍惚。这一句主要诉诸视觉，而在画外还同时响着不断滴落的雨声。
三、四两句写景，字字不离诗人的所见所闻，正好切合诗题中的“登楼”。然而，诗人又不只是在单纯地写景。砧杵声在诗词中往往是和离情连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凄凉的声音震动了他的心弦，激起了他难耐的孤寂之感与对故人的思念之情。秋风秋雨愁煞人，诗人又仿佛从迷迷潆漾的雨中荆榛的画面上，看到了自己离恨别绪引起的无边的惆怅迷惘的具体形象。因而。进入诗中的“砧杵”“荆榛”“寒雨”，是渗透了诗人思想感情的艺术形象，是他用自己的怨别伤离之情开凿出来的艺术境界。所以，三、四句虽然字字作景语，实际上却又字字是情语；字字不离眼前的实景，而又字字紧扣住诗人的心境。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采用虚实相生的写法。一、二句直抒，用的是虚笔；三、四句写景，用的是实笔。二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虚笔概括了对友人的无穷思念．为全诗定下了抒写离情的调子。在这两句的映照下，后面以景寓情的句子才不致被误认为单纯的写景。景中之情虽然含蓄，却并不隐晦。实笔具体写出对友人的思念，使作品具有形象的感染力，耐人寻味，又使前两句泛写的感情得以落实并得到加强。虚实并用，使通篇既明朗又不乏含蓄之致，既高度概括又形象、生动。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
本诗借景抒情，以冬夜的肃杀衬托自己途失意的萧索。又以丽服、朱灯与颓颜、华发的对比，表现诗人无奈的迟暮心情。
不是真写自己老迈无用，顾影自惭，而是写自己不受重用，与执政者的心意相左。王维早在天宝十一年即为吏部郎中，而至天宝末，转为给事中，官阶并未升迁。据《旧唐书·李垣传》：“杨国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于外。”当时，被排挤出朝廷的有“尚书十数公”，而同时启用了一批归附于杨国忠的年轻人。王维虽未外调，但给事中是谏官，在杨国忠一手遮天的极权统治下，可谓无言可进，无言可采。诗人的孤独与苦闷之情，只能在诗中作委婉的流露。
天宝年问，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当政，王维对这两个反动腐朽的政治集团都有所认识，不愿同流合污，但既然在朝为官，也不能不与其敷衍周旋。诗人内心极其苦闷，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在这首诗中，他叹老嗟卑，惭愧无用，却隐隐地流露出对当朝援引朋党、年少竞进的不满。诗从他人值省中起笔，写寒夜漫长，漏滴声声，宫外草白霜凝，木衰月清。这萧条冷寂的冬夜景色，更加强了诗人的迟暮之感。五六句自绘其形，丽服与衰颜、朱灯与华发相互映照，对比鲜明。言简韵促，寓慨深沉。
这首诗以会昌初年回鹘南侵为背景，写诗人在灞岸远眺时的心情，通过想望中东都一带兵士应征、北方边地百姓号哭的情景与盛对帝王东巡的对比，寓今昔盛衰之感，表现了诗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百姓苦难的同情。
首句和二句都是遥想景象，诗人想象山东一带频频征丁的悲惨境况，突出“山东”，是搪征兵遍及内地，“频”表明征兵次数多人数多，可见百姓遭受兵役之苦，此句又和四句成对比。冤魂“哭”虏尘则是为边地牺牲的无数战士哀伤。三、四句由倚华表想起唐代兴盛时期皇帝的巡游。诗人倚着溺桥边的华表眺望，想到升平年代山东地区此时应是在准备皇帝的东巡，岂能有频频征发和一处处百姓在虏尘中号哭之事。唐朝安史之乱前，皇帝在东西都之间往来频繁，一膏霸桥为车驾所必经，可以说是当年升平的见证。安史乱后，巡幸东都之事久废。
结构上，诗人先从眺望中想象到的今日情景写起，再联想昔日东巡，结尾戛然而止，余味深远，令人深思。而且这种从时间角度来说的倒装，起到了更好的衬跌效果，能突出侵扰与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但这种结构安排未必是作者有意为之，诗人的思路本来就是由现实出发而联想开去的，遵循的是思维自身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