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
这是起首写离别苦闷的爱情词。
辛弃疾起生写了许多“大声镗鞳”的抚时感事的词章，但“稼轩词，中调、小令亦间作妩媚语”（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语），其中颇有不失为优秀的篇章，这首《清平乐》，便是其中的起篇。
词写起个闺中少妇，与所爱的人，起别经年，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是所爱的人变了心，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上片，“春宵睡重，梦里还相送。”写这个闺中妇人，春夜做了起个梦，梦见当年两人分别相送时的情景。她待要找寻玉钗分起半与所爱的人做纪念时，惊醒过来，“才知是梦”。写得情凄意切，感兴淋漓。
下片，“起从卖翠人还，又无音信经年。”与心爱的人长久离别，而不能见面，且又无音讯。怎办呢？“却把泪来作水，流也流到伊边。”只好以眼泪作水，自离别以后，流的泪水，汇流成河。这由泪水汇成的河流，也早可以流到心爱人的身边了！描写得多么形象生动，维妙维肖，细腻感人。由于作家的笔触深入到描写对象的心灵深处，把握住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情境，捕捉住足以代表情人之间别离苦闷的特定特征，因而塑造出有个性特征的动人形象，从而产生了感人的艺术效果。
《宋四家词选"序论》说：“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概括了辛词的基本风貌。辛词以豪迈雄大见长，这方面的作品是极为丰富的。但是，辛弃疾也同时创作了起批以婉约秀娟而著称的作品。这些作品，如娇艳的春兰，与他的另起大批有如傲霜秋菊的作品，争奇斗艳，显示了作家生活的广阔和才华的超绝。正如这首《清平乐》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词人的心扉，让我们领略了他丰饶多姿的艺术才华。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
作为咏物诗，若只是事物的机械实录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
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石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石。加“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似乎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视若等闲。第三句“粉骨碎身浑不怕”。“粉身碎骨”极形象地写出将石灰石烧成石灰粉，而“全不怕”三字又使我们联想到其中可能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至于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作者在直抒情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
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明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明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
这是一首恋情词，叙述一个“偷掷春心”的少女对远在他乡的恋人的怀念与忧思。这位少女的身分，词中虽有“青楼”字样，但据曹植《美女篇》“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她应是府第中的闺阁，由词意可见，她不是妓女，而是良家女儿。她对恋人的感情是纯洁无瑕的。写恋爱男女双方分开而引起忧愁的情感，是唐宋词中常见的主题。但吕渭老的这首词，却鲜明地表现出疏秀明丽、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
这首词的中心写的是愁。作者在起调处就开始刻画这位少女的“愁”的形象。以“春晚”点出时节，暗寓伤感。在古典诗词中，晚春常常出现百花零落的“残红”景象，象征着“愁”。“昼寂寂、梳匀又懒”，承“春晚”而来。寂寞与“懒”，都是晚春季节给人的感受，这里同时又是这位少女孤单无伴、百无聊赖的心理表露。她虽然梳头、匀面，但却只能独坐“青楼”，独消永昼。“乍听得”两句，转写动景，亦承“春晚”而来。鸦啼莺弄，本当赏心悦耳，可在她，却引起了相反的效果：“惹起新愁无限”！用反跌之笔，更为深刻地写出了这位少女心灵深处的“愁”。至此，始露“愁”字，又借莺声引出，是作者用笔婉转生姿处。这是全词的第一个层次，写少女的忧愁的情态，一片愁云，笼罩全词。“记年时”以至上片结句，是全词的第二个层次，以回忆的笔调，从刻画形象、剪裁画面入手，写这位由初恋至热恋的全过程。
插入叙事。“记年时”的“记”，是个“领字”，领起下文五句，在语法结构上，这五句都是“记”的宾语，是少女所“记”的内容。这五句，层次分明，连珠而下，气脉一贯，从中似乎可以觉察到这位少女在恋爱过程中紧张而愉快的心情。这五句所叙述的内容层次是：先写初恋的时间：“年时”，即那年。“偷掷”两句，则是写与恋人初次相见时的情态。作者在“相见”前连用“花间”、“隔雾”、“遥”三个修饰语，把这次相见写得温馨浪漫、极富情致。且写出见面时相距较远，而且在花丛中由花枝掩面。尤其是还隔着那轻纱般的雾。这就活画出这位少女在恋情（“春心”）萌动、勇跃欲试时的羞涩与紧张，与“偷掷”的“偷”字配的搭极当。自然，作者把这次相见置于如此美妙的环境之中，不无象征爱情美好。然后写恋情的发展：“角枕题诗——宝钗贳酒——共醉青苔深院”。这里的“便”，也是“领字”，有“于是，就……”的意思。在“记”字领辖范围中，再用一领字，意在加强下三句的句间联系，层层递进，不容稍懈，表现了双方恋情的迅速发展。同时，用“便”字把“记”字所领起的五句，在节奏上分开，使下三句成为上二句的自然发展，上二下三之间，“便”字成了联系的纽带。领字之中有领字，使结构疏密有致，节奏鲜明，足见作者驾驭语言功力。
下片换头处以“怎忘得、回廊下，携手处、花明月满”，紧接上片，并为上片的美好的回忆作总结。紧接着，用“如今但……”作有力地转折，开拓这首词的第三个层次，展现出凄凉的画面。这一层，与上片所写对爱情的美好回忆，正好互为反衬，从而表现这位少女心灵深处的凄凉，同时也揭示了这位少女“愁”的根源所在。这正是作者的曲折用笔，巧妙安排。“但”是个“领字”，领起“暮雨”、“蜂愁蝶恨”、“小窗闲对芭蕉展”三句。这三句，一句一个画面，景中寓情。
“暮雨”纷纷萧萧，如丝如麻，景象暗淡凄清而纷乱，从而进一步表现了少女心情的纷烦与凄苦：“蜂愁蝶恨”一景，承“暮雨”而来，明写蜂蝶，暗写少女，“小窗”云云，则是明写少女了。三句内容的排列，由物而入，由晦而显，然后再以“却谁拘管”直抒幽怨，同时也暗示出她那美好的爱恋，已如流水落花，不堪回首，为最后一层意思预作安排。最后一个层次，是词的歇拍：“尽无言、品秦筝，泪满参差雁。腰支渐小，心与杨花共远。”这是全词抒情达意的脉穴，写尽少女愁极而悲、悲极转忧恨的复杂情态。筝，《隋书·乐志》说始于秦，故称秦筝；筝声哀，故称哀筝。
李峤咏筝诗有“莫听西秦奏，筝筝有剩哀”，岑参《秦筝歌》有“汝不闻秦筝声最苦”、“闻之酒醒泪如雨”等句。筝十三弦，承弦的柱参差列阵如雁行，故刘禹锡称其“玫瑰宝柱秋雁行”（《伤秦姝行》）。这位少女“闲品秦筝”以写其哀，声情相应，不禁悲从中出，以致“泪满参差雁”。意深而语新，一句写尽少女相思之苦。“腰支渐小”，说人消瘦，是长期愁苦悲痛的明证。“心与杨花共远”，借杨花飘逝以写少女愁绪的悠远、渺茫，心犹杨花，杨花似心，寸心千里，情深而句秀，有“有馀不尽之意”（张炎《词源》），深得词家结句之法。且杨花变晚春之物，用以结句，遂使全词首尾照应，回环往复，浑然一体，亦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这首词叙事抒情，层次分明，从刻画形象入手，由画面组织成文，构思巧妙，情致婉转。前人称吕渭老的词婉媚深窈，与美成、耆卿相伯仲。从这首《薄幸》词看来，并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