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概括强虏民夫拉纤的实况，下片抒写丁男病妇忍痛离别的情景，凄怆感人。全词一气贯注，笔力浑厚，开头“战舰排江口”三句，开门见山地点出了战争的紧张气氛，笼罩了全篇，这里所使用的是分镜头写法：一面写千万艘战舰排列在滔滔的江边渡口，另一面写远在天边的统治者正在派遣亲王出征的非凡场面。“真王拜印”是借用《史记》中韩信的典故。统治阶级对拜官授印，率兵出征当然是非常隆重的，但这种征服战争将给人民带来什么后果，词篇由此生发，逐层铺叙。作者没有从正面描写战争，而是把笔锋紧扣主题，直写强拉船夫，“征发”二句，写朝廷命令各地郡县火速征集十万民夫，一场奴役人民的灾难，犹如急风骤雨洒向苦难的人间，弄得广大乡村鸡犬不宁，这里的“骚然鸡狗”前面还有“闾左”一词，可谓笔力重而用意深。在秦代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此处暗用了陈胜农民起义的故事。词中“叹闾左”三字，既点出了受压迫、被奴役的都是贫苦人民，又暗示出当时统治阶级的专横暴虐。“里正”句以下，紧接着写面目狰狞的地方官吏呵叱着逼迫大批劳苦农民拉纤，并把他们当作囚犯那样锁在空谷仓里。作者曾目睹官吏催逼租税的凶狠情景，在那种高压统治的环境下，被捉民夫连摇手也不敢，这不是夸张，而是悲惨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下片“稻花”一句，承上接下而转入另一种境界，点明了时令季节：深秋霜天，田间稻花飘香。从上面强拉民夫的紧张、悲痛的气氛中，突然出现一幅乡村秋熟的自然景象，似乎用了闲笔，其实作者巧妙的笔法在于；意在言外。词人通过稻花霜天的物景透露出这样的意念，恰巧在这繁忙的秋收季节将来临的时刻，统治者不顾农事，强拉民夫这样不仅笔调清新而意脉不断，而且包含了作者对征服战争的愤慨和遭难者的同情。接着“有丁男”二句，既与上片相照应，又展现了丁男病妇在岔路旁草丛间诀别的凄惨情景“此去”三句承上铺叙“土牛”任意鞭打春牛，它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活人的背却经不住皮鞭的抽打。凄惨的声音，如泣如诉，这是对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罪恶的血泪控诉，“好倚后园”四句，写丁男无力反抗，呼救无门的情况下，只能含着眼泪叮嘱病弱的妻子。词以“神佑我，归田亩”作结，使人感到更加真切、沉痛。
这首词的艺术特色是通篇运用直叙其事的白描手法，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一幅封建统治阶级到处掳掠民夫、奴役人民的悲惨生活画面，同时表达了诗人对灾难深重的贫苦农民的同情，因而诗篇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从这首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风格沉雄的词中，可以窥见陈维崧反映现实的词篇中所放射出独有的艺术光彩。
诗的起首两句紧扣题目中的“思”字，把笔势展开：“中原邈邈路何长，文物衣冠天一方。”以沉痛的笔调写出了对中原、汴京的怀念：中原邈远，道路绵长；礼乐典制、世家大族所聚的汴京，天各一方。这两句为下边的抒写拓广了领域。所谓“路何长”，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从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到淮河南岸重镇淮阴，不过千里路程；从淮阴渡淮河，进入中原，可以朝发夕至；如从荆州、襄阳一带北上中原，轻骑兼日可达。作者在他的《西吴曲·忆襄阳》一首词里说过：“乾坤谁望？六百里路中原，空老英雄，肠断剑锋冷。”可见“文物衣冠天一方”的距离，不是空间辽远所造成，而是人为的政治因素所造成。从隆兴议和之后，宋廷畏金如虎，“恪守”协议，即使近在咫尺之地，也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至于恢复中原，更非所想，年复一年，而形势如故，志士怎能不为之凄然伤怀！
颔联“独有孤臣挥血泪，更无奇杰叫天阊。”转到了自己方面，追想当年曾为国家挥洒过血泪。这里指他早年向朝廷上书陈述恢复方略而言。他的孤忠并没有受到赏识，他的才略没有得到施展，空落得四处流浪。他在《念奴娇·留别辛稼轩》中说：“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裾尘土。”表现出他的怀才不遇的哀怨情绪，这几句词语，也正是“独有孤臣挥血泪”诗句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下句慨叹当时没有奇杰的人物象他那样上书朝廷，力陈恢复大计。天阊，即天门，出自《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这里指朝廷。这一联诗句反映了当时朝政萎弱不振，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朝廷仍抱有幻想，认为多几个奇杰人物把天门叫开，据理力争，就会震动“宸衷”，幡然醒悟，使国家兴复。是不是可能呢？在隆兴议和之后，最早叫天门的奇杰人物是辛稼轩，他曾向孝宗皇帝上《美芹十论》，全面论述兴复方略，洋洋洒洒达数万言，结果呢，只不过叫他当个小小的朝官司农寺主簿，一个很有军事韬略的人物，却分配去管理农业生产。孝宗末年又一个叫天门的人物是陈亮，曾向孝宗连上三书，力倡恢复，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激怒了一批官僚，交相攻击，斥之为“狂怪之士”。事实证明，隆兴和议之后，宋廷君臣已被吓破了胆，根本不会振作起来，不管有多少奇杰人物齐集天门叫喊也是枉然。我们不能要求诗人对宋廷的腐朽虚弱本质有全面的认识，他的爱国精神毕竟是可贵的，这一联诗句感情激越，忠愤之气溢于言外，有振聋发聩之力。
颈联“关河夜月冰霜重，宫殿春风草木荒。”宕开一笔，思绪集中到边疆，集中到汴京方面。“冰霜重”是说天气严寒，这只是表面意思，它的真正内涵是说宋军无力闯过边关，挺进中原，使得恢复汴京渺茫无期。“宫殿”承首联次句。春风吹来，本是草木争荣的时候，而汴京的帝王宫殿因为处在金人的统治之下，在春天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那么，广大人民呢？其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了。陆游在《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里说：“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表达了金统治之下的广大人民深盼南师的情意。这个意思在此联里也可体会得到。在艺术上对仗精切，而气韵流动，饶有唐人风味。
