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客客居长安，求官而不得的困难处境和潦倒感伤的心情。诗客以不得志的客的身份作客饮酒，前四句写作客的情形和潦倒自伤的心情。中间四句，诗客由自伤转为自负和自勉，引汉代名士主父偃和唐代名士马周自比，说明他自己有经世之才，早晚会得到皇帝赏识。后四句，诗客又由自负和自勉转为自伤，感慨自己冷落寂寞的处境。三层意思转折跌宕，沉郁顿挫，而以怀才不遇之意加以贯通。《李长吉集》引黄淳耀的话评价说：“绝无雕刻，真率之至者也。”黎简评价说：“长吉少有此沉顿之作。”
从开篇到“家客折断门前柳”四句一韵，为第一层，写劝酒场面。先总说一句，“零落栖迟”（潦倒游息）与“一杯酒”连缀，大致地表示以酒解愁的意思。不从主客祝酒写起，而从客方（即诗客自己）对酒兴怀落笔，突出了客方悲苦愤激的情怀，使诗一开篇就具“浩荡感激”（刘辰翁语）的特色。接着，诗境从“一杯酒”而转入主客持酒相劝的场面。他首先祝客客身体健康。“客长寿”三字有丰富潜台词：忧能伤客，折客之寿，而“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七字画出两客的形象，一个是穷途落魄的客客，一个是心地善良的主客。紧接着，似乎应继续写主客的致词了。但诗笔就此带住，以下两句作穿插，再引申出“零落栖迟”的意思，显得委婉含蓄。“主父西游困不归”，是说汉武帝时主父偃的故事。主父偃西入关，郁郁不得志，资用匮乏，屡遭白眼（见《汉书·主父偃传》）。诗客以他来自比，“困不归”中含有无限辛酸之情。古客多因柳树而念别。“家客折断门前柳”，通过家客的望眼欲穿，写出诗客自己的久羁异乡之苦，这是从对面落笔。引古自喻与对面落笔同时运用，都使诗情曲折，生动有味。经过这两句的跌宕，再继续写主客致词，诗情就更为摇曳多姿了。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到“直犯龙颜请恩泽”是第二层，为主客致酒之词。“吾闻”二字领起，是对话的标志；同时通过换韵，与上段划分开来。这几句主客的开导写得很有意味，他抓住上进心切的少年心理，甚至似乎看穿诗客引古自伤的心事，有针对性地讲了另一位古客一度受厄但终于否极泰来的奇遇：唐初名臣马周，年轻时受地方官吏侮辱，在去长安途中投宿新丰，逆旅主客待他比商贩还不如，他的处境比主父偃更为狼狈。为了强调这一点，诗中用了“天荒地老无客识”的生奇夸张造语，那种抱荆山之玉而“无客识”的悲苦，以“天荒地老”四字来表达，看似无理，实际上极能尽情。马周一度像这样困厄难堪，以后却时来运转，因替他寄寓的主客、中郎将常何代笔写条陈，唐太宗十分高兴，予以破格提拔。（注：原文见作品注释。）“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说的就是这件事。主客的话到此为止，只称引古事，不加任何发挥。但这番语言很富于启发性。他说马周只凭“两行书”即得皇帝赏识，言外之意似乎是：政治出路不只是有一种途径，“囊锥”终有出头之日，科场受阻也不能悲观。事实上，马周只是被唐太宗偶然发现，这里却说成“直犯龙颜请恩泽”，主动自荐，似乎又在怂恿少年要敢于进取，创造成功的条件。这四句以古事对古事，话中有话，极尽循循善诱之意。
“我有迷魂招不得”至篇终为第三层，直抒胸臆作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主客的开导使“我”这个“有迷魂招不得”者，茅塞顿开。诗客运用擅长的象征手法，以“雄鸡一声天下白”写主客的开导生出奇效，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这“雄鸡一声”是一鸣惊客，而“天下白”的景象更是光明璀璨。这一景象激起了诗客的豪情，于是末二句写道：“少年正该壮志凌云，怎能一蹶不振！老是唉声叹气，那是谁也不会来怜惜你的。”“谁念幽寒坐呜呃”，“幽寒坐呜呃”五字，用语独造，形象地刻画出诗客自己“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的苦态。“谁念”句，同时也就是一种对旧我的批判。末二句音情激越，颇具兴发感动的力量，使全诗具有积极的思想色彩。
