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是春秋时代越国人,家住浙江诸暨县南的苎罗山。苎罗山下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西施滩因而得名。这首是不同于一般的吊古伤今的登临之作,而是针对“女人祸水”这一传统的历史观念,为西施翻案。
“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奸臣伯嚭使吴国灭亡,恶名却推在西施身上。
上联平平道来,旨在澄清历史事实。据《史记》载,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困于会稽,派大夫文种将宝器美女(西施在其中)贿通吴太宰伯嚭,准许越国求和。越王勾践因此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后来终于灭掉吴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所以诗一开头就道破问题的实质。这个“陷”字用得十分精当,推翻了“女人祸水”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想当年浣纱春水滚滚,声声好似为美女不平。
议论入诗一般容易流于枯涩,而这首诗却把议论和抒情有机的结合起来。诗人在为西施辩诬的同时,很自然地把笔锋转到了西施滩,用抒情的笔触,描写了西施滩春日的情景。春天到了,江河水涨,西施当年浣纱的滩头那哗哗的江水急促的奔流,好像在为她所蒙上的一层历史的污垢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诉说着世事的不平。但是春水毕竟不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一切只是诗人的想象,所以第四句很快补上:“似有不平声”。这“似有”二字,选用得非常得体,真切自然,寄寓着作者深沉的感叹。这一联完全是在抒情中进行议论,在议论中渗透感情。这首诗立意新颖,议论形象而富有感情。将理智和感情自然的糅合在一起,是这首诗的成功之处。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公元737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由尚书丞相贬为荆州长史。晚年遭馋毁,忠而被贬,“每读韩非《孤愤》,涕泣沾襟”(徐浩《张公神道碑》),遂作《感遇十二首》。
【其一】
这首诗是诗人谪居荆州时所作,含蓄蕴藉,寄托遥深,对扭转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起过积极的作用。历来受到评论家的重视。高在《唐诗品汇》里指出:“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骎骎乎盛唐矣。”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二句,互文见意:兰在春天,桂在秋季,它们的叶子多么繁茂,它们的花儿多么皎洁。这种互文,实际上是各各兼包花叶,概括全株而言。春兰用葳蕤来形容,具有茂盛而兼纷披之意。而“葳蕤”二字又点出兰草迎春勃发,具有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桂用皎洁来形容,桂叶深绿,桂花嫩黄,相映之下,自觉有皎洁明净的感觉。而“皎洁”二字,又十分精炼简要地点出了秋桂清雅的特征。
正因为写兰、桂都兼及花叶,所以第三句便以“欣欣此生意”加以总括,第四句又以“自尔为佳节”加以赞颂。这就巧妙地回应了起笔两句中的春秋,说明兰桂都各自在适当的季节而显示它们或葳蕤或皎洁的生命特点。一般选注本将三四两句解释为:“春兰秋桂欣欣向荣,因而使春秋成为美好的季节。”认为写兰只写叶,写桂只写花。这样的解释未必符合诗意。这大概是将“自尔为佳节”一句中的“自”理解为介词“从”,又转变为“因”,把“尔”理解为代词“你”或“你们”,用以指兰、桂。这样的解释值得商榷。首先,前二句尽管有“春”“秋”二字,但其主语分明是“兰叶”和“桂花”,怎能将“春”“秋”看成主语,说“春秋因兰桂而成为美好的季节”呢?其次,如果这样解释,便与下面的“谁知欣栖者”二句无法贯通。