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是有名的古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曾建都于此。隋炀帝时,在旧城以西十八里营建新城,武则天时又加扩展,成为唐代的东都,而旧城由此芜废。许浑这首诗是凭吊故城感怀。
诗的开头以“禾黍离离半野蒿”,直落登城所见,满目荒凉残破,昔日华丽雄伟的宫殿已荡然无存。诗人正是通过眼前景物的描写,托出“故”字,把昔日之兴盛与今日之凄凉作尖锐地艺术对比,从而引出“昔人城此岂知劳”的无限感慨。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奢华享乐,役使千千万万的劳力建起了洛阳宫殿和城池,而今却已倾圮残毁。在这里,诗以“岂止”构成反诘,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愤怒批判和无情嘲讽。
颔联承上作深入描写以“市朝变”与“水声东去”、“宫殿高”与“山势北来”做鲜明对比,并照应首联,揭示权贵之不能长存,表达诗人登城凭吊之情。
颈联更写出了故城的荒凉冷落。“鸦噪”说明这里凄清,人迹罕至;“雁迷”,说明这里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一幅鸦噪图,一幅雁迷图,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写景逼真,细节处处传神,以不懂人事的鸦、雁,反映人事的变化,显得深刻有力。
尾联承上以反折作收,富贵之不得长存,人生之过于短暂,这使诗人痛苦、感慨,从而产生羡慕神仙的思想,但诗人却反说“可怜”,正说明诗人认为虚妄的神仙故事也不能解决现实的矛盾,不能解决思想上的苦恼,故用“可怜”的反言以见意,表达了他这种怀古伤今的感慨的深沉与无限的悲伤。
诗的首句“禾黍离离”,《<诗经>黍离》开首的“彼黍离离”化用而来的,暗含对过去王朝兴灭更替的追思。第二联表达对这座由劳苦百姓辛苦修建,却终遭废毁的城市的痛惜之情。“水声东去”既是写实景(故洛城紧靠着洛水北岸),又是双关寓意。诗人由脚下奔流向东的洛水,生发出光阴流逝,人世沧桑的感慨。尾联借用典故慨叹世人不能像太子普那样逍遥自在地超脱于尘世变迁之外。
全诗主要通过洛阳看到的荒凉残破的景象,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关怀和殷忧,对那些脑满肠肥无所用心的达官贵人以及浪荡公子等醉生梦死之徒,充满了愤懑和鄙弃之情。吴汝纶曰:“末刺贵游不知时变,但解行乐也”窥破了诗人的用意。
由于许浑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王朝由鼎盛转向衰落的转折,且作为时代的一份子又无力挽救这历史的遗恨,他追抚山河陈迹,俯仰今古兴废,苍莽历落,感慨深沉,所以此诗盈溢着浓浓的失落感和幻灭感。此篇起得苍凉,接得开阔,对偶工整,句法圆活,在其怀古诗中亦称名作。可惜的是后半篇比较薄弱。颈联虽然刻画工细,但未能翻出新意,缺少转折波澜之势。结尾更落入俗套,调子也嫌低沉无力。全诗没有李白的豪放,也没有杜甫的深沉,却有一份浓浓的凝重以及万重无奈的思绪下想让历史的车轮逆转来找回昔日盛景的希冀。但许浑的幻灭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也是情有可原的。
《小雅·北山》这首诗着重通过对劳役不均的怨刺,揭露了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和下层的怨愤,是怨刺诗中突出的篇章。
诗的前三章陈述士的工作繁重、朝夕勤劳、四方奔波,发出“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怨愤。“嘉我未老”三句典型地勾画了大夫役使下属的手腕,他又是赞扬,又是夸奖,活现了统治者驭下的嘴脸。
后三章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十二句接连铺陈十二种现象,每两种现象是一个对比,通过六个对比,描写了大夫和士这两个对立的形象。大夫成天安闲舒适,在家里高枕无忧,饮酒享乐睡大觉,什么征发号召不闻不问,吃饱睡足闲磕牙,自己不干,谁干却去挑谁的错,说谁的闲话。士却被这样的大夫役使,他尽心竭力,奔走不息,辛苦劳累,忙忙碌碌,什么事都得去干,还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了差错,被上司治罪。这样两种对立的形象,用比较的方式对列出来,就使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在比较中得到鉴别,从而暴露了不合理的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及其不合理性。在对比之后全诗戛然而止,没有评论,也没有抒发感慨。通过鲜明的对比,读者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多让读者去体味涵咏,不必直写。所以,吴闿生《诗义会通》评论这是“妙笔”。
