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公元750年（天宝九年）。当时，诗人供职于高仙芝幕府，不受重用，因而心情压抑，此时诗作中大都有思乡之语，这一首为其中最沉郁、伤感者。
首联两句以鲜明对比来说明离家西行已越发遥远，返回之期更是渺茫，只能在极度思乡之时偶尔回首而已，可是行程仍然继续往西，那种无奈与沉痛扣人心弦。颔联写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景物的重复单调，使诗人在无聊的旅途中，更增对家乡的怀念。颈联极言时间之延滞，路途来回之遥远，表明诗人对域外生活已经十分厌倦，如此则更见思乡之苦，思乡之切。尾联写诗人与友人分别后不到一年就头鬓斑白，可见其受愁思煎熬之深。
作者任滁州刺史时，游览至滁州西涧，写下了这首诗情浓郁的小诗。此诗写的虽然是平常的景物，但经诗人的点染，却成了一幅意境幽深的有韵之画，还蕴含了诗人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与忧伤情怀，也就是作者对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
首二句写春景、爱幽草而轻黄鹂，以喻乐守节，而嫉高媚；后二句写带雨春潮之急，和水急舟横的景象，蕴含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可奈何之忧伤。全诗表露了恬淡的胸襟和忧伤之情怀。
诗写暮春景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是说：诗人独喜爱涧边生长的幽草，上有黄莺在树阴深处啼鸣。这是清丽的色彩与动听的音乐交织成的幽雅景致。暮春之际，群芳已过，诗人闲行至涧，但见一片青草萋萋。这里幽草，深树，透出境界的幽冷，虽然不及百花妩媚娇艳，但它们那青翠欲滴的身姿，那自甘寂寞、不肯趋时悦人的风标，与作者好静的性格相契，自然而然地赢得了诗人的喜爱。这里，“独怜”二字，感情色彩至为浓郁，是诗人别有会心的感受。它表露了作者闲适恬淡的心境。王安石有“绿阴幽草胜花时”之句，写初夏之景，与此同一立意。首句，写静；次句，则写动。莺啼婉啭，在树丛深处间关滑动。莺啼似乎打破了刚才的沉寂和悠闲，其实在诗人静谧的心田荡起更深一层涟漪。次句前头着一“上”字，不仅仅是写客观景物的时空转移，重要的是写出了诗人随缘自适、怡然自得的开朗和豁达。
接下来两句侧重写荒津野渡之景。景物虽异，但仍然循此情愫作展衍：“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两句是说：到傍晚时分，春潮上涨，春雨淅沥，西涧水势顿见湍急。郊野渡口，本来就荒凉冷漠，此刻愈发难觅人踪。只有空舟随波纵横。“春潮”与“雨”之间用“带”字，好像雨是随着潮水而来，把本不相属的两种事物紧紧连在了一起，而且用一“急”字写出了潮和雨的动态。结尾句。用“无人”一说明渡口的‘“野”。二句诗所描绘的情境，未免有些荒凉，但用一“自”字，却体现着悠闲和自得。韦应物为诗好用“自”字，“自”字皆可释为“自在”“自然”之意，含有“自我欣赏”、“自我怜爱”的意蕴。“野渡”句当作如是解。舍此，便与一二句相悖谬了。这两句以飞转流动之势，衬托闲淡宁静之景，可谓诗中有画，景中寓情。
这首诗中有无寄托，所托何意，历来争论不休。旧注以为这首诗有政治寄托，说是写“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蕴含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可奈何之忧伤，但过于穿凿附会，难以自圆其说。有人认为“此偶赋西涧之景，不必有所托意”。实则诗中流露的情绪若隐若显，开篇幽草、黄莺并提时，诗人用“独怜”的字眼，寓意显然，表露出诗人安贫守节，不高居媚时的胸襟，后两句在水急舟横的悠闲景象中，蕴含着一种不在位、不得其用的无奈、忧虑、悲伤的情怀。诗人以情写景，借景述意，写自己喜爱和不喜爱的景物，说自己合意和不合意的事情，而胸襟恬淡，情怀忧伤，便自然地流露出来。 这首诗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这首诗是《红楼梦》中林黛玉惜“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的寄慨之作。林黛玉自谓：“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恰好被贾宝玉翻见，将这组诗题为《五美吟》。《五美吟·明妃》就是其中之一。
组诗中所写的人事其实并非都据史实。如东施效颦出自《庄子》，带有寓言性质；《西京杂记》中所写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以致不为汉元帝所知而被诏使出塞的情节只是传说；至于出自《虬髯客传》的红拂形象则更经传奇作者的艺术加工。
这首诗中的议论原本是借古讽今，为现实感受而发。林黛玉讥刺汉元帝大权旁落，听命于画工，表现了她自己不肯听人摆布的独立性格。
诗中所咏与小说情节的某种照应关系，这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五美吟》写的都是关于死亡或别离的内容，有的还涉及事败或者获罪被拘系，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在现存材料很少的条件下，要确切地阐明作者的意图还是不容易的。在《红楼梦》戚序本与甲辰本上有一条早期批语说：“《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十独吟》在后四十回续书中没有，当是已散失的后半部原稿中薛宝钗或史湘云所写的诗。从诗题看，大概是借古史上十个独处的女子如寡妇、弃妇、尼姑和离别丈夫的妇女等的愁怨，来写书中人物的现实感触的。所谓“对照”当也不仅仅限指诗题。
顾炎武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启蒙学者，博学强记，耿介绝俗，以著作《日知录》驰名于世。
抗清失败后，顾炎武奔走南北，眼界大开，对人生的认识也更加殷实、深刻了。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崇尚“游谈无根”的理学情况，《与友人书》以“为学”为话题，发抒了独具个性的治学观。
文章的结构呈放射状。作者从为学者与自我、现实的学友、书本（实际上仍是人——古代作者或书中古人）、历史的“学友”（文中提到了孔子，实际上是指对提升学者的学养有帮助的一切古人）的关系切入，精到地阐述了这四组关系中的心灵互动的重要性。他要求为学者做到博学审问（广泛涉猎，详细考究）、稽（与别人心灵契合）、求其是非之所在（实际上指学会辨析，学会批判），使别人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东西，从而拓展自己的知识疆域。作者强调为学不是始于学习，终于学习，而应该联系实际，学有所用，即“有济于天下”。为学应该贯穿人生的始终，不进则退。这是为学者必须谨记的一条法则，圣人也不例外。
文中提倡的是一种注重“广博、渊深、实用”三位一体的治学观，辨证而深刻，实在而灵活。这不仅对当时的学人具有警策的作用，对现代的人们如何打造书香人生，创建学习型社会，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