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首小令旨在寻梅。梅的品格历来为诗人所赞颂，特别是志在山林、对现实中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者，常以爱梅自娱，表现其高洁恬淡的品格。“寻”字是此曲的中心，全曲围绕何处寻、如何寻、寻到后又如何的线索，逐层描写。
起首三句写何处去寻，目标落在贺监与放翁住地，因为他们是高洁的隐居者，该处的梅又是人品似梅品者“亲自栽”的。
四、五、六三句承前三句补充说明鉴湖的梅梅品高于一般的梅，意为它“路近蓬莱”，蓬莱亦泛指仙境，它“远尘埃”，与龌龊的社会隔离。因此，作者心里总是记挂着去鉴湖寻梅，为尚未见到梅花而烦恼。
接下来两句是写如何寻。按照梅的特性去寻，“雪模糊小树莓苔”，梅是迎寒斗雪开放的，要到雪地里寻，“小树莓苔”言幽静的地方。早梅又名江梅，是生长在水滨的，要到水边去寻。“月朦胧”写梅花夜间开放，并与末句“昨夜一枝开”相呼应。
最后四句写寻到早梅后的喜悦，赶紧去买酒，对梅饮酒吟诗作曲。“猜，昨夜一枝开”是神来之笔，它不单是借典点明了这是早梅，更是为“寻”字增添分量。 他终于寻到了这迎寒风斗霜雪，最先开放在鉴湖水滨的品格高洁的早梅。寻梅的过程展现了诗人的爱好与情操，特别是不畏严寒、战风斗雪的精神。
本曲写得放达，风雅，流露出作者远离官场，走近自然的豁达胸襟。全曲情景相生，质朴清雅，体现作者豪放的气魄和宽阔的胸襟。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
这首《谪岭南道中作》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五。下面是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王启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的首联描写在贬谪途中所见的岭南风光，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第一句写山水，岭南重峦叠嶂，山溪奔腾湍急，形成不少的支流岔道。再加上山路盘旋，行人难辨东西而迷路。这里用一“争”字，不仅使动态景物描绘得更加生动，而且也点出了“路转迷”的原因，好像道路纡曲，使人迷失方向是“岭水”故意“争分”造成的。这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但又是实感，所以诗句倍有情致。第二句紧接上句进一步描写山间景色，桄榔、椰树布满千山万壑，层林叠翠，郁郁葱葱，一派浓郁的南国风光。这一句中用一“暗”字，突出桄榔、椰树等常绿乔木的茂密，遮天蔽日，连溪流都为之阴暗。这一联是从山水林木等方面选择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景物来写。
颔联宕开一笔，写在谪贬途中处处提心吊胆的情况：害怕遇到毒雾，碰着蛇草；更担心那能使中毒致死的沙虫，连看见掉落的燕泥也要畏避。这样细致的心理状态的刻画，有力地衬托了岭南地区的荒僻险恶。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这种衬托的手法，比连续的铺陈展叙、正面描绘显得更有变化，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清人沈德潜认为这联“一语双关”，和柳宗元被贬柳州后所作的《岭南江行》一诗中的“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一样，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中的毒雾、蛇草、沙虫等等都有所喻指。这样讲也不无道理。
颈联转向南方风物的具体描写，在写景中表现出一种十分惊奇的异乡之感。五月间岭南已经在收获稻米，潮汛到来的时候，三更时分鸡就会叫，津吏也就把这消息通知旅行的人，这一切和北方完全不同。这两句为尾联抒发被谪贬瘴疠之地的深切思乡之情作铺垫。
尾联是在作者惊叹岭南环境艰险，物产风俗大异于秦中之后，引起了身居异地的怀乡之情，更加上听到在鲜艳的红槿花枝上越鸟啼叫，进而想到飞鸟都不忘本，依恋故士，何况有情之人。此时自己迁谪远荒，前途茫茫，不知何日能返回故乡，思念家园，情不能已，到了令人肠断的地步。这当中也深深地蕴含着被排挤打击、非罪谪贬的愤懑。最后一句是暗用《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越鸟巢南枝”句意，十分贴切而又意味深长。这一联是这首抒情诗的结穴之处，所表达的感情异常深挚。
全诗写景抒情互相交替，显得灵活多变而不呆滞，景中寓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是晚唐的抒情名篇。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