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连乾：又写作“连钱”，马的妆饰物。《晋书·王济传》：“尝乘一马，着连乾鄣泥。”梁元帝《紫骝马》诗：“金络铁连钱。”
“香袖”句：因袖长而马被笼住一截，故言“半笼”。
鞅：马颈上的皮套子，用来套车的轭头之类。
羁留异地，思乡永远都是游子的滥觞，而韦庄的这一首《思归》更清婉别致、屈曲缠绵，道尽了异客乡情，实是难得一见的思乡佳作。全诗格调清断，惆怅中带着哀凉。
首联以柳丝随风摇曳，东风徐徐拂过发际的暖春之景写异客断肠之悲，“无力”“断”两个词用法极妙。
颔联，诗人承上贯下，借景抒情，以“外地”“异乡”点明了客居他乡的境况，而身在他乡，乡思难忘，彼时，“见花”“闻乐”，非但不觉美好，反而倍觉凄清落寞，乐景哀情，强烈的反衬，更将这份落寞推到了极致。
而颈联，看似全然在写景，绿野垂杨，樱桃再次红遍，岸边汀草，复又碧染芳菲，一个“还”字，一个“又”字，相互映衬，既道出了岁月流转、光阴流逝的惆怅，又表达了长期漂洎在外的悲苦。
既然苦，那么回乡吧。但“旧里若为归去好，子期凋谢吕安亡”，回乡自然是好的，然而近乡情总怯，诗人也一样，思及归乡，他也忍不住思绪万端、顾虑重重，若“我”归时，故友凋零，知交不在，又该如何是好。而诗人这种矛盾的思绪，恰 又从侧面烘托了他强烈的思归之意。字字珠玑，圜转巧妙，可谓浑然天成。
满井是明清两朝北京近郊的一个风景区。文章用精简的文字记游绘景、抒情寓理。历历如画的景物描写，透出京郊早春的芬芳气息，写出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喜悦和对早春的欣赏和赞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文章的开头就不俗，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拘格套”和“发人所不能发”的文学主张。
作者在文中是写春游，但一开头却写不能游；作者在文中要表现的是早春时节那将舒未舒的柳条和如浅鬣寸许的麦苗，但开头却大写气候恶劣，“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
在这种气候下，即使有心去郊游也无法成行：“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作者用恶劣气候和不能出游作一篇游记的开头，在立意和结构上起了这样两个作用：其一，是用城内的枯燥局促与后面将要描述的城外春色春意形成对比，从而得出作者要得出的结论：“始知田郊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当然，结论之外又有深意，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作者对城市、官场的厌弃和投身于大自然怀抱的欣喜之情。如没有第一段的飞砂走砾、枯坐一风，这个创作意图就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其二，在结构上更能体现出作者“不拘格套”“发人所不能发”的创作主张。这段文字作为游记开头却大写其不能游，这种出人意料的新奇笔法当然不同于常格，既反映出作者随笔写来、兴之所至的性灵和意趣，也在新奇之中看出作者不同于常规的文学追求。
从第二段开始，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去写春游，这中间没有过渡性的语句，显得很突兀，反映了作者思绪的跳跃。“二十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短短一句之中，交待了出游日期、春游地点及行走路线，显得干净利落。下面即进入对满井春色的正面描绘。作者描绘的步骤是按游人的观赏习惯由远及近、由面及点。作者先写远景：“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如脱笼之鹄”。这是对郊外早春的总体印象，也是对满井一带的泛写和纵览。作者虽未提早春，但早春景色自现。正因为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春雨蒙蒙，大地才会变得滋润，但春天毕竟才刚刚开始，所以又是“微润”。同样地，正因为是早春，草木尚未繁茂，人的视线无遮无拦，才会“一望空阔”。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作者又用“脱笼之鹄”来形容他乍见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奋和摆脱了城中局促的欢欣，也显得生动传神，使景和情很好地交融为一体。下面，转入近景的描绘，作者选择三组优美的镜头来表现早春二月满井一带的旖旎风光。首先写水：“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始解”与“乍明”，说明春天已到，但又是刚到；“鳞浪层层”，既明写春风，又暗示河冰已经消融；“晶晶然如镜之新开”，是形容春天到来时河水之清澈，而“冷光之乍出于匣”，则又清澈之中加上寒意，更形象而准确地道出二月春水的典型特征。作者正是通过这形象的比喻和特别准确的副词来描写二月春水的形态、颜色、温度的。写山时，作者则又变换手法，用拟人的方法来表现。春天来了，山上的积雪消融了，但作者不说积雪消融，而说“山峦为晴雪所洗”。积雪由被动地消融变为主动地为山川梳妆打扮，山峰也由一个沉寂的静物变成一个梳洗打扮、髻鬟始掠的美女。这种拟人手法不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春临大地、山峰转翠这个变化过程，而且也使积雪和山峰在拟人的手法中显得更加娇艳动人，充满春的气息。写田野，则抓住柳条和麦苗，柳条是将舒未舒，麦苗像野兽身上浅浅的鬣毛。我们读后不能不叹服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比喻的生动准确。“将舒未舒”和“浅鬣寸许”，不但准确地写出了柳条和麦苗在早春二月时的形状，而且也把它们时时变化着的动态表现了出来。时时在吐芽，这才会将舒未舒；时时在拔节，这才会像兽身上不时生长着的鬣毛。这样的比喻更能体现出春天是个生长的季节、向上的季节这个典型的季节特征。