尾联“犹耿孤忠思报主，插天剑气夜光芒。”再转到自己方面。上句承第三句，表明过去挥洒过血泪，现在报主之志仍然未衰。下句用的是龙泉剑的典故。中国古代十大名剑之五，诚信高洁之剑。传说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后被沉埋于丰城监狱下的地层中。《晋书·张华传》：“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外紫气。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伟象，乃要焕宿，因登楼仰观。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大耳。’华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焕遣使送一剑与华，留一自佩。”这里诗人用来自比，虽被沉埋而精光不灭，仍然可以上插于天。这是壮语，也是真情语，他早在《下第》诗中就有“振海潮声春汹涌，插天剑气夜峥嵘”之句，这里再次用这个典故，表现出诗人的坚强性格，它的思想感情的基础是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和热爱，这种思想感情往往是通过“报主”“忠君”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不应以其人的事业成败，或是否有实际行动来论的。
七律难在发端和结句，发端要放得开，要气象宏远；结语要收得住，要辞尽而意不尽。这首诗以悲语起，先把视线伸到中原，伸到汴京，颔联倒插，追忆当年挥洒血泪，颈联再推拓开去，把视线伸到边疆，再伸到汴京，最后以壮语作结，全诗开阖变化神完气足，过接自然，在七言律诗中是一首形式完美、情感动人的佳作。
此文共五段，第一段申诉与母诀别的原因，中间三个段分别从三个方面立下遗言，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嘱咐安排家人的生活和自己的身后事，最后一段抒发与母诀别的慷慨之情。全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首先触动读者的，是夏完淳“不得以身报母”的遗恨。他想到，“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这是对双慈养育之恩的崇高礼赞，也越发映衬出作者“大恩未酬”的负疚之情。有道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恩惠，本来就难报于万一，更何况夏完淳又自感“菽水之养无一日”。做儿子的除了自省和自责之外，看来是不可能作其他解释了。但此书的一二两节，却对不能“报母”的原因做了情理交融的陈述，读来令人感佩。作者将“报国”、“殉父”与“报母”的关系串通起来加以阐述，指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这就把能否真正“报母”，放到了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大背景下来考察。只要“天日”尚未“复见”，杀父之“大仇”一日未报，作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承欢于双慈的膝下。换句话说，夏完淳是以继承父亲的报国之志，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他不想做一只厮守在母亲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家雀，而要到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云中，一展鸿鹄之雄图，这才是真正的“报母”。如此情怀，中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志士已用各种形式的语言铿锵有力地抒写、陈述过了，而夏完淳在这封信中不是一味地明理，是寓理于真诚的、炽烈的念母之情。
信的前两节，作者袒露了回环起伏的内心波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孝”、“不得以身报母”，但不在此多作停留，而是笔锋一转，痛惜地回顾了“一旅才兴，便成齑粉”的抗清义举，忧国之情暂时淹没了念母之情。他痛定思痛，觉得去年不死，竟死于今日，实在是必然中的偶然既然以身许国，迟早总是要捐躯的。以此为情感转换的契机，他又一下子想到了双慈，“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自己勤于王事，匆匆就是二载，却没有一天供养母亲，啜菽饮水尽其欢，令人肝肠寸断。于是，念母之心潮陡涨，“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这些难以言表的痛楚、无法消解的遗恨，一齐壅塞在笔端，逼出了第二节的“呜呼！……何以为生”。这是感情激流凝涩的大漩，作者的内心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哀哀八口”。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报国之情又猛地突破一家之私，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虽然，已矣”的庄严誓言，推出了“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的光彩论断。至此，难解的人生命题似乎已经解开，执著的念母之情又趁势抬起头来，故有了“但慈君推干就湿……”这样“令人痛绝”的文字，以及托养双慈的不得而已的安排。
总观上述感情的起伏变化，可体察到：夏完淳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思绪中处理情理关系的，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舵柄，恰当地将“报国”与“报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少年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
