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六章，章十二句，为整齐的四言体，每章内容各有重点，按人物的活动依次叙述，脉络连贯，层次清楚。
首章从大禹开通九州，韩城有大道直通京师起笔，表明北方本属王朝疆域。通过周王亲自宣布册命和册命的内容，说明受封的韩侯应担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及周王所寄予的重大期望；任务和期望的根本之点，是作为王朝的屏障安定北方。
第二章叙述韩侯觐见和周王给予赏赐，而这一切都依据礼法进行。呈介圭为贽表明韩侯的合法地位，周王的赏赐表示韩侯受到的优宠。周代以“礼”治国，“礼”就是法律和制度，按制度，周代贵族服饰车乘的质料、颜色、图案、式样、大小规格都有规定，不能僭越。周王赏赐的交龙日月图案的黑龙袍、红色木底高靴、特定规格的精美车辆，都是诸侯方伯使用的。由周王赏赐，类似后世的“授衔”和公布享受何种等级的待遇，它表明受赐者地位、权利的提高：年轻的韩侯一跃而为蒙受周王优宠、肩负重任的荣显人物。
第三章叙述韩侯离京时由朝廷卿士饯行的盛况。出行祖祭是礼制，大臣衔命出京，例由朝廷派卿士在郊外饯行，这也是礼制。祖祭后出行，祭礼用清酒，所以饯行也“清酒百壶”，这仍是礼制。一切依礼制进行，又极尽宴席之丰盛。这些描写继续反映韩侯政治地位的重要及其享受的尊荣。
第四章叙述韩侯迎亲。这一章铺陈女方高贵的出身家世和富贵繁华的迎亲场面，烘托出热烈的喜庆气氛，再现了贵族婚礼的铺张场景和风习，也表现了主人公的荣贵显耀。
第五章重点叙述韩国土地富庶，河流湖泊密布，盛产水产品和珍贵毛皮。这些叙述从蹶父选婿引起，以韩姞满意作结，虽然叙述重点转移，却与上章紧紧钩连，不显突兀，收过渡自然之妙。
第六章叙述韩侯归国，成为北方诸侯方伯，建韩城，施行政，统治百国，作王朝屏障，并贡献朝廷，与首章册命遥相呼应。
全诗的主题是颂扬韩侯，颂扬他接受王国重要政治使命，肩负作为王国屏障安定北方的重任，表现周王的优宠和倚重，公卿对他的尊慕和礼敬，诗中渲染的他的富贵荣华以及他的权威，都与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没有他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篇歌颂接受国家重任的大臣的颂歌。其中，饯宴、迎亲的场景描写，是诗中的插部，用以烘托主人公的高贵荣显，并使全诗波澜迭兴，有张有弛，有明有暗，有庄有雅。相映成趣。
此诗颂美一个荣显的诸侯，却没有溢美之辞，而只是叙述事实，铺陈事物，或正面描述，或侧面烘托，落笔庄重大方，不涉谄谀，也不作空泛议论，这在颂诗中是特出的。
全诗六章，各章重点突出，但前后钩连，结成一体；内容相对集中，而前后照应，首尾呼应，无割裂枝蔓之累，其结构亦可资借鉴。
此诗的语言风格也变化多姿。首章叙述周王册命，其语言如《尚书》用语般典重古奥；第二章叙述周王赏赐，铺陈华丽，以见恩宠之隆；第三章以下间用叠词、口语，描写有声有色，写得生动活泼。一诗之中，语言风格三易，即俗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写征吴途中所见山河破碎的荒凉景象。开头二句先点出自己的感受：“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接着，作者以沉痛的笔调具体地描绘了饱受战火蹂躏的残破河山：“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人烟断绝，空旷孤寂的荒野，这是大背景。“城郭望榛棘，蹊径无所由。”昔日人口稠密、富庶繁华的城镇，此时成了一片废墟。人烟稀少，杂草丛望，残垣断壁，国破家亡，这正是动乱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雚蒲”六句，诗人把镜头从远处拉回到身边，对周围的环境作进一步的渲染。蒲苇满泽的荒野，黄昏时分的凉风，随波漂浮的扁舟，凄厉哀鸣的寒蝉，凌空飞翔的鹳鹄，组成了一幅萧瑟凄凉的画面。身处此境的“客子”，当然要“泪下不可收”了。这里的景物并不是随意拾掇的，而是为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情的需要精心选择的。当然，这也是为反对军阀混战这个主题服务的，虽然没有一句直接抨击的言辞，但诗人把强烈的感情渗透在景物的描写之中，因而句句都隐含着批判的锋芒。
