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因为未点明吟咏的是何种花卉，所以在对此词吟咏对象的理解上出现了争议，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咏牡丹，一说是咏芍药。
咏牡丹说
这首长调赏花词，是写在牡丹盛开之时，明光宫苑之处，词人与同游者对花倾觞，自朝至暮直到秉烛，兴致未减；说尽了暮春三月、牡丹娇媚，也点出了赏花人的心境。笔调生动，风格含蓄。
上片开始，采取烘云托月的手法，写花而先不见花，只见“禁幄低张，彤栏巧护”。这种渲染起到未见其具体形象，先感受其高贵气质的效果。“就中独占残春”句，则是说那里面被精心保护的是一种独占暮春风光的名花。
接下来词人挥洒画笔，以拟人化的手法充分描绘这种花形态，边绘边评。“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二句是先写花色、花态。“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晓妆新”则是从花跳出，加进客观评说。“妖娆艳态，妒风笑月，长殢东君”三句，更进一步勾画花态、花情。读词至此，直令人拍案叫绝，具有这般媚力的花真够称得上“国色天香”，不可能不是牡丹。上述“淡伫”、“绰约”、“天真”、“晓妆”、“艳态”，再加上一个“妒”字，一个“笑”字，一个“殢”字，每一句都是以花拟人，把静静开放的牡丹写成了盼倩生辉、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若非词坛高手易安居士，没有人能有此令人心旌神驰的笔力。“东君”一词，在这里义同“青帝”，是神话中五方天神里的东方神君，东方主五行中的木，又称司春之神；唐黄巢《题菊花》“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是众所熟知之句，此外从宋严蕊“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卜算子》）、宋黄庭坚“东君未试雷霆手，洒雪开春春锁透”（《玉楼春》）等句，亦足以兹证。
下片分明是词人身在明光宫苑牡丹花前，与从游人把酒醉赏流连之际，又不禁想象着他处赏花盛况的心态，“东城边，南陌上，正日烘池馆，竟走香轮”：“东城”、“南陌”都是日光易照之处。“竟”，在此作“从头到尾”之义，是“竟日”之省；“香轮”，指游春踏花的车子，醉人的花香足可染透车轮，是夸张之词。“绮筵散日，谁人可继芳尘”之句，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词人在沉醉于盛开的牡丹之时，忽又感伤起没有不凋的花朵、也没有不散的筵席来，是“兴尽悲来”，还是这景象触动了潜藏心底的隐痛，不得而知。但是词人确能把握分寸，紧接着便开始了心理上的自我调节。
“更好明光宫殿，几枝先近日边匀”的言外之意是，背阴处的牡丹也将次第开放，倒足可再挽留住一段赏花春光。这里所提“明光宫殿”不知是哪朝的宫苑，也不知座落何方，但想必是当时向游人开放的、赏牡丹的好去处。既然春光尚能留驻，又何需自寻烦恼，负此良时。“金尊倒，拚了尽烛，不管黄昏”：这里蕴含着几多“借酒浇愁”的豪情，读者尽可以细细品尝。（韩秋白）
咏芍药说
因为词人未点明她咏的是何种花卉，而先说此花生于宫禁，用朱红色的栏杆，巧妙地加以护持。待吟咏此花时，又说它是“妖烧艳态”，惹得春风嫉妒，明月为之绽开笑脸，有几枝先在皇帝身边开放。这样一来，有些文章便把它误解为号称"国色夭香"的牡丹。其实清照所咏花卉不外江梅、金桂、藕花、白菊等，它们都好比是人中的雅士，清淡高洁，未见她对雍容华贵的牡丹有何好感。这恐怕与词人的审美情趣、品格爱好不无关系。这首词也绝不是咏牡丹，而是咏芍药。词中说：“就中独点残春”，也就是说此花在春未夏初开放。又说这“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晓妆新。妖娆艳态，妒风笑月，长殢东君”，即又一次交代此花开在“群花”之后，能把春天留住。这不可能不是芍药。清照父亲李格非著有《洛阳名园记》，而清照当熟读此书。这一点从其咏花卉的同中可以得到证实，她不仅熟悉各种花卉的"物理"体性，还能准确地把握它们的神韵，仅以“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十个字，既创造性地刻画出芍药的特征，又不是恣意杜撰，她很可能读过《神农本草经》和《新修本草》等汉唐人所撰的中药学书籍，因为这类书就以“绰约”形容芍药。“丰姿绰约”又是人们心目中美女的形象，词人又显然是以“绰约俱见天真”、“妒风笑月”的芍药自况。同时从这首词中，又可以窥见词人当时生活得多么优雅“潇洒”。为了观赏芍药，她和“酒朋诗侣”，不仅乘着华美的车子游遍了“东城”、“南陌”，享尽了珍羞华筵，她们还可以到御花园中去，与皇帝一起观赏那儿枝先期开放的名贵花朵。白天游览，晚上皇宫中设宴招待，她们个个喝了个酩酊大醉，“玉山倾倒”，从黄昏直到深夜，玩得好不快活。（匡亚明主编《李清照评传》）
