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叙事诗，描绘了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之后的情景，抒发了这一老兵的情感，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开篇便不同凡响：“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两句，直言老兵“十五”岁从军，“八十”岁方回，看似平淡无奇，像不经意间道来，实却耐人寻味，颇见功力。他“十五从军征”，奔赴何处，诗中未作说明；其军旅生活如何，战况怎样，诗中也均未交代。这就给读者留下众多想象的空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从军征”，系出于战事，而且这一去就是数十年！“八十”与“十五”相对照，突出其“从军征”时间之久；“始得归”与“从军征”相呼应，则表明他中途一直未能回来。
《十五从军征》，是一首暴露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的汉代乐府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当时黑暗的兵役制度下的不平和痛苦。作品真实、深刻、令人感愤，催人泣下。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主人公的思想脉络由六十五年的征战生活进入邈邈旷野、漫漫古道，对亲人家园的现状由茫然无际的想象到急切地、盼知又怕知地询问，读者由开头两句诗展开的遐想的翅翼也在主人公焦急的劈头问话声中收束。，一句“家中有阿谁”的追问，推出了作品的聚光点——家。六十五年了，岂敢奢望家人安然无恙、亲人健在？能有一二幸存者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所以他只问，家中还有谁侥幸苟活人世呢？可是，“乡里人”的回答却如站在雪地里浇下的一盆冰水：“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在这动乱的年月，我的亲人们竟无一幸存者？多少年来积压心底的感情，向谁倾诉、向谁表达啊？唯有那青青松柏、垒垒坟冢吗？那，就是我的家吗？不，不，不可能！
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由远看到近见，满眼更加荒凉凄楚的景象。作者没说室空无人，而是抓住野兔见人钻进家畜窝中自以为得所，野鸡惊飞落到屋内梁上自以为安的情景；作者没有直书庭园荒芜杂乱，只摄取了井边、中庭随意生长的葵菜和谷物两个“镜头”，人去屋空，人亡园荒，更其形象，倍伤人心神。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站在曾经炊火融融、庭园整洁的“家”的面前，站在盼望了六十五年可又无一亲人相迎的家的面前，竟然比想象的还不堪十倍、百倍……这是怎样一种情境，将掀起读者怎样的感情波澜呢？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他走出年久失修的破门，向东方看去，他也许还抱着希望，他看到了谁？看到了什么呢？他也许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也许什么也没有看到。他茫然地从幻想中走出来，低声哭了起来 “泪落沾我衣”五个字，饱和了多么丰富、多么深厚、多么沉痛的感情内涵啊！ 主人公和他的家的相互映衬的叙写，把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水平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服了整整六十五年兵役的人，竟然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那些没有服兵役的亲人们，坟上松柏都已葱葱郁郁，可以想见他们生前贫寒凄苦的生活还不如每时每刻都可能牺牲的士卒；作品具体写的是主人公为国征战六十五载却有家归不得，等到归时却又无家可归的不幸遭遇和惨痛心情，而他的不幸与那些苟生且不能只有走进静默、暗湿、冰冷的坟墓的亲人们相比，他又是“幸运者”了。作品就不仅仅暴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的黑暗、罪恶，不仅仅表现了八十老翁一人的不幸，而且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比个人不幸更深广的全体人民的不幸和社会的凋敝、时代的动乱，