再次,统观全诗,诗人着重强调的是一种不求人知的情趣,怎么会把兰、桂抬到“使春秋成为美好季节”的地步呢?根据诗人的创作意图,结合上下文意来看,“自尔为佳节”的“自”,与杜甫诗句“卧柳自生枝”中的“自”为同一意义。至于“尔”,应该是副词而不是代词。与“卓尔”、“率尔”中的“尔”词性相同。“佳节”在这里也不能解释为“美好的季节”,而应该理解为“美好的节操”。诗人写了兰叶桂花的葳蕤、皎洁,接着说,兰叶桂花如此这般的生意盎然,欣欣向荣,自身就形成一种美好的节操。用“自尔”作“为”的状语,意在说明那“佳节”出于本然,出于自我修养,既不假外求,亦不求人知。这就自然而然地转入下文“谁知欣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诗的前四句写兰桂而不及人,“谁知欣栖者”一句突然一转,引出了居住于山欣之中的美人。“谁知”两字对兰桂来说,大有出乎意料之感。美人由于闻到了兰桂的芳香,因而发生了爱慕之情。“坐”,犹深也,殊也。表示爱慕之深。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情也因之而起波澜。“闻风”二字本于《孟子·尽心篇》:“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张九龄便运用这一典故,使诗意更为含蓄委婉、情意深厚。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又一转折,欣栖者既然闻风相悦,那末,兰桂若有知觉,应该很乐意接受美人折花欣赏了。然而诗意却另辟蹊径,忽开新意。兰逢春而葳蕤,桂遇秋而皎洁,这是其本性,并非为了博得美人的折取欣赏。实际上,诗人以此来比喻贤人君子的洁身自好,进德修业,也只是尽他作为一个人的本份,而并非借此来博得外界的称誉提拔,以求富贵利达。当然,不求人知,并不等于拒绝人家赏识;不求人折,更不等于反对人家采择。从“何求美人折”的语气来看,从作者遭谗被贬的身世看,这正是针对不被人知、不被人折的情况而发的。“不以无人而不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乃是全诗的命意之所在。全诗句句写兰桂,都没有写人,但从诗歌的完整意象里,读者便不难看见人,看到封建社会里某些自励名节、洁身自好之士的品德。
【其二】
这是一种修行境界在打坐中感受到淡泊明智、宁静致远。这种心如虚空唯一至精的感受谁能知道呢?对自己还没有达道的功夫的谦虚还是经常有一点心乱,想更上一个境界一念不生是谓诚。
【其四】
这是一首寓言诗,大约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欣甫、牛仙客执政后,诗人被贬为荆州刺史时所写。诗中以孤鸿自喻,以双翠鸟喻其政敌李欣甫、牛仙客,说明一种哲理,同时也隐寓自己的身世之感。二年后诗人就去世了,这首诗该是他晚年心境的吐露。
诗一开始就将孤鸿与大海对比。沧海是这样的大,鸿雁是这样的小,这已经衬托出人在宇宙之间是何等的渺小了。何况这是一只离群索处的孤雁,海愈见其大,雁愈见其小,相形之下,更突出了它的孤单寥落。可见“孤鸿海上来”这五个字,并非平淡写来,其中渗透了诗人的情感。第二句“池潢不敢顾”,突然一折,为下文开出局面。这只孤鸿经历过大海的惊涛骇浪,何至见到区区城墙外的护城河水,也不敢回顾一下呢?这里是象征诗人在人海中由于经历风浪太多,而格外有所警惕,同时也反衬出下文的双翠鸟,恍如燕巢幕上自以为安乐,而不知烈火就将焚烧到它们。
而且,这一只孤鸿连双翠鸟也不敢正面去看一眼呢!“侧见”两字显出李欣甫、牛仙客的气焰熏天,不可一世。他们窃据高位,就象一对身披翠色羽毛的翠鸟,高高营巢在神话中所说的珍贵的三珠树上。可是,不要太得意了!你们闪光的羽毛这样显眼,难道就不怕猎人们用金弹丸来猎取吗?“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这两句,诗人假托孤鸿的嘴,以温厚的口气,对他的政敌提出了诚恳的劝告。不愤怒,也不幸灾乐祸,这是正统儒家的修养,也就是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然后很自然地以“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这两句,点出了全诗的主题思想,忠告他的政敌:才华和锋芒的外露,就怕别人将以你为猎取的对象;窃据高明的地位,就怕别人不能容忍而对你厌恶。这里“高明”两字是暗用《左传》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的典故,但用得很浑成,使读者不觉其用典,即便不知原典,也无妨于对诗句的欣赏。
