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前十八句为第一段。首四句以议论开头，说明只要统帅神武，从军就无苦有乐。接着“相公征关右”以下六句，以曹操用兵的神武予以证明。诗中以“震天威”、“俯拾遗”、“一举”、“再举”等夸张之笔，写曹操用兵所向无敌的神武之态；以“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写曹军的兵强马壮、轻捷矫健；接着八句，以“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写军中饮食宴乐之盛和俘获物资之多。
“歌舞入邺城”以下十四句为第二段，写班师凯旋，并述厉节入仕协理朝政的怡然自得。
全诗语言明快，感情豪壮，专写从军之乐，极尽铺张扬厉，比喻夸张，与其它“愀怆之辞”（钟嵘《诗品》）迥然不同。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这首词描写离愁别恨。
上片写离愁。“彩舟载得离愁动，无端更借樵风送”二句，想象十分丰富，构思奇特，它突破了向来以山、水、烟、柳等外界景物来愈愁的手法，把难于捉摸、无踪无影的抽象愁情写得好像有了体积、有了重量。这里，“彩舟”指行人乘坐之舟。长亭离宴，南浦分手，一片哀愁。现在，兰舟已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随着兰舟的渐渐远去，哀愁不但没有减轻，所而愈加凝重。他的心头仍是那样的悲哀，以致觉得这载人的舟上，已经载满了使人、使舟都不堪负担的离愁同行，无法摆脱，无法疾驶。后来李清照《武陵春》中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恐怕就是受此词的影响。“无端更借樵风送”紧承上句，船借着顺风飞快地远航而去，那伫立在岸边送行人的倩影，很快就不见了。词人五内俱伤，哀感无端，不由地对天公产生了奇特的怨责：为何偏在这个时候，没来由刮来一阵无情的顺风，把有情人最后相望的一丝安慰也吹得干干净净呢！这句中，“无端”即无缘无故之意。“樵风”，典出《会稽记》。郑宏年轻时上山砍柴，碰到了一位神人。他向神人请求若耶溪上“旦，南风；暮，北风”，以利于运柴，后果如所愿。故“樵风”即有顺风之意。
“波渺夕阳迟，销魂不樵持。”二句变上面的郁结蟠曲为凌空飞舞，由疏转密，情中布景，词人展望前程。天低水阔，烟波茫茫。一抹夕阳的余晖，在沉沉的暮霭中看去是那般的凄凉、毫无生机与情趣。独立在这苍茫的夕阳下的舟中，那孤舟中的离人怎能不有“销魂不樵持”的悲叹呢！这两句景中含情，情中有景，真所谓情景相生，互相映衬，相得益彰了。词人“不樵持”的不仅因为那“波渺”、那“夕阳迟”暮，而且更有那浓浓的“离情”和那不解人意的“樵风”。因此，“销魂不樵持”一句便是上片的总结，由此过渡到下片。
下片是对孤独凄凉处境及其心态的描写。“良宵谁与共，赖有窗间梦”这二句由上片的白日的离愁而转写别夜的落寞惆怅及其凄凉。词人明知这别后无人共度良宵，而又故作设问，进一步凸现了心头的凄凉、处境的寂寞冷清及其对爱情的忠贞不二。词人现在只有独卧窗下，在神思魂萦的梦境中才能和心上人再次相见。这里一个“赖”字，说明词人要把梦中的欢聚作为樵己孤独心灵的唯一感情依托。这一问一答，有力地表现了词人别后孤独凄凉落寞的心态。
“可奈梦回时，一番新别离”二句紧承上句而来。词人只有在梦中与情人相见，但梦毕竟是虚幻的、短暂的。梦中的欢聚，只不过是词人苦思冥想而成的一种超现实的精神现象反映而已。梦中的欢会虽然是热烈的、缠绵温馨的，无奈梦毕竟是要醒的。待到梦醒之后，那番梦中相会的欢乐却又导致了“一番别离”的痛苦！词人越是将梦中的欢会写得热烈缠绵，就越反衬出现实生活的悲凉、痛苦。
这首词上片联想奇特，怨责无端；下片文心跌宕，一波三折，写有情人分别后思想感情的变化，摇曳多姿，极其细腻传神，这也是贺词的艺术风格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