诗的最后两句于对老兵的动作描绘中进一步抒发老兵心中的悲哀。这里，突出老兵出门张望（“出门东向看”）与老泪纵横（“泪落沾我衣”）这一细节，将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的老兵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将其悲痛欲绝的茫然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试想，他“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家中已了无亲人，而只有荒凉的景象，怎能不悲从中来？以后的生活，又当如何呢？他又怎能不感到茫然呢？他向远方望去，难道自己的祖国里，只有自己一家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其悲惨的遭遇是谁造成的，尽管诗中未明言直说，但我们只要联系到此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则不难看出这一点。根据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说法，此诗晋时已谱入乐府，当可视之为汉魏战乱之际的作品。正是当时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与无休无止的战争，造成了该老兵的悲惨遭遇。反映该老兵的悲惨遭遇，也就反映了当时在沉重的徭役压迫之下的平民百姓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
全诗突出写了“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老士兵的形象，也着力刻划了“家”的形象，同时只写了一笔的“乡里人”的形象也很鲜明。饱经风霜、苍老惶切的老人，无须顾忌、直言不讳的乡亲，衰草古柏荒坟的家园，共同构成了一幅真实动人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的画面，典型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尤其是主人公和他的家的相互映衬的叙写，把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水平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服了整整六十五年兵役的人，竟然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那些没有服兵役的亲人们，坟上松柏都已葱葱郁郁，可以想见他们生前贫寒凄苦的生活还不如每时每刻都可能牺牲的士卒；作品具体写的是主人公为国征战六十五载却有家归不得，等到归时却又无家可归的不幸遭遇和惨痛心情，而他的不幸与那些苟生且不能只有走进静默、暗湿、冰冷的坟墓的亲人们相比，他又是“幸运者”了。这样，作品就不仅仅暴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的黑暗、罪恶，不仅仅表现了八十老翁一人的不幸，而且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比个人不幸更深广的全体人民的不幸和社会的凋敝、时代的动乱，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全诗写得既含蕴简洁，又深湛凝重，内容的取舍剪裁，结构的布置安排，都恰到好处，独具匠心，很好地收到了“意在言外”、主旨尽在言与不言中、意境深远、韵味绵长的艺术效果。
此诗围绕老兵的返乡经历及其情感变化谋篇结构，巧妙自然。全诗运用白描手法绘景写人，层次分明，语言质朴，且以哀景写哀情，情真意切，颇具特色，也颇能体现汉乐府即景抒情的艺术特点。
此词写暮春闲愁。上阕写郊外暮春景色，蕴含淡淡的闲愁，将大自然春之气息表现的淋漓尽致，下阕写身边的春景，进一步对愁怨作铺垫，表达了词人面对时光匆匆逝去的无奈和哀伤。全词以写景为主，以意象的清晰、主旨的朦胧而显示其深美而含蓄的魅力。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这三句描绘一幅具有典型特征的芳郊春暮图：小路两旁，花儿已经稀疏，只间或看到星星点点的几瓣残红；放眼一望只见绿色已经漫山遍野；高台附近，树木繁茂成荫，一片幽深。“红稀”“绿遍”“树色阴阴”，标志着春天已经消逝，暮春气息很浓。三句所写虽系眼前静景，但“稀”“遍”“见”这几个词却显示了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动态。从“小径”“芳郊”“高台”的顺序看，也有移步换形之感。
“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所写的杨花扑面，也是暮春典型景色。但词人描绘这一景象时，却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写成春风不懂得约束杨花，以致让它漫天飞舞，乱扑行人之面。这一方面暗示已经无计留春，只好听任杨花飘舞送春归去；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杨花的无拘无束和活跃的生命力。这里虽写暮春景色，却无衰颓情调，富有生趣。“蒙蒙”“乱扑”，极富动态感。“行人”二字，点醒以上所写，都是词人郊行所见。
过片“翠叶藏莺，珠帘隔燕”两句，分写室外与室内，一承上，一启下，转接自然。上句说翠绿的树叶已经长得很茂密，藏得住黄莺的身影，与上片“树色阴阴”相应；下句说燕子为朱帘所隔，不得进入室内，引出下面对室内景象的描写。着“藏”“隔”二字，生动地写出了初夏嘉树繁阴之景与永昼闲静之状。
“炉香静逐游丝转”写如此闲静的室内，香炉里的香烟，袅袅上升，和飘荡的游丝纠结、缭绕，逐渐融合一起，分不清孰为香烟，孰为游丝了。“逐”“转”二字，表面上是写动态，实际上却反托出整个室内的寂静。“逐”上着一“静”字，境界顿出。