上片先从游兴大发写起：“湖上雨晴时，秋天半篙初没。”雨过天晴，泛舟度闲，而当撑船的竹竿被湖水刚刚漫过半截的当儿，词人不禁把目光投向了平静如镜的湖面。然而，本拟忘掉个人得失的他，却骤然有一股忧思涌上心头：“朱槛俯窥寒鉴，照衰颜华发。”词人身体尚健壮，遇到高兴事儿时，常常忘记了自己的年龄，然而“日过当午”的心理阴影却时在脑海中闪动，一旦景物触发，会立刻强烈涌现。此时此地的词人，在游兴正浓的当口，从游船的朱红栏杆往水下俯看，发现了平静如镜的湖面映照出了自己的衰颜华发，不禁一阵悲凉从心底升起。
下片则极力表现词人萧疏冲淡，纯任自然的心境和情感。“醉中吹堕白纶巾，溪风漾流月。”在湖水荡漾、月光流波的恬适环境中，词人喝醉了，但不小心，一阵山溪秋风吹来，把头上的白纶巾吹落到湖中去了。写景如画，即景即情，景情合一，铺排自如。但是，昔日的京都翰林，今日外任幽独，其愁其苦，没有人能够知晓或领悟。于是，末二句推出了“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的委婉心曲。表面旷达，一任浮生，而实际上，在“烟波飘兀”的感受中却涌动着忧思时事，感叹衰老无成的悲哀心绪。词人在溪风拂面、月光如水中深夜归舟，勾勒出了他彷徨孤独无所适从的自画像，给人以委抒心曲、意蕴流动的艺术感受，令人低回徘徊不已。
总起来说，此词以白描写意手法铺排全篇，表面平静疏淡，而内里起伏沸腾。在恬淡中含有忧思，在旷达中寓有执着，表现了词品与人品的统一，真善美的合谐与完整。
《杞人忧天》是一则寓言，出自《列子·天瑞篇》。文章通过杞人忧天的故事，嘲笑了那种整天怀着毫无必要的担心和无穷无尽的忧愁，既自扰又扰人的庸人，告诉人们不要毫无根据地忧虑和担心。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一气呵成。这是一则益智寓言，写了忧天者与忧人者两种人。作者并不以这两种人为然。
文章重要刻画了一个“杞国人”的形象，他头顶蓝天，却整天担心蓝天会崩塌下来，脚踏大地，却成天害怕大地会陷落下去，以致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还担心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会掉下来，惶惶不可终日。在别人耐心的开导下，他又放下心，高兴极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就浮现在读者的眼前了。
另外一个人物，开导杞人的热心人，他对天地星月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只是代表了当时的认识水平，但他那种关心他人的精神，耐心开导的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古代道家学者长庐子也并不赞成这个开导者关于天地无毁的说法，他认为一切事物既有成，就有毁。而列子认为，天地无论成毁对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道的本质在于虚静无为，人也应该以笃守虚静的处世态度，不必在不可知的事物上浪费心智。
这则寓言的客观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它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在宇宙形成理论上的成果，寄谓“积气”、“积块”、“日月星宿亦积气中有光耀者”等见解，其辩证思维水平之高，是令人信服的。
这则寓言故事运用对话刻画人物，人物形象分明。故事短小，但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这则寓言也成为后世文人常用的典故，如李白有诗曰“杞国有人忧天倾”，即出于此。
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
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