忠告双翠鸟的话,一共四句,前两句代它们担忧,后两句正面提出他那个时代的处世真谛。然则,孤鸿自己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它既不重返海面,也不留连池潢,它将没入于苍茫无际的太空之中,猎人们虽然渴想猎取它,可是又将从何处去猎取它呢?“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纯以鸿雁口吻道出,情趣盎然。全诗就在苍茫幽渺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诗开始四句叙事,简洁干净,第五句“矫矫珍木巅”句中的“矫矫”两字,上承“翠鸟”,下启“美服”:“珍木巅”三字,上承“三珠树”,下启“高明”。可见诗人行文的缜密。后六句都是孤鸿的独白,其中四句对翠鸟说,二句专说鸿雁自己。“今我游冥冥”句,用“冥冥”两字来对衬上文的“矫矫”两字,迭字的对比呼应,又一次显出了诗人的细针密缕。这首诗劲炼质朴,寄托遥深。它借物喻人,而处处意存双关,分不出物和人来,而且语含说理和劝诫,颇得诗人敦厚之旨。
【其七】
读着张九龄这首歌颂丹橘的诗,很容易想到屈原的《橘颂》。屈原生于南国,橘树也生于南国,他的那篇《橘颂》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其托物喻志之意,灼然可见。张九龄也是南方人,而他的谪居地荆州的治所江陵(即楚国的郢都),本来是著名的产橘区。他的这首诗一开头就说:“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欣”,其托物喻志之意,尤其明显。屈原的名句告诉我们:“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可见即使在南国,一到深秋,一般树木也难免摇落,又哪能经得住严冬的摧残?而丹橘呢,却“经冬犹绿欣”。一个“犹”字,充满了赞颂之意。
丹橘经冬犹绿,究竟是由于独得地利呢?还是出乎本性?如果是地利使然,也就不值得赞颂。所以诗人发问道:难道是由于“地气暖”的缘故吗?先以反诘语一“纵”,又以肯定语“自有岁寒心”一“收”,跌宕生姿,富有波澜。“岁寒心”,一般是讲松柏的。《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刘桢《赠从弟》:“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张九龄特地要赞美丹橘和松柏一样具有耐寒的节操,是含有深意的。
汉代《古诗》有一篇《橘柚垂华实》,诗中说橘柚“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表达了作者不为世用的愤懑。张九龄所说的“可以荐嘉客”,也就是“冀见食”的意思。“经冬犹绿欣”,不以岁寒而变节,已值得赞颂;结出累累硕果,只求贡献于人,更显出品德的高尚。按说,这样的嘉树佳果是应该荐之于嘉宾的,然而却为重山深水所阻隔,为之奈何!读“奈何阻重深”一句,如闻慨叹之声。
丹橘的命运、遭遇,在心中久久萦回,诗人思绪难平,终于想到了命运问题:“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看来运命的好坏,是由于遭遇的不同,而其中的道理,如周而复始的自然之理一样,是无法追究的。这两句诗感情很复杂,看似无可奈何的自遣之词,又似有难言的隐衷,委婉深沉。最后诗人以反诘语气收束全诗:“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人家只忙于栽培那些桃树和李树,硬是不要橘树,难道橘树不能遮阴,没有用处吗?在前面,已写了它有“经冬犹绿欣”的美荫,又有“可以荐嘉客”的佳实,而“所遇”如此,这到底为什么?《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阳虎对赵简主说,他曾亲手培植一批人才,但他遇到危难时,他们都不帮助他。
因而感叹道:“虎不善树人。”赵简主道:“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
只树桃李而偏偏排除橘柚,这样的“君子”,总不能说“慎所树”吧!
