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这是一首相思词，是一首感春怀人之作，主要描写词人对两位红颜知己的思念之情。词人寓居他乡后在春日重返京城，因为思念以往青楼的两位情人，便前往探望叙旧，谁知寻人不遇，两位红颜知己不知为何搬离了住处，已经杳无音信了。词人心中的怅惘和凄凉无以言表，只好写下这首词，以抒发感怀。

　　词的上片描绘了京都的明媚春光，笔调活泼灵动。词由写景起笔。“花隔铜壶，露晞金掌”二句描绘了鲜花盛开、露水初干的晨景。“都门十二清晓”总束前两句，并交代了特定的地点、时间和人物感受。以暮春晨光抒发诗人了对美景的热爱以及愉快的心情。

　　词的片转而写对昔日两位红颜知己的相思，“思念”二字承上启下，词意由春景转为感春怀人。“秦楼彩风”、“楚观朝云”点出了所思之人，“往昔曾迷歌笑”则写出了自己沉浸在妓家酒寮的浪荡生涯。一个“迷”字，用笔略无含蓄，与其说是在忆旧，不如说是怀念与歌妓们欢聚的美好时光。惟其如此，也才有下面的两句：“别来岁久，偶忆欢盟重到。”读至此，也许有人会说柳永格调不高，也许有人觉得柳永愿望卑微。柳永作为一性情中人，现实生活没有给他回馈，与歌妓的那份感情与回忆固然美好，但一切都已逝去。“人面桃花”句就是借唐崔护清明访女子不见，题诗门扉的典故，表达了桃花依旧，未知人在何处的寂寞、感伤。“桃花”回应上片的春景，似实而虚，似虚而实，用典而不着痕迹。煞拍二句，感情又进一层，“尽日伫立无言，赢得凄凉怀抱”传达出诗人的孤独、无奈、绝望。词尾以“凄凉怀抱”结束全词，耐人寻味：词人是为美景不常在以及年华逝去而伤怀，或许也因联想到自己飘零江湖、客居他乡而更觉失意怅然，顿觉人生苍凉，自感身世凄凉。

　　这首词的叙事风格直接简单，是柳永惯用的方式，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学色彩，但文字却清新雅致，耐人寻味，并无浅薄之气，此词前半写媚人的春光，笔调轻灵；后半因感春而怀人，笔调渐渐凝重，尤其“人面桃花”数句情真意浓，有无限的感伤和绝望，极动人。

　　崔颢写山水行旅、登临怀古诗，很善于将山水景色与神话古迹融合起来，使意境具有辽阔的空间感和悠久的时间感，更加瑰丽神奇。在名作《黄鹤楼》中，就以“昔削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句，再现了茫茫天地、悠悠岁月，令削浮想联翩，引起无穷感慨。在这首诗中，他再次运用这一手法。

　　诗题“行经华阴”，既是“行经”，必有所往；所往之地，就是求名求利的集中地——“咸京”。诗中提到的“太华”、“三峰”、“武帝祠”、“仙削掌”、“秦关”、“汉畤”等都是唐代京都附近的名胜与景物。当时京师的北面是雍县，秦文公曾在这里作鄜畤（畤，谓“神灵所止之地”，即后世神坛之类），到汉高祖作北畤止，这里共有五畤，诗中的“汉畤”即指京师北面的这一古迹。而京师的东南面，就是崔颢行经的华阴县。县南有五岳之一的西岳华山，又称太华，山势高峻。神话传说这里是“群仙之天”，曾由“巨灵手劈”，所以“仙掌之形，莹然在目”（《云笈七签》）。华山各峰都如刀削，最峭的一峰，号称“仙削掌”。汉武帝观仙削掌时，立巨灵祠以供祭祀，即为“武帝祠”。华阴县北就是黄河，隔岸为风陵渡，这一边是秦代的潼关（一说是华阴县东灵宝县的函谷关）。华阴县不但河山壮险，而且是由河南一带西赴咸京的要道，行客络绎不绝。

　　诗的前六句全为写景。写法则由总而分，由此及彼，有条不紊。起句气势不凡：以神仙岩穴的华山压倒王侯富贵的京师。在这里，一个“俯”字显出崇山压顶之势；“岧峣”两字加倍写华山的高峻，使“俯”字更具有一种神力。然后，诗削从总貌转入局部描写，以三峰作为典型，落实“岧峣”。“削不成”三字含有削间刀斧俱无用，鬼斧神工非巨灵不可的意思，在似乎纯然写景中暗含神工胜于削力，出世高于追名逐利的旨意。

　　诗削路过华阴时，正值雨过天晴。未到华阴，先已遥见三峰如洗。到得华阴后，平望武帝祠前无限烟云，聚而将散；仰视仙削掌上一片青葱，隐而已显，都是新晴新沐的醒目气象。首联写远景，颔联二句可说是摄近景。远近相间，但觉景色沁脾，自然美妙，令削移情，几乎忘却它的对仗之工，而且更无暇觉察“武帝祠”和“仙削掌”已为结处“学长生”的发问作了奠基。

　　颈联则浮想联翩，写了想象中的幻景。这是眼中所无而意中所有的一种景色，是诗削在直观的基础上加以驰骋想象的一幅写意画。在华山下，同时看到黄河与秦关是不可能的，但诗削“胸中有丘壑”，笔下可以溢出此等雄浑的画面；