唐代画家张彦远在谈山水画技法时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论画体》)也就是说画山水时要“以少总多”，以点带面，切忌全面而细密。看来，袁宏道是深谙此道的。他写满井之春，并没有全面地去细描密绘，而是抓住水、山、田野这三组镜头，通过冰皮、水波、山峦、晴雪、柳条、麦苗这几个典型事物来以点带面，从内在气质上把满井初春的气息写活了。
如果只一味地描景，即使把景物写得再逼真，也算不上山水小品的上乘。更为重要的还要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把“人的心灵的定性纳入大自然物理”(《美学》)，让山水景物都带上作者的主观感情，成为王国维所称赞的“有我之境”。袁宏道在这篇游记中就是这样做的。在作者的笔下，不但那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的游人都是兴之所至、自得其乐，而且曝沙之鸟，呷浪之鱼，也悠然自得，都有一种摆脱拘牵，放情于春光中的喜气。这种情志，实际上是作者厌弃官场，欣慕大自然的主观感觉的折射，而这种主观感觉又随着草木向荣，禽鸟的欢叫，春风的鼓荡变得更浓更深。情与景、主观与客观便浑融到一起分不清孰宾孰主了。
本文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满井是北京安定门东三里外的一口古井，井中飞泉喷礴，冬夏不竭。井旁苍藤丰草，掩映着清清的渠水，错落的亭台，景色优美，是当时京郊探胜的好地方。
开首点出时地节令。燕地，指现在的北京和河北省北部，古代属燕国。旧俗以阴历二月十五（一说为二月十二或二月初二）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节。这一天人们要到野外去玩赏春光。可是，这一年过了花朝节，百花还没有消息，余寒仍然很厉害，可见北方天气寒冷，春天来迟了。
下接几句承上文“馀寒犹厉”，着重写风沙的厉害。风是“冻风”，有起冻结冰之感；而且时常刮，一刮风，就沙砾飞扬，简直没法出门。一出门，冒风快走，不到百来步就挡不住要回头。这是写渴望出游与不能出游的矛盾。作者是一位喜游爱动的人，如今花朝节已经过了，也不知花事如何，因而探春出游之意早已按捺不住，但却被寒风沙砾所阻，不得不“局促一风之内”，其懊丧和郁闷可想而知。
以下，作者记叙了廿二日偕友游满井时所见的融融春光。“廿二日天稍和”几句，状写天气和心情。一个“和”字，既写天气的和暖，也透露出作者心情的解冻，于是立即同几位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去。“高柳夹堤，土膏微润”，是出郊所见；一个“局促风内，欲出不得”的人，忽然来到野外，看到堤岸两旁高高的柳树，闻到滋润的泥土芳香，心头不禁漾出一股春天的喜悦。他四望郊原，一片空阔，快活的心情就像脱笼之鸟之样，飞向那辽阔的春天原野。“若脱笼之鹄”，鹄就是天鹅，这是着力描写从局促困居的境况下解脱出来的喜悦。
“冰皮始解”几句写春水之美。“冰皮解，波色乍明”，用对偶的句式，点出余寒已退，薄冰初消，春水开始呈现出澄明的色泽。“始”、“乍”二字扣紧早春景象，十分贴切。“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是写微风吹过水面，漾起鱼鳞般的波纹，清澈的流水闪闪发光，好像清晨刚打开镜匣，反射出镜子的清光一样。“镜之新开”、“冷光乍出”的“新开”、“乍出”，与“冰以始解，波色乍明”的“始解”、“乍明”，一是形容一天的起点，一是形容一年的起点，相互呼应，同一机杼，很有节候感，足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和刻画的工巧。另外，用新开匣的明镜来比喻明亮的春水，也显得优美熨贴；同时还可以使人联想到晨妆对镜的美人，从而具有表里相关的两层意蕴。
“山峦为晴雪所洗”几句，是写春山之美。山峦的积雪被晴日所融化，青葱的山色如同经过洗试一般，显得格外鲜妍明媚，好像刚洗过脸的美人正在梳掠她的发髻。“始掠”的“始”字，表明美人晨妆刚罢。这个比喻，与上面开匣明镜的春水的比喻，虽然分别指山和水，却一气相通，由明镜而带出对镜梳妆的美人，这就把春山春水融成一体，给人以相互生发的和谐美感。
写水写山之后，转笔写植物。杨柳是敏感的春天使者，也是春色的象征。“柳条将舒未舒”，写柳芽刚吐，枝头鹅黄嫩绿，宛如朵朵蓓蕾，欲开还闭，别有一种风韵。“柔梢披风”，则写出杨柳的动态美。轻柔的柳梢，虽然还没有垂下万缕金丝，却已经迎着和暖的春风低昂而舞了。用一“柔”字、“披”字，写早春杨柳的风姿，很传神。这几句写杨柳，回应前面“高柳夹堤”一句，而作进一步的领略观赏。“麦田浅鬣寸许”，则回应前面“土膏微润”一句，视线由高而低：那一望无际的平畴上，浅绿的麦苗已经从芳润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刚刚只有寸把长呢，整齐得像短短的马鬃一样。作者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把景物的特征和自己的审美感受鲜明地表现出来，每一句都渗透着明朗而喜悦的感情色彩。