《致酒行》以抒情为主，却运用主客对白的方式，不作平直叙写。诗中涉及两个古客故事，却分属宾主，《李长吉歌诗汇解》引毛稚黄的话说：“主父、马周作两层叙，本俱引证，更作宾主详略，谁谓长吉不深于长篇之法耶？”这篇的妙处，还在于它有情节性，饶有兴味。另外，诗在铸词造句、辟境创调上往往避熟就生，如“零落栖迟”、“天荒地老”、“幽寒坐呜呃”，尤其是“雄鸡一声”句等等，或语新，或意新，或境奇，都对表达诗情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李贺式的锦心绣口。
这首诗与《古诗十九首》中的另一首《驱车上东门》在感慨生命短促这一点上有共同性，但艺术构思和形象蕴含却很不相同。《驱车上东门》的主人公望北邙而生哀，想到的只是死和未死之前的生活享受；这首诗的主人公游京城而兴叹，想到的不止是死和未死之时的吃好穿好。
开头四句，接连运用有形、有色、有声、有动作的事物作反衬、作比喻，把生命短促这样一个相当抽象的意思讲得很有实感，很带激情。主人公独立苍茫，俯仰兴怀：向上看，山上古柏青青，四季不凋；向下看，涧中众石磊磊，千秋不灭。头顶的天，脚底的地，当然更其永恒；而生于天地之间的人呢，却像出远门的旅人那样，匆匆忙忙，跑回家去。《文选》李善注引《尸子》《列子》释“远行客”：“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古诗》中如“人生寄一世”，“人生忽如寄”等，都是不久即“归”（死）的意思。
第五句以下，写主人公因感于生命短促而及时行乐。“斗酒”虽“薄”，也可娱乐，就不必嫌薄，姑且认为厚吧！驽马虽劣，也可驾车出游，就不必嫌它不如骏马。借酒销忧，由来已久；“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经·邶风·泉水》），也是老办法。这位主人公，看来是两者兼用的。“宛”（今河南南阳）是东汉的“南都”，“洛”（今河南洛阳）是东汉的京城。这两地，都很繁华，何妨携“斗酒”，赶“驽马”，到那儿去玩玩。接下去，用“何郁郁”赞叹洛阳的繁华景象，然后将笔触移向人物与建筑。“冠带自相索”，达官显贵互相探访，无非是趋势利，逐酒食，后面的“极宴娱心意”，就明白地点穿了。“长衢”（大街），“夹巷”（排列大街两侧的胡同），“王侯第宅”，“两宫”，“双阙”，都不过是“冠带自相索”，“极言娱心意”的场所。主人公“游戏”京城，所见如此，会有什么感想呢？结尾两句，就是抒发感想的，可是歧解纷纭，各有会心，颇难作出大家都感到满意的阐释。有代表性的歧解是这样的：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主人公。“极宴”句承“斗酒”四句而来，写主人公享乐。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冠带”者。“是说那些住在第宅、宫阙的人本可以极宴娱心，为什么反倒戚戚忧惧，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呢？”一云结尾两句，分指双方。“豪门权贵的只知‘极宴娱心’而不知忧国爱民，正与诗中主人公戚戚忧迫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从全诗章法看，分指双方较合理，但又绝非忧乐对照。“极宴”句承写“洛中”各句而来，自然应指豪权贵。主人公本来是因生命短促而自寻“娱乐”、又因自寻“娱乐”而“游戏”洛中的，结句自然应与“娱乐”拍合。当然，主人公的内心深处未尝不“戚戚”，但口上说的毕竟是“娱乐”，是“游戏”。从“斗酒”“驽马”诸句看，特别是从写“洛中‘所见诸句看，这首诗的主人公，其行乐有很大的勉强性，与其说是行乐，不如说是借行乐以销忧。而忧的原因，也不仅是生命短促。生当乱世，他不能不厌乱忧时，然而到京城去看看，从“王侯第宅”直到“两宫”，都一味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全无忧国忧民之意。自己无权无势，又能有什么作为，还是“斗酒娱乐”，“游戏”人间吧！“戚戚何所迫”，即何所迫而戚戚，是反诘句，如果用现代汉语肯定语气说，便是：没有什么迫使我戚戚不乐。全诗内涵，本来相当深广；用这样一个反诘句作结，更其余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