结拍“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跳开一笔，写到日暮酒醒梦觉之时，原来词人午间小饮，酒困入睡，等到一觉醒来，已是日暮时分，西斜的夕阳正照着这深深的朱门院落。这里点明“愁梦”，说明梦境与春愁有关。梦醒后斜阳仍照深院，遂生初夏日长难以消遣之意。贺铸《薄幸》词“人间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也正是此意。
初读起来，结尾两句似乎和前面的景物描写有些脱节，主人公的愁绪来得有些突然。实际上前面的描写中固然流露出对春暮夏初的充满活力的自然景象的欣赏，另一方面又隐含有对已逝春光的惋惜。由于这两种矛盾的情绪都不那么强烈，就有条件的共处着。当深院闲居之时，惋惜之情转而滋长。结尾两句就是后一种情绪增长的结果，由于这种春愁只是一种时序流逝的惆怅，所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淡淡的轻愁，并没有否定前者。
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写古时进贡荔枝事。历史上把荔枝作为贡品，最著名的是汉和帝永元年间及唐玄宗天宝年间。“十里”四句，写汉和帝时，朝廷令交州进献荔枝，在短途内置驿站以便飞快地运送，使送荔枝的人累死摔死在路上的不计其数。“飞车”四句，写唐玄宗时令四川进献荔枝，派飞骑送来，到长安时，还是新鲜得如刚采下来一样，朝廷为了博杨贵妃开口一笑，不顾为此而死去多少人。这一段，抓住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特点，在运输要求快捷上做文章，指出朝廷为饱口福而草菅人命。这一点，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已作了描写，苏诗中“知是荔支龙眼来”、“宫中美人一破颜”句就是从杜牧诗中化出。但杜牧诗精警，苏诗用赋体，坐实了说，博大雄深，二者各有不同。
“永元”起八句是第二段，转入议论感慨。诗人以无比愤慨的心情，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诛伐李林甫之类，媚上取宠，百姓恨之入骨，愿生吃其肉；感叹朝廷中少了像唐羌那样敢于直谏的名臣。于是，他想到，宁愿上天不要生出这类可口的珍品，使得百姓不堪负担，只要风调雨顺，人们能吃饱穿暖就行了。这段布局很巧，“永元”句总结第一段前四句汉贡荔枝事，“天宝”句总结后四句唐贡荔枝事，“至今”句就唐事发议论，“无人”句就汉事发议论，互为交叉，错合参差，然后用“我愿”四句作总束，承前启后。
“君不见”起八句是第三段，写近时事。由古时的奸臣，诗人想到了近时的奸臣；由古时戕害百姓的荔枝，诗人想到了近时戕害百姓的各种贡品。诗便进一步引申上述的感叹，举现实来证明，先说了武夷茶，又说了洛阳牡丹花。这段对统治者的鞭挞与第一、二段意旨相同，但由于说的是眼前事，所以批判得很有分寸。诗指责奸臣而不指责皇帝，是诗家为尊者讳的传统。就像杜甫《北征》“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写安史之乱而为玄宗开释；李白《巴陵送贾舍人》“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写才士被贬，反说皇帝大度。苏轼在这里用的也是这种“春秋笔法”，很显然，他不仅反对佞臣媚上，对皇帝接受佞臣的进贡，开上行下效之风，使百姓蒙受苦难，他也是十分不满的。这一段，如奇军突起，忽然完全撇开诗所吟咏的荔枝，杂取眼前事，随手挥洒，开拓广泛，且写得波折分明，令人应接不暇。而诗人胸中郁勃之气，一泻而出，出没开阖，极似杜诗。
全诗有叙有议，不为题囿，带有诗史的性质，因此清方东树等的赞誉。
该诗是一篇送别的诗，正如作者其他送别诗一样，也有它特殊的内容与形式。该诗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用夹叙夹议的手笔抒写了作者与唐少府之间虽然交往不长，但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后四句为另一段，就题写饯别，集中描绘了自己惜别的心情，这种惜别心情是在委婉的、絮絮不休的叙谈中衬托出来的。两段深浅如分，朴实从事，既无虚文，也非俗套。
诗中还涉及了两个典故。其一，借用了韩信早年因家贫寄食“昌亭”（南昌亭长）的故事，以答谢友人对自己来南京的真诚款待。其二，引用了“日近长安远”的成语故事。晋元帝司马睿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大殿上，当着众臣的面问年幼的长子司马绍：“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近。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个成语后用于表达对京城遥不可及的眷恋、向往。王勃是获罪被革职离京的，他在南京的白下驿为唐县尉饯行，因友人就要启程去长安谋仕途，而他自己也将远赴交趾（今越南）探望老父，那种“去去如何道”的别离心情，既是祝福友人前途似锦，也流露出自己的失落和怅惘。
在这样的笔触之下，作者那种进取向上的精神面貌，通过慎于择友和忠于所友的描绘，已经清楚地揭示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