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前两句说明自己本意并不想弃世，是积极想融入这个社会的，但却被无情的社会抛弃。有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的诗味。
第三、四两句叙说了自己一旦放下世俗，获得自由，天宽地阔无人能管制，很有点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第五、六句用典，借燕人蔡泽早年不得志，但仍不放弃，最终大器晚成的故事来勉励自己。
第七、八句运用哲学思想，说明不惊动猎物的猎人才是好猎人，一个好的樵夫不会随意毁坏乔木。
最后两句说出归隐乡间呼朋唤友，与志同道合者聚集一起也是一种乐趣。
名家认为“潦倒”一词用在李白身上是恰当的，而《送蔡山人》这诗正是李白在其仕途路上所遭遇的不幸的写照。李白金门传诏，但是在担任供奉翰林后，他与李林甫针锋相对，毫不相让：“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他深深憎恶“群沙秽明珠，众草凌芳孤”的黑暗现实，对横行跋扈的权贵和趋炎附势的小人强烈愤慨“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天子，“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己昏。” 他决心披肝沥胆，直谏天子，横批逆鳞。提出十条勤政务本的建议，李隆基不悦，李白被“出宫思过”。他悲愤彷徨，过分高估天子的爱才之心，低估奸臣的诽谤中伤。这条理想道路竟然如此泥泞难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之一）。结构的巨大跳跃，突兀奇来、不可端倪的诗句间激荡着李白矛盾的内心，他靠诗歌排解郁结胸中的不平之气。他日渐消极，“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之三），怀着无限惆怅失落和郁闷难抑的苦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的等待，天宝三年春，李白傲然请辞离开长安！“赐金放返”后的李白，悲愤不平，“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他借酒消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一直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在永王再三恭请下，李白从军李璘幕府。他以为自己从此走上从军报国之路，踌躇满志地为李璘出谋划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以至于后来他落得个“长流夜郎”的下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这句诗便是描写李白被赐金放还时其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即“尔时情景虽复潦倒”。
回到《送蔡山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这是李白对世俗的看法，认为自己主观还是积极的，而消极的世道容不下李白本身。李白出长安，游走四方，一句无倪舟，一句纵远舵，道出了游走四方的迷茫，天下之大，何处是我李白的容身之所？燕客期跃马这句笔锋这转，又回到了我本不弃世，这哪是我李白不想干一番事业，我也想像蔡泽一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怕我的年纪也像蔡泽一样不在年轻。唐生安敢讥又承接了前句世人自弃我，那些笑我，嘲我，讥我，讽我的人安能如此？为什么自己落到如此境地？自己现在的默默无闻，并不是自己的才能问题，而自己只是一个高明的猎手或是好的樵夫那样，不惊动自己的猎物，不毁损乔木罢了。一时的失意我并不放在心上，我可以回到乡间与朋友到处游玩，等待着时机。因为李白所选定的人生道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注定要以寂寞与潦倒为伴的，所以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这也是他之所以在一生中最崇拜的鲁仲连这种独往独来的英雄的原因所在吧。因此他要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所以他只能引蔡泽这样的暮年英雄为自己一生的知己。与山间的松月为友，自然而然地暗示当时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可以想象李白当初在长安待诏翰林任上，他人对其如此奉承殷勤，可是离开京城、身陷囹圄之际，却饱尝了世态炎凉。但是，透过期跃马，勿惊龙，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到，李白仍然是历尽挫折，初衷不改。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还是十分令人佩服的。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首联二句，直书事始，即从戴安澜将军率所部入缅甸远征抗日写起。两句是因果关系。国难当头，拄危急需栋梁；骁将受命，慷慨即赴疆场。诗人一落笔便将被挽者的高大形象安置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中，凛然正气，遂尔笼罩全篇。“赋采薇”三字，用远征赴敌的古典，精切不移，于叙事则有雍容不迫之气度，于行文则有渊雅流丽之风致。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颔联二句，机律对仗，突出戴安澜将军所辖之第二○○师的军威。上句言其装备之精良，扣住其师为机械化部队的特点。不过，武器虽然很重要，但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人，故下句紧接着就强调该师将士之勇猛，笔意十分周至，且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见识甚为高卓。古诗词中例多以虎罴、貔貅之类猛兽来赞颂勇武的军队，本篇却说“勇夺虎罴威”，是翻倍写法，比直接用虎罴来形容悍师劲旅，更其生动。此五字神采飞扬，亦是一篇之警策。“机械”、“虎罴”，各为本句自对，也颇工致。
“浴血东瓜机，驱倭棠吉归。”颈联二句，仍然机律骈偶。辞意是进而叙说第二○○师在缅甸的战争历程。“东瓜”、“棠吉”，以域外战地译名入诗，谓之实录，可称“诗史”。当日参加戴安澜将军追悼会者，很多是第二○○师的将士，挽诗中特别提及他们在缅甸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倍显亲切。这样，挽诗也就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尾联二句，收笔回到戴安澜将军本身，哀悼他赍志以殁，缴出挽诗吊唁逝者的主题。一“竟”字写出诗人闻此将星陨落之噩耗后的震惊与痛惜，虚字传神，富有感情色彩。而痛惜之余，思及戴安澜将军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暨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而献身的，乃觉得他虽死犹荣，重于泰山，故结句赞其壮志无违——壮志无违则问心无愧，将军的英灵可以含笑于九泉了。这里名副其实是卒章显“志”：此“壮志”是戴安澜将军之壮志，又是诗人毛泽东之壮志，更是当日四万万中华儿女之壮志。孔夫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的子弹，能够射穿将军的躯体，却不能够毁灭将军的精神。一夫之志尚不可夺，何况四万万众之志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此诗不啻是借歌颂一个戴安澜将军来歌颂整个中华民族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誓与侵略者奋战到底的伟大精神。所吊者国之殇而所彰扬者国之魂，其笔重矣！其旨大矣！
全诗以戴安澜将军率部人缅抗日为题材，以缅南东瓜之战、缅中棠吉之战以及缅北遭遇伏击、不幸牺牲为线索，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英勇献身，长歌当哭，英名永存。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抒怀之作，明写离群孤雁，实写与其同病相怜的自己。
大雁不善于单独生活，离群往往是迫不得已，所以那些落单的大雁容易让人心生怜悯之情。纳兰此时就像一只“霜冷离鸿惊失伴”的孤雁，当他在满地秋霜中抬头看见那只拼命南飞、声声哀啼的大雁时，忍不住喃喃自语：“你可知这地上有个人与你同病相怜啊！”他想要把满怀愁绪用书信寄出，但“愁多书屡易”，他发现愁绪太多且变幻不定，屡屡修改增删，这封信便迟迟写不下来，于是只能对着烛光暗自垂汨，即“双泪落灯前”。越是纷乱，就越想拆解清楚。所以陷入情绪困扰中的人容易追思往事，纳兰提醒自己“莫对月明思往事”，那只会让人衣带渐宽，形影憔悴。可是这样的提醒往往是苍白的。一个人最难明白、也最难管住的莫过于自己的心。
“无端嘹唳一声传。”云中忽然传来一声孤雁哀鸣，抬头望去，那孤单的影子在初秋的寒风之中缥缈远去。末尾“西风吹只影，刚是早秋天”和上阕里“同病相怜”二句已将天上孤雁与地上旅人合二为一，所以，这孤单的“只影”既是雁，也是人，一语双关，给人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
全词突出了人雁合一，情景合一，雁之孤影与人之孤独，交织浑融的意境；抒发了孤寂幽独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