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这首诗表达了失意文人对进入官僚体系的渴望、焦虑、怨恨、绝望。
首先是两个耀眼的榜样——金日磾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小儿八九岁的时候便封高官,佩双绶,令李贺羡慕不已。但是他没有这种幸运,双绶没有得到,头发倒白了不少。年华已逝,功名无望,不仅焦灼,还有失制和怨恨,借贾生之事发出。文人望获得帝王的垂青,获得垂青后仍旧可能好景不长。皇帝们是那么容易听信谗言。西汉十二位皇帝中,唯有文帝堪称睿哲,但他也难免听信小人诲言。贾谊终于被贬为长沙太傅,三十三岁即忧愤而死。而今又值寒食,杨柳播荡,昔日那些毁谤贾谊的无耻小人们虽然早已不在人世,洛阳城外的贾生墓却少人吊祭,呈现一片肃杀之景。这肃杀之感是贾谊之悲与李贺之怨相互碰撞的产物。
李贺也遭小人谗言的陷害,“家讳”问题就是缘于小人的告发。贾生毕竟曾获帝王垂青,曾经进入权力核心,也算“潇洒走一回”;李贺则被小人陷害得十分彻底:当他正欲一展宏图的时候,命运之门就向他彻底关上了。但他心中永远也放不下“蒙帝王垂青”的信念。“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一旦相信了这些进谗言的小人,便会永远失去文明的政治。这是“为帝王师”价值的“反面论证”。获得垂青,建功立业,甚至“为帝王师”,是无数文人心中的一个“心结”。“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这个“系铃人”却总是期盼不至——系铃人常常只管“系铃”,不管“解铃”。
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女子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相思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也是历代诗家文人付诸歌咏的最佳题材之一。古诗中多用“长相思”三字,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著以长相思”、“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等。南朝陈后主、徐陵、江总,唐李白等都有拟作。内容多写女子怀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至于白居易这首《长相思》,则有其特定的相思对象,即他的侍妾樊素。
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氏的离去十分伤感。这首《长相思》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
词的上阕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她是杭州人氏,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樊素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似愁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他便于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情人的回归才能休止。然而那不过是空想,他只能倚楼而望,以回忆昔日的欢乐,遣散心中的郁闷而已。
这篇作品形式虽然短小,但它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此文讲述了一则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表达了作者对学者之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之人的嘲讽,亦告诉了人物认识事物需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这一道理。全文层次分明,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叙述,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情节简单、语言简练,读来却耐人寻味。
全文层次清晰,其行文结构主要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庙里的和尚和普通人一样,因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有限,按照常规思维划着几只小船,顺着河流去寻找石兽,当然是找不到;可是学者按照自己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进行推理也不正确,他的一套理论也许能让众人暂时信服,但是事实还是事实,按照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向地下挖掘,肯定也是找不到石兽的。老河兵因为常年与河流打交道,对河流的水、石、泥沙等习性有更细致的了解,因而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石头逆流而上了。按照老河兵的方法在上游寻找,果然找到了石兽。
文章结尾揭示了主旨:“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凭主观猜测而下判断欤!”像和尚和道学家那样“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的情况是很多的,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作者对此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的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又指明了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途径:不能片面地理解,更不能主观臆断,而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事物的特性。文章寓理于事,给了人们非常深刻的启示。
此文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却是耐人寻味的。它说明天下的事物虽有其共同规律,但更有其殊性。而事物的特殊性,又是和它所处的环境、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它更是发展变化的。现实中的许多生活经验,其实都能证明这一点。这也就是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