唐韩愈的著名长篇五言古诗《南山》,其中有两段,一段连用十九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另一段连用三十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都是两句一对比。很明显,韩愈借鉴了《小雅·北山》的这种手法。但是,韩愈的诗未免过于铺陈繁富,如沈德潜所批评:“然情不深而侈其辞,只是汉赋体段。”比较而言,韩愈诗不如《小雅·北山》情切而明晰。
第五章首句“或不知叫号”,现代学者多释为“呼叫号哭”,译释为“人间烦恼”(余冠英)、“悲号”(金启华)、“人叫号”(袁梅)、“放声大哭”和“民间疾苦”(程俊英)等等,多是说这位大夫听不到人民痛苦的怨诉或号哭。这样来译释,多少感到突兀、牵强,不很圆融。“叫号”一词,毛传解为:“叫呼号召。”孔疏解为:“叫号,连绵字……叫呼号召四字同义也。”傅恒等《诗义折中》解为:“耳不闻征发之声。”吴闿生《诗义会通》解为:“叫号,呼召也,不知上有征发呼召。”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解为:“不知道有号召。”这些解释比较接近原义。照这样解释,诗中这位悠然自适、贪杯耽乐的大夫,根本不闻不问朝廷的征发呼召,除了吃喝玩乐睡大觉,就是闲聊扯淡。这个形象是比较丰满的。《诗经》的注疏遗产很丰富,有些旧注并没有错,不必曲为新说。
这篇诗在封建社会起到了讽谏作用。等级森严、任人唯亲的宗法等级制度,必然造成如《小雅·北山》诗中所描写的上层的腐败和下层的怨愤,统治阶级这种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必将是内部的涣散、解体以至灭亡。所以,清高宗敕撰的《诗义折中》也强调说,劳逸不均就是“逸之无妨”和“劳而无功”,因此就会上层腐败,下层撂挑子,这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害”。诗中暴露的一些现象,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是存在的。
首联以明快的手法点明了作为远行者的友人此行的行程紧急,以及要去的目的地。以士卒五更即出发而登陇山,道出军情之急。二句中分别用一“登”字、“指”字,既示征途渺远,又显疾进之态。这位即将与诗人离别的远行者,与诗人分手之后,到天快亮、东方欲晓之时就要赶到陇山,攀援登临其山岗之上,而此行要到的地点则是处在遥远的西北边塞的临洮。这样开头,不但表明友人离别的匆忙,同时也表明行者征人赶路的急迫。日夜兼程,行色匆匆,人马迅急,可见前方军情紧急,形势逼人。把这首诗中所描绘的征人出征的景况与杜甫《兵车行》开头几句诗所展现的情景相比,是非常有意思的。杜诗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而在高适的这首送别诗中则没有一点这种征人出征,亲朋相送的场景描绘,有的只是义无反顾的豪雄气概。当然杜甫诗里出征的是士兵,而高适诗里远行的却是护送征夫的县尉,前者是被迫服役,后者则是渴望立功边塞而从军行役。这是两诗表现主旨根本不同的所在,从而其思想风格、情感色调也自然迥异。并且在表现手法上两诗也显然有所不同。杜诗是重墨铺染,而高诗则是概括精炼。“残更”、“远别”四字,用词就极为简洁,不但省去了惜别情景的展示,而且舍弃了行军途程中的一切耳闻目见,突出地表现了行人征夫一心一意手奔赴西北边塞以求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一“登”一“指”又动态地表明了赴边的迅急与行者心情的紧迫。细玩其意,“远行”二字中似乎还包含着诗人的惜别之情。总之,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以引发读者丰富的审美联想。
颔联以“关山事”与“州县劳”对比,认为从军行役之“关山事”,还不如作“州县”之吏那么劳顿,一为高适有任封丘尉之痛苦经历,故有此言;二亦可见其对军旅生活之向往,表现了诗人心中隐隐的一种得意。行者所要踏上的行程,其自然条件毕竟是险恶的,征程也是艰辛的,所以承接首二句下来诗人又通过一个设问,使一开始就高昂激越的情调旋律得到一个回环,由此以表现诗人对行者此次远征的关切。此次远行是由县尉送兵赴边,更可见当时边塞战事的紧张,补充兵力已刻不容缓。这看似简单明白的一问,却含意丰富,既表现出诗人对行者从军行役路途艰苦的体贴关注与惜别难舍之意,同时又赞颂了行者不畏险难的豪迈情怀。感情真挚,态度诚恳,耐人细读。
颈联状疾进之军容,诗人通过想象所描绘出的行者送兵赴边途中的情景。赴边征人军容严正,刀枪林立,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姓白的县尉参与其中,从而使这疾行猛赶、奋勇挺进的行军队伍中忽隐忽现、忽前忽后地闪现着标志着县尉作为使臣所执旌节上的羽饰;而道路两旁的林木,苍苍的树色中也不时有县尉所穿青袍的闪现。诗人侧面着笔,以象征热情之“赤色”相衬,中间“随”字与“引”字锻炼极为生动,既刻画出行者随军奋勇前进,风尘仆仆的劳苦形象,更刻画了行者一往无前的气概,以其随身装束之色彩,传出士卒昂扬奋发之神态,从而给我们展现出一幅气势豪雄的千里行军图;“树色”碧绿,中间用一“引”字,使穿“青袍”之白少府和碧绿之“树色”妙合无垠,给人以满眼生机,以及白少府义气慷慨之奕奕神采。“随”、“引”二字,使诗歌具流走之势,紧扣行军特点。“赤”、“青”二色,亮丽鲜明,颇具青春气息。可谓达到人境浑一,诗画交融之境界。