杜甫在《八哀。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中称赞张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后一句,是说他的诗语言清新而简练;前一句,是说他的诗意余象外,给读者留有驰骋想象和联想的余地。读这首诗我们不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当时朝政的昏暗和诗人坎坷的身世吗!这首诗平淡而浑成,短短的篇章中,时时用发问的句子,具有正反起伏之势,而诗的语气却是温雅醇厚,愤怒也罢,哀伤也罢,总不着痕迹,不露圭角,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十】
这篇诗的结构比较别致。它以三个互不关联的比喻组成。前六句以男性对一个游女的追求比喻自己对国家和君王的思念。中四句以兰花之被秋露摧残,即将凋谢,比喻君子被小人排斥。後两句以白云遮住了南山,比喻奸臣蒙蔽了君王;日暮比喻自己年老,难以为力。这些比喻,在古代文学中已经形成传统,所以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表达出此诗统一的主题来。张协《杂诗》、郭璞《游仙》已有此写法。(《程千帆新选新评新注〈唐诗三百首〉》)
作为词史上颇负传奇色彩的“才子词人”柳永,其词一向以一“创”字为挈领。他自创词牌,不拘一格,如《迎新春》、《黄莺儿》、《戚氏》等等;他擅改词格,大大丰富了词作为一种抒怀文体的内涵,并成为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著称的苏轼词的先导;他万事随心恣性,是世俗礼教为无物,敢为人所不敢为,能言人所不能言,如他的《鹤冲天》、《凤归云》、《定风波》、《宣清》、《尉迟杯》等等。故有人认为,柳词之所以为柳词,只在一“创”字耳。而若言“创”却不提《戚氏》者,必为孤陋之辈也。
据前人考证,《戚氏》当为柳永独创,且仅见于其《乐章集》之中。全词分为上、中、下三叠,共212字,为词史上第二长词。仅次于南宋时吴文英之《莺啼序》。其价值为何余虽不敢妄断,然宋时“《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评价也必非空穴来风。故今以此苍白笔墨,粗评《戚氏》,亦只当学柳永的“为人所不敢为”罢了。
从词中“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来看,当写于湖北江陵,当时柳永外放荆南,已经年过五十,只做个相当于县令的小官,心情自然十分苦闷。这种情绪在这首词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全词共分三片:头一片写景,写作者白天的所见所闻第二片写情,写作者“更阑”的所见所感第三片写意,写作者对往事的追忆,抒发自己的感慨。
上片开头描写微雨过后的薄暮景色。只用“晚秋天”一句点明时令,先写景前驿馆内之衰残景色,也初步构画出了全词的凄凉基调。柳永其人,向来对春、秋二季尤为敏感,然不同处却在于,他写春,只是代人伤春,而晚秋的悲凉,向来是他留给自己的伤感。而今又逢暮秋,“一霎微雨”带着薄凉的情态洒于庭轩。所以这位才子词人,又开始思绪飘渺了。他首先看见的,是庭轩中的“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柳永不愧是融情入景、以景写情的高手,接下来的一个“惹”字竟真把那秋的萧索写活了。那淡薄的“残烟”,非关天气,不是雾气,竟是这庭轩中的“零乱”、“萧疏”给“惹”来的!园中景物正渐至精彩处,词人却笔锋一转,“望”向远处的“江关”,由近及远却丝毫不显突兀。那他究竟望见了什么呢?“飞云黯淡夕阳闲”。云正憔悴,夕阳又西坠,也难怪词人想到了那个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而得来悲秋之名的宋玉。