以上几小段，从初到野外的第一印象写起，进而逐层展示春水之美，春山之美，杨柳之美，麦苗之美，构成了一幅北国郊原的早春风光图，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这是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一大层次。
接着写早春的游人。余寒刚过，盛春未到，游人也还不多。但是春天毕竟来了，第一批郊游者也跟着来了。作者写了游人的几种情态：“泉而茗者”，是饮泉水煮茶的，显得清雅而悠闲；“罍而歌者”，是边喝酒边唱歌的，显得豪爽而痛快；“红装而蹇者”，写穿着艳丽服装的女子，骑着毛驴缓缓而得，显得从容而舒适。“亦时时有”，是说经常可以看到。这一句反接“游人虽未盛”一句，说明游春者已颇有人在。作者对这些最早到郊外来寻春的游人，显然是欣赏而怀有好感的。“风力虽未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这两句是抒写自己的感受，尽管郊原的风还很有点劲道，但徒步而游，从背上沁出的汗水中，却分明可以感到暖融融的春意了。这一节从游人着笔，写出各得其乐的种种情态，无异是一幅郊原春游图。他们既领略着最早的春光，又给余寒初退、大地回春的景色增添了不少的生气和暖意。这一倒叙之笔，成为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二大层次。
“凡曝沙之鸟”几句，写大自然中的生物。“曝沙之鸟”，指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儿；“呷浪之鳞”，指在水波中呼吸的鱼儿。曝沙，描写鸟的安闲恬静；呷浪，刻画鱼的自由天真。作者通过鱼鸟一动一静的情态，概括了大自然一切生物在春光中的悠然自得之感。他甚至发现和感受到鸟的羽毛和鱼的鳞鳍之间，都洋溢着一股“喜气”。这真是体察入微，化身为鱼鸟的代言人了。所谓“替山川写照，为鱼鸟传神”，作者以画工的手段、诗人的敏感，把早春景色写活了。这一节着眼于大自然的生物，构成了春光描写的第三大层次。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描写，得出一个审美结论：“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春在郊田之外，而居住在城里的人还不知道。辜负春光，岂不可惜！这几句与开头“局促一风之内，欲出不得”对照，可以感到作者由衷的欣慰之情。他在郊田之外，呼吸领略到初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心头的郁闷荒寒到这时便为之一扫。另外这与前面的“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的景象，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这是作者郊游满井的结论。“始知”二字，得之于目接神遇的深切感受，也就是说，当他站立在郊田之外，沐浴着大好春光的时候，对于那些长期蛰居城内，感受不到早春气息的人，很有几分感慨。辛弃疾《鹧鸪天》词中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袁中郎的感慨在这一点上颇有共同之处，因而其寓意似乎也不局限在感知春色上，而含有引发人们摆脱尘俗，向往大自然的美好情怀。
以上写景，写人，旁及鱼鸟，然后拍入到人自身。“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这几句是说：能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山石草木之间，而不至于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只有我这个官员啊。当时他正在作顺天府学教官，是个闲职，因而有时间纵情遨游，不怕耽误公事。“惟此官也”的“惟”字，颇有自傲和自慰之感，他不因官小职闲而懊恼，反而为此深自庆幸没有那种庸俗的封建官场习气，流露出袁中郎独特的性情与个性。
结尾“此地适与余近”，从字面上是说此地刚好与我的住处接近，但这个“近”字，不仅指空间距离的相近，也指性情品格的相近。山水也有性情，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这里就体现了物我交融、如逢知己之感。“余之游将自此始”，表示这一次满井之游，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开端，怎么能不记下这美好的第一印象呢？把感受化为文字，是为了巩固记忆，时时回顾，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眷眷珍惜之情。事实上，作者在写这篇游记的前一年（万历二十六年），已经游过满井，而且写了一首诗；但他在这里却说“余之游将自此始”。这大概是因为这一次的感受特别深刻，所以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开端吧。最后点明写这篇游记的时间是“己亥二月”，也就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篇末记时，是古代游记的一种常见格式。