尾联不直接表达唐军必胜的信念,而以“谁断单于臂”之反诘顿起,再以“今年太白高”作答,显示唐军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之势,这里自然表现出高适此时的一腔豪情。语言响亮有力,用典浑化无迹,此种虚处传神,使诗歌含蕴更为深厚。
全诗的首联写白少府告别亲友带兵轮换到西北边地驻防时登临六盘山头,远离故乡直指河西临洮。颔联写自己作为守边官吏,烦劳地方官员为了关山战事辛苦带兵换防,实在是问心有愧,对不住人家。颈联却笔锋一转,语气豪迈:奔赴边关的将士们,军容齐整,红色箭羽紧随其身,在绿色的原野上青色战袍着身,格外耀眼夺目。言外之意是赞许白少府带兵有方,军势威猛。尾联诗人豪气冲天,尽显盛唐军人的气象:谁能砍断匈奴单于的臂膀,今年的太白星高悬,必有敌人进犯边境,杀敌报国,正等待着英武的军人和将士。
这是一首伤春词、春恨词。此词借抒写男女之间的怅恨来表达作者的愁恨与感慨。上片写重楼春恨,落花无主;下片进一层写愁肠百结,固不可解。有人认为这首词非一般的对景抒情之作,可能是在南唐受后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李璟借小词寄托其彷徨无措的心情。全词语言雅洁,感慨深沉。
词的首句“手卷真珠上玉钩”,即非景语,也非情语,而是客观平直的叙述,算不上以景呼情,也算不上以情唤景。首句“真珠”二字或作“珠帘”,但正如古人所云:“言‘真珠’,千古之善读者都知其为帘,若说‘珠帘’,宁知其为真珠耶!是举真珠可包珠帘,举珠帘不足以包真珠也。后人妄改,非所谓知音。”“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二句委婉、细腻,卷帘本欲观省景物,借抒怀抱,而既卷之后,依旧春愁浩荡。可见,“锁”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心灵桎梏,使人欲销愁而不可得。而“春恨”并不是抽象的,“风里落花谁是主”,风不仅吹落花朵,更将凋零的残红吹得四处飞扬,无处归宿。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人的身世飘零,孤独无依。结句“思悠悠”,正是因此而思绪萧索,悠然神往。
下片从人事着笔,是对春恨的进一步申说,也是“思悠悠”的直接结果。“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则点出了“春恨”绵绵的缘由所在。此句反用西王母与汉武帝典故。据说三足的青鸟是西王母的侍者,七月七日那天,汉武帝忽见青鸟飞集殿前,遂后西王母即至。然而所思主人远在云外,青鸟也不为之传信,思念难解的主人公就更加感到春恨的沉重了。
“丁香结”本是丁香的花蕾,取固结难解之意,诗人多用它比喻相思之愁的郁结不散,如李商隐《代赠》诗有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璟的独创就在于将丁香结化入雨中的境界,使象征愁心的喻体丁香花蕾更加凄楚动人,更加令人怜悯,“青鸟”、“丁香”二句合看又恰是一联工稳的对仗,一人事,一时景,这律诗般的俊语将思念难解之情写得既空灵透脱而又真挚实在。至此,词的感情已经十分浓郁、饱满。当手卷真珠上玉钩的时刻,已经春恨绵绵;风里落花无主,青鸟不传信,丁香空结,则徒然的向往已经成为无望,这已是无可逃避的结局。
最后以景语作结:“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楚天日暮,长江接天,这样的背景暗示着愁思的深广。“接天流”三个字让人想起“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这一意境而言,李璟李煜父子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从整首词来看,末句的境界突然拓展,词中的一腔愁怀置于一个与其身世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环境中,与心灵的起伏波动也是密切相合的。
那充满“春恨”的人事内容究竟具体何指。据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五载:李璟即位,歌舞玩乐不辍,歌师王感化尝为之连唱“南朝天子爱风流”句至再三再四以剌之,李璟遂悟,作《浣溪沙》二阕并手书以赐感化,其中就包括这一首。这样看来,词中的春恨就不是这位风流天子对景抒情的一般闲愁,很可能是南唐受周威胁时的危苦感慨,而“青鸟”句就是忧国之思的深沉寄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