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湖南永州在古代被称为僻远之地，属于南荒。旅行到这样一个地方，骚人墨客就倍增惆怅。陈孚的这首诗，却有一个特点，就是结合了柳宗元的经历、诗文来写，其中有景有情，也寄寓了自身的感慨。结合柳宗元的诗文写，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永州的历史文物并无驰名于世的记载，只因有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写下了《永州八记》等游记文而令永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地。所以陈孚就以他为吟咏的对象了，既写永州所见，也写柳宗元其人。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前六句着力描写永州蛮荒的景物，而后两句则突然转折，和前面的描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整首在结构章法上和李白的《越中览古》颇为相似，不过李白诗是七绝，此诗是七律。永州是古老而又荒僻贫苦的地区，郊野可看到火燎后的痕迹，黄昏时分有乌鸦绕树三匝、择枝而栖的景象。这见虽有梅树，可是还未绽蕊开花，而著名的衡阳回雁峰距离永州却有三百见之远。永州小城有江水绕城而过，黄昏之际可听到渔舟唱晚的欺乃之音；而小小的衙门却有垒石成堆，使得庭院狭窄可笑。在这样一个地方，柳宗元滞留其间，做一个冷官，无怪他藉选择愚溪山丘以筑室，写《愚溪对》以自怨自艾了。陈孚想到这见，不禁既同情柳宗元的际遇，又惋惜他的衰颓：“何必太过自苦呢？永州虽远，比之天涯海角，毕竟聊胜一程啊！”

　　柳宗元被贬南荒，曾有“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岭南江行》）、“非是白蒴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一身去国六千见，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的吟咏，可见他的牢愁与痛苦是如何深沉。而陈孚抒发的“永州犹未是天涯”，也不过是自我慰藉而已，其实他自己也感到非常荒寒寂寞。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元初永州一带的萧条惨淡景象，陈孚诗中的诗句“烧痕惨淡带昏鸦，数尽寒梅数枝花”，正是当时永州惨淡景象的真实写照。因此，这首诗也成为研究当时永州经济社会情况的重要史料。

　　诗从“狗吠”落笔，引出“吏来”，猛然扯开了一场逼租逼税惨剧的序幕。首句劈空而至，来得突然、紧张，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何暄喧”既点明狗吠声大而杂，又暗示了悍吏唯恐“猎物”躲逃而“奇袭”的凶暴淫威。

　　“披衣”写出了主人不敢怠慢地急匆匆去应酬的情状。“欲得钱” 挑明了 “吏来”的目的，可见来者不善。“府记” 二字既照应了标题，又交代了逼祖逼税的后台老板，直把矛头剌向官府，使作品的思想性更有深度。

　　“穷”写出了主人为缓出交钱而磨破了嘴皮；“乞”勾画出主人哀求的可怜。粮穷尽，钱穷尽，语穷尽，都不能唤起悍吏的一丝怜悯，反而使悍吏且“怒”又“尤”。一方是“语穷乞请”，一方是 “怒反见尤”，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杜甫 《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诗句。

　　“旋歩”四句写出主人哀求免交不行，缓出无望，而吏又岂能善罢甘休！主人只得转身环顾家中，东寻西觅，但粮钱终无所获。看来唯有的一线希望是向邻人借贷了，但在府记的贪财重赋下，邻居也同样赤贫如洗。“邻人言已匮”这一句看似寻常，实为崎崛。它写出了像主人这样粮钱匮尽的人家何止一户！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使主题更典型、更有普遍性。这种“点”——主人的赤贫，“面”——邻人的“已匮”，点面结合的表现手法，使得这首诗的思想性既有深度（点），又有广度（面）。

　　“钱钱”的迭用，活画出主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哀叹。大大加强了全诗的悲伤色彩，句中“独憔悴”中的“独”不当“独自”讲，而是“唯有”的意思，因为邻人也巳匮，可见不“独”。诗的最后两句，写出主人对钱难得的感慨，唯有忧愁憔悴而已。诗到这里便戛然而止，这场悍吏敛钱的收场如何，也就不堪言状了。其弦外之音就留给读者去想象，令读者也和主人一起去“憔悴” 了。

　　全诗仅截取了官差逼租敛税的一个片断，这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尖锐阶级矛盾的真实写照，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凶残和劳动人民的贫困、怨愤。

　　诗中主要采用了白描的技法，不以华丽的词藻着色，不设喻少修饰地以“叙述”来代替“描写”，把作者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这首诗的情节性是鲜明的，情节的发展层层深人。其轨迹是“狗吠”引出“吏来”——吏来逼出主人“出门应'——出门方知吏来“为得钱”——无钱只得“乞请出”——乞请出的结果招来吏“怒”且“尤”——为平息吏怒，只得“旋步顾”——“顾”的结果是“无可为”——“家中”无可为，只好“从邻贷”——“贷”的结果是邻“已匮”——邻已匮，只得独憔淬。诗的情节一环扣一环，步步进逼。其情节虽没有明显的髙潮，但于平淡中见深度。收到了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的出色效果。

