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坚韧不拔的形象，鼓励人们要有威武不屈的精神和革命到底的乐观主义精神。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美好身姿，描绘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下阕主要写梅花的精神风貌，表现了梅花坚强不屈、不畏寒冷，对春天充满信心和谦虚的风格。
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俏丽身姿。起始二句叙季节的变换，既平直自然，又蕴含哲理。第一句才说“春归”，第二句就说“春到”。春归是梅花在风雨中所送，春到是梅花在飞雪中所迎。很显然，这里的“迎春”、“送春”者，不是“风雨”、“飞雪”，而是梅和梅花。在风雨中送走春天时，梅花虽已凋谢但在飞雪中迎来春天时，梅花却正吐艳。这两句对仗工整，拟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承“飞雪”写出，极力渲染梅花开放时的冰雪环境，这是一种衬托的手法，在“百丈冰”的时节梅花开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样一来，“犹有花枝俏”一句就格外醒目。梅花不仅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开放，而且开放得还特别俏丽。作者以冰雪衬托风骨铮铮的梅花，以梅花的品质、梅花的形象象征中国共产党人。作者笔下的梅花形象是全新的，不仅是诗人眼中梅花的形象，也是诗人自己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
下阕是对无私无欲的梅花的礼赞。首句承“俏”字写出。俏丽的梅花开放于寒冬之时，它是春天的信使，预报春天就要到来，当春天真正到来时她已经飘零了。这就是梅花乐于奉献的性格，所以作者说梅花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俏”字浓缩了千种生机，万般气，是这首词的诗眼，是新时代梅花精神风貌的外现。“俏”字也是上下阕之间过渡的桥梁，使整首词的境界浑然天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两句，描写春天降临繁花似锦的时候，梅花那种舒心高兴的样子。写出了花不仅有俏丽的身姿，而且有崇高的精神境界。“笑”字写出了新时代梅花谦逊脱俗的品质，豁达大度的精神风采极大地升华了词的艺术境界。新时代的梅花形象象征了共产党人斗争在前，享受在后的崇高美德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这首咏物词是运用逆向思维写作的典范。词前序中说的“反其意”是读者进入这首咏梅词艺术境界的极佳通道。陆游当时主张北伐，皇帝不信任他，朝廷中主和的投降派又排挤、攻击他，他难酬壮志，伤感悲凉，便作了《卜算子·咏梅》。陆游以梅自况，表示要坚持爱国情操，至死不向恶势力屈服。但是，陆游词中的“梅”太孤寂了，要听任群芳的嫉妒，没有阳光普照，却有风摧雨浇，尽管最后“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始终保持了固有的芳香，而毛泽东词中的“梅”则完全相反。陆游笔下的“梅花”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形象，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她是一个人，更代表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体。陆游笔下的“梅花”生长在“驿外断桥边”，在凄风苦雨中支撑，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与飞雪为伍，在“悬崖百丈冰”时，傲霜斗雪成长。陆游笔下的“梅花”寂寞无主地开放，在黄昏中独自发愁，颓唐哀伤，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春天即将到来时绽放，自豪，乐观。陆游笔下的“梅花”“无意苦争春”，与世无争，明哲保身，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只把春来报”，要把春光迎到人间，无私奉献。陆游笔下的“梅花”“一任群芳妒”孤芳自赏，无可奈何，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山花烂漫的花丛中欢笑，永远与百花在一起。陆游笔下的“梅花”最终结局是“零落成泥碾作尘”，被人遗忘，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在春天里得到永生。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诗词中比、兴手法用得最好的一首。作者将梅花的自然美与人的德善美有机地融为一，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词中象征、拟人、衬托、比喻、夸张、对仗、顶针等多种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写出了梅花富于挑战性的个性和谦逊无私的高风亮节，较完美地实现了托物言志的目的。