这篇游记描写北国早春气象，既能传达出山川景物之神，又处处洋溢着作者悠然神往的情感。作者从城居不见春叙起，接着写郊外探春，并逐层写出郊原早春景色的诱人，而最后归结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回应开头困居局促之状，迥然有苦乐之异和天渊之别，表现了作者厌弃喧嚣尘俗的城市生活，寄意于山川草木的潇洒情怀。通篇写景都渗透着这种洒脱而悠然的感情，使文字具有一种清新恬静的田园节奏。而简练的白描和贴切的比喻，更为行文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此诗写孔巢父执意离开长安，蔡侯为之设宴饯行，杜甫在宴上赋此诗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并在诗中赞扬了孔巢父的高风亮节。
此诗前四句叙述孔巢父辞别长安去往江东。五至八句写的是诗人对孔巢父此去途中的想象之情境。九至十二句言孔巢父对人生有独特的见解，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且归隐之心已决。十三至十六句写蔡侯置酒为孔巢父饯行的情景。最后两句请孔巢父转达对李白的问候，点明题中的“兼呈李白”，从侧面点出了李白与杜甫之间的深厚情谊。
孔巢父此去，意在求仙访道，故诗中多缥缈恍惚语，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可以看出杜甫早期所受屈原的影响。
《葬花吟》是曹雪芹创作的章回小说《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所吟诵的一首诗。这首诗在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体，名为咏花，实则写人。全诗血泪怨怒凝聚，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暗淡而凄清的画面，浓烈而忧伤的情调，展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细微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其在生与死、爱与恨等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对自身存在焦虑不安的体验和对生命迷茫的情感。将花拟人，以花喻人，把花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紧相联系，有力地控诉了那些摧残花的自然界和扼杀人的黑暗社会恶势力。明写花，实写人，将人物的遭遇、命运、思想、感情融汇于景与物的描绘之中，创造出内涵丰富、形象鲜明生动的意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整首诗是林黛玉生命理念和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全诗抒情淋漓尽致，语言如泣如诉，声声悲音，字字血泪，满篇无一字不是发自肺腑、无一字不是血泪凝成，把林黛玉对身世的遭遇和感叹表现得入木三分。《葬花吟》写出主人公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是为其思想价值。
此诗另一价值在于它为后人提供了探索曹雪芹笔下的宝黛悲剧的重要线索。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指出：没有看过“宝玉之后文”是无从对此诗加批的；批书人“停笔以待”的也正是与此诗有关的“后文”。所谓“后文”当然是指后半部佚稿冲写黛玉之死的文字。如果这首诗中仅仅一般地以落花象征红颜薄命，那也用不着非待后文不可；只有诗中所写非泛泛之言，而大都与后来黛玉之死情节声切相关时，才有必要强调指出，在看过后面文字以后，应回头来再重新加深对此诗的理解。由此可见，《葬花吟》实际上就是林黛玉自作的“诗谶”。
为落花缝锦囊，为落花埋香冢；还要悲哭，还要作诗。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唐”举动，唯有痴情如宝黛者方能理解，也唯有发生在宝黛身上方能为世人所理解。和曹雪芹同时期的富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说：“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如。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似谶成真”，这是只有知道了作者所写黛玉之死的情节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以前红学研究者还以为明义未必能如脂砚那样看到小说全书，从此绝句中可以看出，他读到过后半部部分稿子的可能性极大，或者至少也听作者交往的圈子里的人比较详尽地说起过后半部的主要情节。如果说，明义绝句中提到后来的事像“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之类，还可由推测而知的话；那么，写宝玉贫穷的“王孙瘦损骨嶙峋”，和写他因获罪致使他心中的人为他的不幸忧忿而死的“惭愧当年石季伦”等诗句，是再也无从凭想象而得的。
上面所引之诗中的后两句也是如此：明义说，他真希望有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能救活黛玉，让宝、黛两个有情人成为眷属，把已断绝的月下老人所牵的红丝绳再接续起来。可想而知，只要“沉痼”能起，“红丝”也就能续，这与后来续书者想象宝、黛悲剧的原因在于婚姻不自主极为不同。倘若一切都如程伟元、高鹗整理的续书中所写的那样，则贾宝玉已有他属。起黛玉“沉痼”毫无作用。“续红丝”当然不是为了要她做宝二姨娘。