正由于他毫不矫饰，自然坦荡，所以才格外叫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叹。与一、二两节相映照的是，第三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白母亲“万勿置后”。夏完淳之所以如此决断，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许多大家子弟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已为人所诟笑，故不能轻率从事，使夏家平添不肖子孙。再者，如若“中兴再造”，“我父子”一定会“庙食千秋”，那也比享受子孙们的“麦饭豚蹄”好得多这种见解，固然反映了年仅十七的夏完淳，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得相当成熟，但更主要的还是满腔碧血的强有力的迸射。他已经立下了破家报国的壮志，即使破釜沉舟、断绝后嗣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交待这一要事时口气相当严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接下来，文意偏重于安慰家人，咏叹人生，另一侧面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风貌。他恳望双慈保重玉体；他指望寒食盂兰时节的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他牵挂结褵二年、贤孝素著的妻子；他以五言诗式的咏唱来抒发豪情，感悟哲理，冷对屠刀，神游天地。
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一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节候推移，触发了他满腔的忧国之情。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二十七年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成功，可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这也是辛词善于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感慨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的开篇通过节日里众人热闹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伤情怀。“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说的是当时民间春节风俗。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
这里通过描写节日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人们的欢乐，来反衬自己“忧愁风雨”的老年怀抱。接下来两句：“往日不堪重记争，为花长把新春恨。”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者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年复一年，春天虽来了，“花”的开落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这里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对“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从他平时言行读者不难了解，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这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怀疑、又担忧，最终还是热切盼望的矛盾复杂心情。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坚凝执着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抗金复国这一项大事业！所谓“花期”，即是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这样的节日，人们忙着庆贺这个双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天真烂漫，兴高采烈，欢呼新春的到来。但是，这样的节日场景，对于长期削职闲居，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说，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眼看着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就在他写此词前两个月，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对于恢复大业也许是一个转机。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此时已无心于事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来，“花期”仍无定准，“风雨”也难预料。上饶离临安不远，作者想必已听到这一消息。而他在词中所感叹的“花期”无定、“风雨”难料，也是由此而发。通篇此词，作者比兴结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达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个人遭遇的愁苦复杂的心情。
当时，辛弃疾被劾离官闲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腾报辛因病挂冠，此迟到的风雨具见京城大老们的荒唐和对稼轩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