上片起首，突现了词人意志豪壮的英武气势。“临水纵横回晚鞋”，他骑着金镀银鞍辔马，奔驰在水滨，豪纵奔放，无所拘束，一直到晚上才勒住马缰驶向归程：“归来转觉情怀动”，一旦回到居处，竟忽然情怀转向波动。“梅笛烟中闻几弄”，远远听到《梅花落》的笛声吹奏几曲，顿时感到“秋阴重，西山雪淡云凝冻”，一种莫名的压抑感霎时涌上心头。此时此地的词人，他闻笛声而感到“秋阴重”，是很真切自然的。十月的北方，气候转冷，西山已见淡雪，浓云也已为之凝冻了。
下片着重描绘壮行送别的激动场面和个人的抑郁心态。“美酒一杯谁与共。尊前舞雪狂歌送。腰跨金鱼旌旆拥”，词人独自身着庄重的朝廷命服，与送行人饮酒话别，席中有佳丽妙女为之歌唱狂舞，自己腰挎金鱼佩饰，有齐整的旌旗卫队前呼后拥，情景显得十分威严壮观。然而，到结语，词情却突然转向滑落：“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而与首句的“临水纵横回晚鞋”形成强烈反差。这些威严和排场又有什么用呢？在词人看来，只能是妆点他的世间虚浮无定的梦境罢了。词人当时沉重异常，心情十分沮丧，还有一生中坎坷挫折经历的深刻教训，时时笼罩着他的头脑，心潮起伏，慨叹人生，理所当然。
全词悲壮苍凉，诗魂飘渺，在情思的波动和落差中，强化了浮生若梦的理念；词章表面轰轰烈烈、笔势奇纵，却成为表现词人内心抑郁的铺垫。
宋之问的宫廷诗比沈佺期的要复杂些，虽然这仅是在基本一致的风格中所发生的轻微个性变化。他的最好的宫廷诗完全不像应制诗，而是优美自然的抒情诗。这首《扈从登封途中作》是公元696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宋之问在随皇帝登嵩山祭天所作。古代帝王为报答天地恩德，并向天地祈求福寿，常举行封禅大典。在泰山上筑坛祭天为“封”，在泰山下辟地祭地为“禅”，后来扩大为五岳都可封禅。
整首诗对仗工巧，锦绣成文，充满对武则天的歌功颂德。此诗第六句的“万乘”是皇帝的传统代称，但这里上下文的描写恢复了这一词语本身的某些力量。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游河南洛阳龙门，命随从官员作诗，左史东方虬诗作先成，武则天赐给锦袍，之后宋之问献诗，武则天赞赏其诗句更高，又夺东方虬的锦袍赏给宋之问。
陆游曾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渭南文集》卷十五《澹斋居士诗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陆游经常在作品中抒发出浓勃深沉的积愤。这两首所抒发的，“就是塞上长城空自许”，“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悲愤。
前一首抒发自己的满怀壮志和一片忠心不被人理解的愤懑。其时，诗人年迈力衰，远离朝廷。他想到，光阴既不待我，衷肠亦无处可诉，只好凭天地来鉴察自己的一片孤忠。紧接着，诗人抚今追昔，想起了古人。苏武厄于匈奴，餐毡吞雪而忠心不泯。安史乱中，张巡死守睢阳数月，被俘后仍骂敌不止，最后竟嚼齿吞牙，不屈而死。作者的耿耿孤忠，不减他们二人，有天地可鉴。此联补足上联之意。上林苑，汉时旧苑。它和“洛阳宫”，在这里都是用来代指皇宫所在之地。首二联情绪激昂，一气直下。这一联则描写细腻，对偶精工，起到了铺垫的作用。最后一联一吐胸臆，直点主题，语气激昂，情绪悲壮，表现了“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诗语）的英雄本色。
在第二首中，诗人的愤慨和前一首有所不同。虽然这一首似乎是承接着上一首最后两句，诗人不得不发出无可奈何的叹谓。这一篇的首联和上篇“壮心未与年俱老”句，意思一脉相承，是说对镜照容，已是两鬓苍苍，但是年华虽逝，而自己的壮心依然炽热，不减当年。第二联承上：自己迟暮衰弱，不胜戎衣，但是，悲愤存胸，宝剑在握，寒光闪烁，还是想拼一拼的。于是想起了当年之事。那时，他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为了收回失地，远戍的博，鏖战皋兰。然而，时光流逝，那自古以来的关河无穷之事，在种植身上终于无法实现。当年是壮志凌云，岂料到今日成了一个袖手旁观之人。其心情之悲痛苍凉，溢于字里行间。这便是后二联的意境。
陆游的这两首《书愤》诗，笔力雄健，气壮山河，充分地显示了他诗歌风格特征的一个主要方面。特别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对国家、民族的每饭不忘、终生难释的深厚情意，更是陆游整个创作中的精华所在。
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