然而，重重黑暗的尽头，忽然透出了一道曙光。在弥望的荒芜焦土之中，一片充满望气的乐土，出现在面前。这就是作者笔下的谯郡——曹操的故乡。“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这是作者的总体感受，一踏上谯郡的地界，所有的忧愁便烟消云散，心情豁然开朗。这与前半部分的“靡靡我心愁”截然相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作者笔下的环境，也是另一番光景：先写质朴的田园风光：“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宁静、富庶、和睦，便如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描写一般：“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两者所表现的画面和所寄寓的对太平社会的向往之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稍带夸张的现实，接着，作者又写到繁华的都市风貌：“馆宅充廛里，女士满庄馗。“谯郡是曹操的故乡，诗人把谯郡的望活写得那么美好，自然是对曹操的热烈歌颂，这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人们总是热切盼望出现一位好皇帝，治理好天下，使人民过着幸福安定的望活。所以这种写法，也并不是不自然的。最后，诗人对这理想乐土发出了由衷赞美：“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乐土”，是作者所向往的幸福之地。留恋故乡，是人之常情；客居异地总是不愿久留的。诗人自己在流寓荆州时也曾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登楼赋》）可是此诗结尾却说：这里虽然不是自己的故乡，也愿意长久地望活在这里。这就更强烈地表现了诗人对曹操的赞美，反映了人民向往安定望活的愿望。
此诗的创作意图主要是通过荒土和乐土的对照，表达自己反对军阀混战、向往幸福安定望活的愿望。作品前后两个部分基本上是一一对应，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体现了作者的这一创作意图。这两幅截然相反的画面并列在一起，造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深化了主题，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本诗的前半四句，传神地绘出了一幅潇湘江上的雪景图。“玉花”化用梁昭明太子<黄钟十一明启>“玉雪开六出之花”意，形容绝妙，“卷”字见出了雪花纷纷扬扬的飞舞之态。“长空”切“天”，“汀洲”切“江”；“卷玉花”是细部的、动态的观照，“白浩浩”是总体的、静景的印象：语简而意象丰富。“雁影”句表明已届隆冬的时令，又隐用雁度潇湘的本地风光来暗示“江天”所属的地域。最妙的是第四句，它不仅补明了题面中的“暮”字，而且写出了暮雪雪景所特有的那种朦朦胧胧、半幽半明的色调与风韵。后半部分，诗人在画面中安排一名生活在巴陵地区的渔翁，这名渔翁已登返棹，“寒欲归”三字，隐透出“暮雪”的影响。“不记巴陵道”既含有大雪弥漫迷蔽江路的意味，又见出渔翁对“江天暮雪”处境的顺适。“船自流”的结果，是在视野中留下了一抹渐行渐杳的痕影；这一余韵袅袅的结尾，增添了画面的动感与纵深感，传现出“江天暮雪”全景清逸超妙的风韵。全诗首尾映照，动静相间，意境高旷。诗中的渔翁因天"寒"已登返小船,却因为大雪弥漫遮住江路,忘记了回返的道路。这位渔翁索性坐睡舟中,任凭小舟随江流漂荡。
由此可以看出渔翁对"江天暮雪"处境的顺适之情。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