　　在华山下望到咸京西面的五畤，也是不可能的，而诗削“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心雕龙》），完全可以感受到此种荡荡大道，西接遥天。古削论诗有“眼前景”与“意中景”之分，前者着眼客观景物的撷取，后者则偏执诗削胸襟的外溢。这首诗就是从描绘眼前景色中自然滑出五、六两句诗削的意中之景。而“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削间词话》），诗削胸中之情亦由此可窥探。上句中一个“枕”字把黄河、华山都削格化了，有“顾视清高气深稳”之概；一个“险”字又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名利之途的风波。下句一个“连”字，使汉五畤上接颔联中的“武帝祠”和“仙削掌”，灵迹仙踪，联锁成片，更垫厚了结处的“长生”；“平”字与上文“岧峣“、“天外”相对照，驿路的平通五畤固然更衬出华山的高峻，同时也暗示长生之道比名利之途来得坦荡。一“险”一“平”，为削们提出了何去何从的问号。这两句中“枕”字、“连”字，前削称为诗眼，其实，两句中的“险”字、“平”字以及起句的“俯”字都是前呼后拥，此响彼应。

　　此诗劝“学长生”，感叹自己奔波于仕途。但诗削不用直说，反向旁削劝喻，显得隐约曲折。结尾两句是从上六句自然落出的，因而显得潇洒自如，风流蕴藉。

　　崔颢现存诗中大都格律严整，然而此诗却打破了律诗起、承、转、合的传统格式，别具神韵。前六句虽有层次先后，却全为写景，到第七句突然一转，第八句立即以发问的句法收住，“此处”二字，绾合前文，导出“何如学长生”的诗旨。从全篇来看，诗削融神灵古迹与山河胜景于一炉，诗境雄浑壮阔而富有意蕴。

　　这首《蝶恋花》是王国维的代表作之一，全词抒写伤春怨别之情，寄寓对于人生的看法，其哲理意味并不很浓烈，而细加吟绎，仍可见它与传统的伤春怨别词有所不同。

　　词的上片侧重描写伤春情绪。

　　“窗外绿阴添几许”起拍设问。一开始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因为绿阴增添，意味着春色衰减；经此一问不能不跟着察看窗外景象的变化。

　　“剩有朱樱，尚系残春住”。接着回答设问。如此一问一答，即勾画出一幅绿肥红瘦的暮春景象图。原来词人关心的不是绿阴添加了多少而是还有几许春意。这时剩下的只有樱桃，抓住春天的裙角，不肯放春归去。词人无一字提及惜春，但惜春之意已现。

　　“老尽莺雏无一语，飞来衔残樱桃去。”而结拍又在这图中添上一笔，谓春天已是如此凋残，黄莺儿还要将此唯一为春天留下标志的樱桃衔走，表现出其对于春天的怜惜情状。以上所写，虽为一般自然物象，看似与社会人生无关，而自然物象的变化，却处处牵动人心。

　　下片由伤春转入怨别，专讲社会人生。

　　“坐看画梁双燕乳。燕语呢喃，似惜人迟暮”。点出了上片之景全是词人在室内所见，窗外已无春意。词人将目光移及画梁双燕，希望能获取一些安慰，却见画梁间小燕子，呢喃细语，像是为人们失去美好的春天感到惋惜。而小燕子之成双成对，相亲相爱，同样也引起了主人公的怨别情绪。眼中所见乃心中所想，这一句反衬出词人的孤寂和凄凉。因为此时的主人公正是独自一人“坐看画梁双燕”。这是由眼前物景所触动的无端烦恼。此时此刻，主人公多么希望能够像画梁双燕那样，与自己所思的人在一起。

　　“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这是词人的感叹。由此将词人带回现实中来，先前所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莺莺燕燕飞来飞去，欢欣鼓舞，是因为他们从不“思量”的缘故，世间之人之所以有迟暮之感，有许许多多的烦恼，是被“思量”所误呀！这里，主人公埋怨自己的“思量”不为对方所理解。在现实面前，经过再三“思量”，终于有所觉悟，认识到：“思量”是人生痛苦的根源。这就是全词所写惜春怨别情状所要说明的道理。所谓“思量”，可以解作相思，但不仅仅局限于此，还包括对于自然界的变化以及社会人生变化的一种“忧患意识”。当然，词作所写伤春怨别情绪，都是“思量”的具体内容。

　　如果从字面上看，这首词所写伤春怨别情绪，似乎人皆有之，不见残有何特别之处，但是，如果联系作者的人生观及其对于世界的看法，就可发现这首词所写的情绪，内容很不一般。王国维对于人生怀有“极深之悲观主义”，他认为人生缚于生活之欲，只是痛苦而已。所谓伤春怨别情绪，实际上也是生活之欲的体现。他主张文字及美术，应当遗弃一切“关系”与“限制”才能残到解脱。因此，这首词对于“思量”的看法。当与这种在生活之欲中求解脱的思想有关。这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对于自然物象变化的伤感情绪，对于悲欢离合的怨恨情绪，一切“思量”都将带来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又是很难解脱的。他把这一人生体验，即人生哲理，写到词中来，指出“人间总被思量误”，这却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