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写爱情的欢悦和失恋的痛苦,运用铺彩摛文的手法来刻画女主人公丰富的感情活动。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追忆初识的光景;然后是回忆热恋时的情景;最后是抒写被弃的景况。
在描写热恋情景时,诗中一连用了十一对问答句子,显露了热恋中人心灵的激情颤动,和他们对幸福的热烈追求。吟哦之下,仿佛看到他们一次次互赠信物,以表“殷勤”之意,听到他们频频指物为誓,以示“拳拳”之心。在抒写失恋痛苦时,诗中一连用了四个“与我期何所”,仿佛看到女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焦灼地等待情人前来赴约,一次又一次经受着失望的折磨。诗人成功地采用排比铺陈的笔法来加强感情的冲击力。
诗题“定情”,有镇定其情的意思,正如陶渊明的《闲情赋》是闲止其情的意思。此诗在技巧上大多用直叙法,唯中段在写男女之情时,反复比喻,十分突出。尤其诗中提到的汉代妇女的饰物更是保存之珍贵的资料,如:从“绾臂双金环”句中得知汉代妇女有在手臂上戴金环的装饰;“约指”就是指环,除了金、玉之外也可以用银制成;妇女又有耳上戴明珠珰,肘后结繁香囊的习惯;至於“跳脱”就是臂钏,俗名镯子;罗织的缨带上还悬垂着美玉;还有金箔的发簪;玳瑁的钗;至於妇女的服装上有纨素做的三绦裙,就是装饰着三条花边的裙子;又有白绢做的夹层“中衣”,是近身的衣服,穿着小衣之外,大衣之内。
《文选·洛神赋注》引繁钦《定情诗》曰:“何以消滞忧?足下双远游”两句,不见于今本《定情诗》中,可见《定情诗》中尚有脱文。
这是诗人从长江北岸的扬子驿坐船渡江到南岸的感怀之作。此诗写的是城景:船儿随波漂流,晚城的天空与水都很清净,扬子驿在树林中闪现出来,润州坐卧在起伏的山冈之中,海边和江边都是寒意浓浓,枫树叶落,传来淅沥之声。从江北的“林开扬子驿”到江南的“山出润州城”,读者似乎看见一条渡船正由北向南开来,还分明见到了诗人立在船头前后眺望的形象。末二句写船近江南,城声淅沥,用一“度”字,很形象地写出了岸上落叶声飘过江面,送进船上诗人耳中的情景。全诗以“望”字贯通全篇,情文并茂,画面清新,构思巧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当年曹操在广陵(今扬州市)看到长江水面辽阔,水势汹涌,直呼为“天堑”,是“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宋朝以前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西、陕西一带,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尚少开发,所以常被视为边陲地区,对做官的人来说,派赴江南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诗人也不例外。这首诗的前四句写景还算平稳,没有情绪上的反应,但是到了后四句情绪就开始波动了。他到了南岸,发现江边是荒凉阴暗的,江风带有寒气,再加上落叶淅沥的枫树林,诗人突然感受到萧瑟的城天来了。其实城天是由北而南的,诗人在扬子驿的时候没有察觉,而到了对岸就感受到这股城意,这是有原因的。说起来他不是害怕节气上的城天,而是担心前程上的寒意,因此触景伤情,兴起无名的烦恼,这是受到“得失心”的影响。
此赋正文前有序,序中用对比手法,写作者才高品正但不被人赏识录用,而两只无知禽鸟,“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却“反得蒙采擢荐进”,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埋没人才、荒恤国政的无知而可耻的行径。正文用感叹独白的形式来抒发作者心中对“惟进退之殊异”的不合理现象的耿耿怨气,哀叹自己命运坎坷到连两只鸟都不如。在艺术表现上,此赋少用典故,多用口语,句式趋向于散文化,使全赋曲曲折折,一唱三叹,通过人与鸟的鲜明对比,不仅写怀才不遇,还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抱负和开创事业的理想。
开篇作者便感慨而言“吾何归乎?”这是行路艰难、四顾茫然的沉重叹息。“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这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哪里能混得一碗饭吃就到哪里去。他“时返顾以流涕”,思索着不能“达于天子”的原因,吞嚼着十年奔走干谒的辛酸苦辣之味,就像河水破堤而出,像积薪一点即燃。韩愈目睹二鸟“蒙恩而入幸”的情景,内心受到强烈的刺激,所谓“增余怀之耿耿”于是不能不发为悲愤不平之鸣。他在赋辞中一气贯注而下,与序文互为补充,表达了三层意思。
其一,以鸟之进与己之退相对比,感慨自己“曾二鸟之不如”。二鸟,只不过是天子的玩物,只不过以美丽的羽毛而得到了“采擢荐进”。相比之下,韩愈感叹自己“石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荣名于荐书。”十年来到处奔走干谒,没有安定的居处,甚至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结果仍不能登名于推荐作官的书信之中。这段自悲自怜的话,诉说的是他在长安十年的实际生活状况。他干谒权贵的书信中,也总是不惜笔墨渲染,把自己说得可怜之极。这无非是请求“有力者”能哀其穷,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挽救他于“穷饿之水火”。因而他在赋中诉其穷窘之境,也是委曲地诘问荐官:难道一位饱学之士反不如二鸟值得推荐吗?
其二,以二鸟喻“小善”而达者,并以这种人的“遭时”与自己的“不遭时”相对比。所谓“小善”者,也就是只有小技的人,他在《进学解》中曾以反语讥讽当时科举“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的情况。这些“小善”者,就像二鸟徒有外表的羽毛之类,“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所以他们“得之而不能”,虽然得到官位却不能胜任。言外之意,韩愈自许为“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他在序中已夸耀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他在《上宰相书》中,也总是以自己“所学皆圣人之书”来“求知于天下”。可是他却“累善无所容焉”,得不到赏识和任用。对于小善者“遭时”而累善者“不遭时”的原因,韩愈认为就在于荐官不能赏识贤人。他们宁肯“采擢荐进”无用的二鸟,却不肯救有才之士于水火泥涂,他们宁愿荐“小善”之人,却不能举“累善”之士。所以韩愈感叹:“时所好之谓贤,庸有谓余之非愚”。
其三,求配于古人,而不羡于“斯类”。经过两层“进退之殊异”的对比,作者渲泄了胸中的不遇时之感。至此,笔锋一转,另辟新意。这就是自信“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也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思。他举出殷高宗梦见傅说,后来果然得到傅说为良相的典故,说明一旦时机到来,不依靠什么人来吹嘘,全凭天神的意思,就可以来到皇帝的身边。而我现在所以“家到而户说”都不能“荣名于荐书”,只是因为“时运之未来”。所以作者最后以自矜自负的语气写道,我要求配于古人,不必因暂时无位而忧愁,“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我还年轻,不必羡慕那无知的二鸟和无能的“小善”者。
此赋序文以叙述为主,而正文以抒情为主,二者互为表里,通过作者“不遇时”的感慨,反映了当时权贵重视玩物、而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也体现了韩愈在求取功名时无以自存的可怜地位,以及为求得饱食和官位而到处干谒的可悲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