《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甚至通过写鹦鹉学吟诗也提到。可知红颜老死之日，确在春残花落之时，并非虚词作比。同时，这里说“他年葬侬知是谁”，前面又说“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飘泊难寻觅”等等，则黛玉亦如晴雯那样死于十分凄惨寂寞的境况之中可以。那时，并非大家都忙着为宝玉办喜事，因而无暇顾及，恰恰相反，宝玉、凤姐都因避祸流落在外，那正是“家亡莫论亲”、“各自须寻各自门”的日子，诗中“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或含此意。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几句，原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怜落花而怨及燕子归去，用意甚难把握贯通。倘作谶语看，就比较明确了。大概春天里宝黛的婚事已基本说定了，即所谓“香巢初垒成”，可是，到了秋天，发生了变故，就像梁间燕子无情地飞去那样，宝玉被迫离家出走了。因而，她悲叹“花魂鸟魂总难留”，幻想着自己能“胁下生双翼”也随之而去。她日夜悲啼，终至于“泪尽证前缘”了。
这样，“花落人亡两不知”，若以“花落”比黛玉，“人亡”（流亡也）说宝玉，正是完全切合的。贾宝玉凡遭所谓“丑祸”，总有别人要随之而倒霉的。先有金钏，后有晴雯，终于轮到了黛玉，所以诗中又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双关语可用来剖白和显示气节。“一别秋风又一年”，宝玉在次年秋天回到贾府，但所见怡红院已“红瘦绿稀”（脂评），潇湘馆更是一片“落叶萧萧，寒姻漠漠”（脂评）的凄凉景象，黛玉的闺房和宝玉的绛芸轩一样，只见“蛛丝儿结满雕梁”（脂评谓指宝黛住处），虽然还有薛宝钗在，而且以后还成其“金玉姻缘”，但这不能弥补他“对境悼颦儿”时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创痛。“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只是从脂评所提及的线索中可以得到印证的一些细节，所述未必都那么妥当。但此诗与宝黛悲剧情节必定有照应这一点，应不是主观臆断；其实，“似谶成真”的诗还不止于此，黛玉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和《桃花行》也有这种性质。前者仿佛不幸地言中了她后来离别宝玉的情景，后者则又像是她对自己“泪尽夭亡”（脂评）结局的预先写照。
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寅的两首诗中“脱胎”的（《红楼梦辨》）。诗歌当然是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把文艺创作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了。说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明人的集子中去找。唐初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熟知的诗句也足以借取利用。即如葬花情节，也未必径取唐寅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诗钞》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也不足以启发他的构思。但这些都是“流”，都仅仅是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也决不能代替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何况，如前所述，此诗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于表面上那些伤春惜花词句的悱恻缠绵。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自知。”黛玉这首抒情诗，实际上也是隐示其命运的谶语。她如一朵馨香娇嫩的花朵，悄悄地开放，又在狂风骤雨中被折磨得枝枯叶败，从世界上悄悄消逝。说这首诗是谶语，是就其整体的思想而言，并不是说每字每句都隐示着黛玉的具体遭遇。
《葬花吟》中消极颓伤的情绪也是极其浓重且不容忽视的。它曾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读者起过不良的影响。这种情绪虽然在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但毕竟因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借所倾心的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显露了他本身思想的弱点。
其实《葬花吟》不仅仅是黛玉一个人的诗谶，同时也是大观园群芳共同的诗谶。她们尽管未来的具体遭遇各不相同但在“有命无运”这一点上却没有两样，都是在“薄命司”注册的人物。随着贾家的败落，所有的大观园内的女孩儿都要陷于污淖、沟渠之中，都没有好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