“临水与登山”,向来是古代文人念远伤别离的悲情时刻,作者由今怀古,也无非是感叹一句:逢秋而悲感,千古一辙啊!这笔锋已转得太远,又该如何继文呢?柳永不愧自封的“才子词人”,这稍一调转,便是一个柳永式的大回圜:“远道迢递”,忆及“宋玉悲感”之后,如此轻松地就有回到了眼前的景况,不着痕迹,天衣无缝。面对长路漫漫,作为“凄楚”“行人”的他,正走在自己无限厌恶却又不能不会不舍放弃的仕途之路上,一面痛恨“名牵利惹”,一面甘之如饴。行文至此,那贯穿于词人一生的矛盾开始在这“驱驱行役”上初露端倪。内心挣扎如柳永,对与自己心境相仿的“陇水潺湲”自然也就“倦听”了。下文又略嫌不合拍地以一“正”字引出了那让词人心情更加烦躁的“蝉吟败叶,蛩响衰草”一句,不合拍的同时,又与首句中的“晚秋天”大为契合,实乃绝妙。这等怪词妙语,必非柳永不能为也。心绪烦乱无以抒怀的柳永,在“相应喧喧”的蝉嘶蛩鸣中,结束了上阙的叙景描情。
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的转合映衬,这浓浓的衰秋哀情,在内容上甚至词调上,都为后文的抒情做足了铺垫。而观这首阕,若为一般词人,在叙景已足,多一笔即为画蛇添足的叙述之后,又该续写些什么呢?此处足见柳永的流水行文。
中片时间上紧承上片,由傍晚而入深夜。先景后情。“孤馆度日如年”。次叠一开词人就是这般自述身世的一句。“馆”是“孤馆”,就连上文所言之“庭轩”也不过是他柳永羁旅之途上的一方借宿之地。独在异地,独望江关,不由让读者对上片中的“凄然”二字有了更真切的实感。而此时,“凄然”的他正在“孤馆”中“度日如年”。词人终是不堪寂寞的,失了“针线闲拈伴伊坐”的知己,他也只能寄望于与知己红颜共沐同一片夜空了。这孤索之夜,竟已渐深,“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了。只一失神间,词人再次凝望起那片空有亮白色温馨却又无情至极的“绛河”了。“绛河”,这样一个冰冷的词,难耐凄凉如柳永者,该是怎样的孤凄心情读者也就可想了。这时的他,却偏故作坚强与无所谓的坚持自己的固执:寂寞只是表象,那“婵娟”的“皓月”却不正是代表团圆么?至此,那柳永式的矛盾已暴露的更深。对月而不怀人,又怎是白衣卿相之本色?“思绵绵”三字,一字一韵,引出了词人如泄洪般的情感,字字句句都是他对命运的质问。此时的他,已到了风中之烛的残年,没了少时的轻狂不羁,所以这怨世的情感,他也只从自身写起。“那堪屈指,暗想从前”。这样一句,几乎让读者也茫然了。在柳永眼中,在此时的柳永心里,不堪他回首的,究竟是“小楼深巷狂游遍”的“恣狂踪迹”,还是为那“蝇头利禄,蜗角功名”的“恁驱驱”呢?他没说。下文却有如似检讨的一句:“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这一句,是含了极大的怨气的。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了他一生缠绵于“绮陌红楼”,才导致了他终老而“未名未禄”的。这也可以说,他对自己一生的“恣狂心性”后悔了。可让读者综观词人的一生,也不免失笑:他柳永若真有这般“觉悟”,又怎会落得这“未名未禄”的凄凉呢?对于此时怨气极重的柳永,读者何不把这样的检讨当做气极怒极的他的“正话反说”呢?当然,这也可以是词人对自己一生徘徊于仕途与红颜之间的优柔寡断的一种怨恨。一家之言,有让名家嗤之以鼻处,权当玩笑耳。
这一阙,是词人对内外远近的大转合之后回到自身的慨叹。自然而然地由反衬自身凄凉的美好夜景转向对自己“一生赢得是凄凉”的感慨。极尽柳词“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的词风,这又是柳祠的又一奇异处。白描,铺叙,字字入情入理而毫无穿凿之意。上片的寥廓之中而见苍凉,中片的凄婉之中而不失条理。词的末阙,又能给读者的感官以怎样的冲击与震撼呢?
