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阕因面对五代时蜀旧故宫而生兴亡之叹，起句之“斜阳废苑”顿时传达出一种繁华褪尽后的凄凉，面对这样的环境，感慨兴亡往往是人最直接的反应。而见证这废苑过往之繁华的梅花，如今依然淡淡开放，风姿如常。一句依然，道出自然恒常与人事无常这一令人无限感慨的现实。然而这一直开放的梅花并非无情，她虽一如既往淡淡开放于这蜀宫废苑，却依依愁悴，似在悲叹蜀宫那逝去的繁华。如果说上半阕面对蜀宫而生的兴亡之感犹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叹，那么下半阕则是因现实而生发的更为沉重无奈的悲慨。
下半阕主要是由梅联想而及南朝陆凯《寄范晔》一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又因此诗中的“陇头”而联想到现实中已被金人占领的北方，“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本因其风雅而流传千古，后人用此典故也多用于怀人念远，但陆游这里用这首诗，却是为了与现实形成对比，表达的是面对中原沦陷的沉痛之情。行人之“别有凄凉意”者，别于上阕中的梅花为五代蜀国的灭亡而感慨，亦别于陆凯的知己分离。当年陆凯在江南折梅而逢驿使，可以就此寄给身在北方陇头的范晔，而如今自己如陆凯一样手捧散发着幽香的梅花，却没有人能够替我带到千里之外的北方，因那里如今已为金人所占。空间上的距离，即便是千里之外，仍是可以克服的，而如今词人面对的是九州陆沉这一更加残酷的现实，纵使他久久地“伫立汀皋”，又怎会有归骑来自那已沦为敌国领土的“陇头”所以，词人只能登上高楼，独自倚望，独自生愁。
上阕写从旧苑梅花而引起怀古之情，下阕因梅而忆人，全词凄恻哀婉，幽雅含蓄，充满了对意中人的怀念与爱惜之情。
这首诗是写古时的读书人，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一、二句表现书房的宁静，三、四句表明自己专心读书，因此，春天过去了许久，也不知道，只是在瓦雀影动、杨花入砚的惊扰中，才晓得已是暮春时节。语言平易，景物生动贴切，开头两句对仗得也很自然，增强了喜悦的气氛。
一二句“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十分宁静的书室，垂柳飞絮的季节，春风娇弱的日子，屋里似乎没人，几只麻雀儿悠闲自在地漫步在书桌上，柳絮轻盈地随风飘落，赖在砚台上不肯动弹，竟然无人拂拭。书室的宁静是由动态的画面表现出来的。这里感觉不到人的影响。不然，麻雀不能闲步书案，柳絮那得安卧砚台。这是以动衬静的反衬手法。
书室里其实有人，那是诗人，“闲坐小窗读《周易》”。然而，书室却宁静得似乎没有人的存在，看来书室的一切动静同诗人都毫不相干，他如老僧入定，全部心思都在《周易》这本书上呢。书室的宁静正衬托出诗人的宁静。
结句“不知春去几多时”是推进一层的写法，拓展了全诗的时间容量。诗句描写的是眼前之景，表现的却是一春之事，花开花落纯任自然，诗人未曾留意，何尝动心。进一步表现了诗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然而，这只是这首诗的表层意思。
“闲坐小窗读《周易》”，《周易》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理论基础，诗人通过这一细节，不着痕迹地透露了全诗的主旨。当诗人全身心地沉浸在理学世界中的时候，内心世界一片从容，一片自然和乐，世间万物都不能进入他的意识。诗人表现的是他的理学涵养功夫。
湘灵是神话中的湘水之神，屈原曾以《湘夫人》为题写过她们。这时的鲁迅，同当年的屈原有相似的悲愤心情，这时的中国也同当年楚国一样的黑暗和腐败，因此，鲁迅在这一时期写作的诗歌大多跟《离骚》同调。如《送O.E.君携兰归国》中的“椒焚桂折佳人老”，《无题》中的“花树已萧森”，此诗中的“芳荃零落”等，都可看出鲁迅对屈原的学习与借鉴。
这首诗的正面是写“秋象”，全诗都笼罩在一派秋色的肃杀的氛围中，这正是中国那时一片政治氛围的象征。首句：“昔闻湘水碧如染”，暗点一个“秋”字，但“昔”时的秋是美丽的；接着，诗人不避重，用了“今闻湘水”一语，一个“闻”字把今、昔紧紧联系起来，作了鲜明对比：富有诗情画意的“碧如染”，一变而为触目惊心的“胭脂痕”。这一巨变，不仅震惊，连作为神的湘灵也没有想到。她照常梳妆打扮，妆成临水而照，才发现湘水已经变色。“皎如皓月窥彤云”，一个“窥”字写出了湘灵惊骇的神态，她简直不敢正视那惨烈的情景。这句诗意，可能取意于刘安评《离骚》的话：“嚼然泥而不滓”。作者鲁迅在这里除了写湘灵的神貌，还在于说明：阴云不能毁损皓月的皎洁，比喻革命者的精神是摧毁不了的。“芳荃零落无余春”，比喻革命力量被摧残殆尽，社会了无生气。颈联既是湘灵皎瑟歌唱的内容，也是作者鲁迅真情实感的写照。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写道：“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中，……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上述两句诗的最切实的注释。“皎完瑶瑟人不闻”，比喻由于军阀的禁锢和封锁，人们难以知道生活中发生的悲惨事实。“太平成象盈秋门”，末句明写出“秋”字，与首句的暗点遥遥呼应。
全诗爱憎分明，对比强烈。激荡的湘水与寂寞的高丘，鲜艳的红云与漆黑的寒夜，皎美的湘灵与零落的芳荃，互相反衬，层层加深。这首诗的格调，尤其是前四句描绘和歌颂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那种明快和优美的境界，在鲁迅诗作中是比较特殊的。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这首词写少妇的哀怨。
上片首二句对举成文，境界凄冷，是女主人公周遭的环境，与后面所表现的她内心的凄寂和谐地统一起来。“玉郎”三句，为女主人公的想象之辞，用“玉郎”在外纵情，反衬自己的孤独。
下片二句是上片感情的直接抒发，“春朝秋夜”，喻时日之长。哀怨之深。“少年”二句，痴情反问，曲尽怨恨，而怨愈重，情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