　　《枯树赋》是一篇骈赋，通篇骈四俪六，抽黄对白，词藻络绎奔会，语言清新流丽，声律婉谐，虽多次换韵，读之仍然音韵铿锵，琅琅上口。全赋以人喻树，以树喻人，借树木由荣到枯，喻自己由少壮到风烛残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苍凉深婉，老练浑成。从而使得“枯树”这一形象成为庾信人北之后内心最为生动的表述。

　　《枯树赋》开头一段，借殷仲文之事以发端，兼切赋题，并有两重用意。首先，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庾信有相似之处，所以虽是历史人物，却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其次，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沉痛而隽永，是早已载入《世说新语》的佳话。以此发端，既显得自然平易，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第一段在全赋起了序文的作用。

　　从“至如白鹿贞松”至“散乱烟霞”为第二段。此段写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其中有《十三州志》所记的白鹿塞的古松，有《搜神记》所写的“青牛大梓树”等。尽管它们盘根广大，结体山崖，到头来有的消亡了，有的半死不活。本段紧要之处在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这一疑问。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更有今昔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后者。通过北方贞松、文梓的郁勃生机，自然引发出对桂树、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当桂树、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皇宫苑囿时，可谓备极尊宠：“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但它们又是不幸的，因为它离开了故土。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尽管备极荣华，在它们的意识中，始终不能忘却故乡，风朝月夕，不免悲吟。心灵的折磨，使嘉树失去了生机。这几句隐寓作者本是梁朝之臣，而今流落北朝，飘零异地，不觉年老，像枯树一样，已失去生意。下文转笔写各种不材之木，其中有弯曲臃肿的，也有节疤横生的，加工这种树木，使能工巧匠也望而生畏；但经过一番雕刻砍削之后，居然能雕出诸如“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之类的美丽图案。无材之木偏偏有用，与此相反，便出现了“材大难为用”的反常现象。

　　“若夫松子古度”以下至“塞落桃林之下”为第三段。此段写了名目繁多的树木，如松子、古度，平仲、君迁，还有在人事上，秦始皇曾封松树为五大夫，后汉冯异有“大树将军”之号；传说中，有白木之庙，枯桑之社；地理图标出了杨叶、梅根的字样；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以及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桃林塞。但它们的最终结局，终不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枯萎于霜露与风烟之中。惟有以树命名的庙、社、关、冶、塞、营，却能名存后世。这里隐寓着人的年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惟有名存青史，才可永垂不朽。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树木荫蔽着人类，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

　　“若乃山河阻绝”至“山精妖孽”为第四段。此段较明显地引入己身的遭遇。世间万般悲苦，莫过于生离和死别；死别则死者长已矣，生离却是漫延剥蚀，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所以“山河阻绝”一段，血泪纵横，火殛膏流，残毁碎裂，妖孽舞蹈，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意象诡怪可怖，写法富于象征性，而一韵到底的文字，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

　　最后一段，由象征回到自身，代言变为自言，是更明显的自身遭际的感叹。这里有羁旅不归的悲哀，有屈节仕北的惭耻。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但平静并非淡泊，而是对命运的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忍受。“风云不感”以下六句，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以“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淮南子》上所说的“木叶落，长年悲”，引起作者的共鸣，引文意有未尽，作者又自作歌四句：“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这四句歌虽句句用典，却句句暗落己身，昔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剩下的只有飘泊羁旅的孤独与凄凉和无穷无尽的哀伤而已。最后在桓温的几句哀叹中结束了全篇。“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既与赋首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相呼应，又是全篇以树形人的致意之点，读之令人辄唤“奈何”。

　　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但若设身处地，就能理解，并进而同情、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枯树赋》名为咏树，实为咏怀，赋中的许多艺术描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密不可分。赋末由树及人，将写树与喻己有机地结合起来。该赋将简单的叹喟变成丰富具体的形象，并用了很多艺术手段来写树，写各种各样的树，其中有环境的烘托，也有气氛的渲染，写树的遭遇，也写它们拔本伤根的悲哀，语言形象鲜明。作者使用了很多典故，他的典故汇彼多方，屡变屡新，有些用典使人不觉，多数典故，运用得灵活自如，似出己口。

　　从《枯树赋》可以看出，这时的庾信，眼界宽广、思路开阔，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出来。庾信善用形象、夸张的语言，鲜明的对比，成功地描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与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使人读后很自然地对树木所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庾信由南入北，在与北朝文化的冲突抵牾中，在江南风气渐去渐远的羁旅之恨中，心中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失根之感，而江陵焚书更是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在庾信心中留下巨大创痛。“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暮年发出的这一声哀号，也正是其“拔根”、“伤根”之痛的自然反应。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