下片继续写狂放不羁的少年生活,与前片衔接细密,有陇断云连之妙。“帝里风光好”。好一个“风流才子”柳三变!在词已尽,意已歇之际,这一句又给了全词多大的空间!接下来,就该是忆旧了吧。可众所周知,市井词人柳七的一生都与“绮陌红楼”、红颜脂粉脱不了关系,他又该忆哪个呢?“堪人属意”的虫娘?“家住桃花径”的秀香?还是与其“四个打成一个”的师师、香香、冬冬呢?让读者试想,如果此处他只忆起其中的“某一个”的话,全词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哪怕他的前二叠写得再如何精彩,这《戚氏》一首的词调都只能算作低下了吧。词人此时大概已近花甲之年,他忆起的该是他的一生,而不仅仅是与其“浅斟低唱”的某一个。所以此处的他忆起的是“当年少日”的“狂朋怪侣”,是他少时的奢靡生活。都说年少轻狂,更何况这年少之人还是他柳永,又加那许多志趣相投的“狂朋怪侣”,怎不让人心醉?柳永不是圣人,那样的生活,他曾经陶醉过。并且此时忆起,也并非悔恨自己当年的颓堕,而只是慨叹时光易逝、年华似水之意而已。“遇当歌、对酒竞留连”。这样的词句,词人写下时的心境何为,连读者也是不忍想象的。也无需读者想象,下句“别来”二字就已足足道出了作者空忆当年的痛楚了。那样的生活,早已随时光远去了呀!“迅景如梭,旧游似梦”。以往日之欢娱,衬今日之落寞。很通俗的比喻,却让读者眼前出现了词人那再清晰不过的痛苦面容。逝去的日子如云烟,被岁月这柔沐温和却又狰狞至极的风吹得一丝不剩了。往昔再不会回返,又怎能不让作者长叹呢?接下来的一句引出“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这一痛苦的根源,作者并未有明确的态度。重又回到现实,是作者的自问,也是作者的茫然。这是全词中作者矛盾心理的第三次深化。让读者看这全词中作者唯一一次以第一人称的发问:“烟水程何限?”这样的碌碌奔忙,到底何时才是尽头啊?这样的笔力,是没有切身经历之人万万难及的。这一瞬间的情感爆发之后,又转入了议论:“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这可以说是议论,也可以说是收束,是对上文的种种心境的一种慰藉:他一生不曾放弃对名利的追逐,那么如何地憔悴也自是命里该着的,又何必在此枉叹呢?因此作者为强调自己的“无事觅闲愁”,又以感情更加强烈的方式加了一句:“追往事、空惨愁颜”。至此,议论结束。不知不觉间,已是一夜的辗转。而“稍觉轻寒”之后,才蓦然惊觉“漏箭移”了。时间已是接近拂晓,又听闻远处“渐呜咽、画角数声残”的乐声,那“轻寒”,想来也是入情、入心地难以承受了。而此时的词人,此时抱臂“对闲窗畔”的词人,已是渐趋于平静了。无论有再多的不甘,无论有再多的憾恨,他也只能继续上路了。“驱驱行役,苒苒光阴”早已注定了他一生的奔碌不平。而这“停灯向晓,抱影无眠”的一夜,也只是他万千千万个难眠之夜的一个剪影吧。
最末一叠并不能算作全词的高潮部分,可这由此及彼、由今忆昔又由昔论今的一波三折,也无疑是给此文的情调注入了更新鲜的血液,一代才子词人于这诗余曲源的词上的功力也可见一斑。“孤馆”中独自伤今的词人本已有孤凄苍凉之态,再加上“年少日”“暮宴朝欢”的神来一笔,真真是让这一阙《戚氏》同时有了不逊于诗的含蓄不亚于曲的直率。于蕴秀之中见真切,于深惋之中显淋漓,正是柳永本色!
这首《戚氏》说是词人一生的总括也是不为过的。全词由近及远、由远至近挥洒自如;抚今忆昔、由昔感今一气呵成;由傍晚到深夜、由深夜至黎明一丝不乱;由眼前望江关、由孤馆怀帝京自然运转。描情叙景、铺叙怀旧、旷古达今,真正是独属于柳永的悱恻动情与荡气回肠。在词的内容上更是大开大阖、毫无避忌、一气贯穿。长达212字的长词一韵到底,与平常之中显其非同寻常,却无一丝险韵,自然而然。莫说是这词上,便是今人作文,又能有几个如《戚氏》般细针密线,平稳中而字字嵌插不失作者个性的奇异之处、棱角之笔?今人自知。
尤其是词的最后,这白衣卿相留给读者的最后一个镜头:天上一颗白亮的启明星遥挂,星下一袭长衣及地“对闲窗畔”的词人被定格的身形,孤索,凄凉。宋人将之与《离骚》媲美,认为是前后辉映之作,可见其时誉之盛。宋王灼《碧鸡漫志》:“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宋人的评价,让这首冠古绝今之词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