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佺期这一首有名的七绝，其妙处在于，诗人以雄劲的笔触，对当时经过渭滨时，对古人的怀念的艺术概括。他通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匠经营，以及把写景、叙事、抒情与议论紧密结合，在诗里熔铸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使诗的意境雄浑深远，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
这首诗的“闻笛”用向秀山阳闻笛，怀念嵇康、吕安典。淮阴亦名山阳，但向秀闻笛的山阳在河南修武（今并入焦作市）。这里只是感慨故旧零落。
过淮阴自必想到韩信，他在年轻落魄时，常受当地少年侮辱，曾对他说：“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又说：“信能死（不怕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裤下。”韩信只得俯身出裤下，众人皆笑信儒怯。作者用这典故，暗喻自己的应征将被人笑其懦怯，自己的心中也未始没有悔恨苟全之意。
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曾作《招隐士》，哀伤屈原的身世，晋人王康琚有《反招隐诗》，开头两句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王诗的原意无贬义，意为朝市中同样可以隐居，后来也有以“大隐在朝”讽喻士人的热中而假清高。吴诗用的是贬义，讽刺别人，也包括自已，因为作者本志只想隐居乡里，现在却与本志完全相反，也不必再续《离骚》，哀屈原的心恋故国了。
末两句由韩信欲报漂母一饭之恩，而深惭自己枉负明朝的深恩。明思宗对伟业很赏识，还曾特赐他归里娶亲。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这首词前的序前半篇写山阳之壮观，后半篇写游赏之快乐，然而末尾笔调突转：“凭虚怅望，因赋是阕。”原来，游赏之乐竟丝毫不能弥补词人心灵的悲伤。序末正是词篇的引子。
上片由小序”山行野吟”引发出词意，起句写自己带着酒意奔走，秋风满怀，形象地表现出“自适其适”的心绪。“草枯”句紧承首句，大得“天高恁鸟飞”的意趣。此二句极写天地之高旷，便见出词人之“凭虚怅望”，于是由景生情。“销魂”句在夕阳西沉的景况里油然生起离别情愫，极精辟地将情与景、人与宇宙融为一境。原来上二句所写天地之高旷，竟似容不下词人无限之惆怅。词意便很自然地折入到下片表现离恨别绪的抒写中去。起到上勾下连，承前启后的作用。下片用“恨”字绾带，过片二句对偶，写想象中之情人对己的刻骨相思。“恨入四弦”指恋人在琵琶之声里倾注进满怀幽怨，伊人在声中亦红颜渐老。何至言老。“思君令人老”，故老之一字，下得沉重。不仅写出伊人对自己相思成疾，亦写出自己对其相知之深，从对方的角度来刻画双方的情深意重和相思之苦，可见其爱情之内蕴原是极高雅亦极深厚。下句词人想象她在梦中相觅，然而山长水阔，天遥地远，纵然寻遍千百个驿站，也难寻到自己。歇拍唱出“何似莫匆匆”，表达了内心的深深悔意，悔恨当初不应该匆匆分袂，轻易放走意中人。下片词纯是刻划恋人的心态，诚挚深切。这都是词人想像出来的，假着恋人说出自己心头的情思，益见两人情关痛痒，心神系之。
全词整体构思颇见白石特色。序与词，上、下片，皆笔无虚设，一脉关联，而又层层翻进，实为浑然一体。序中极写游赏之适意，既引起词中无可排解的忧伤，又反衬忧伤之沉重。上片极写天地之高旷、夕阳之无极，实为下片所写相思之深远、伤心之无限造境。纵观全幅，序作引发之势，上片呈外向张势，下片呈内向敛势，虽是小令之作，亦极变化开阖之能事，此是尺小兴波之一法。
诗的前四句写诗人在不寐之夜对周围环境的感受。诗的后四句，由回首往事生发开去，以豪放洒脱之词，抒发出深沉激烈之情。表现了诗人壮志未酬的悲哀。全诗脉络分明，针线细密，无懈可击。
陆游的山阴故居，乃水乡泽国，家中备有小船，所以他可以“萧萧白发卧扁舟”，酣然入梦。老诗人的身体躺在家乡的小船里，可心中仍在思虑着国家大事。当年和他意气相投，以恢复万里关河期许的朋友，有不少已经与世长辞。六年前，范成大卒；五年前，陈亮卒；四年前，赵汝愚自杀；是年初，朱熹卒。——这便是“死尽中朝旧辈流”所指。“中朝”，即朝中，朝廷。韩愈《石鼓歌》有“中朝大官老于事”。朋辈凋零殆尽，诗人自己也已是风烛残年，只落得“老病有孤舟”。
但是，他那颗时刻不忘恢复中原故土的赤子之心，仍在顽强地跳动。身临前线虽不可能，可“故国神游”却谁也挡不住。据赵翼《瓯北诗话》统计，陆游记梦的诗有九十九首之多。对统一大业的热切盼望，使他朝思夜想，形诸梦寐。“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也许，诗人从军南郑时“铁衣上马蹴坚冰”、“飞霜掠面寒压指”的生活，又出现在梦境。也许，诗人悬想过多次的“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的景象，又呈现在脑海。也许，诗人一向怀抱的夙愿“关河可使成南北，豪杰谁堪共生死”（《猎罢夜饮示独孤生三首》），因朋辈的殒折和年华的流逝而益渺茫，才在梦中一展宏图。“孤枕梦”之“孤”，自是实写，然又恰与上联之“死尽”相对，照应极严。秋风秋雨声惊醒了诗人的美梦，把他从梦寐以求的万里关河天气了，四山的秋色和着雨丝风片一齐向他袭来。回思梦中的情景，再看看自己现在的处境，他不由得想起两位古人——郑虔和李广。
“郑虔自笑穷耽酒，李广何妨老不侯”，唐玄宗时郑虔文才很高，他的诗、书、画，曾被玄宗赞为“三绝”；但生活贫困而嗜酒。汉将李广长于骑射，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屡建奇功，但命运坎坷，终未封侯，最后自杀。陆游自信文可以比郑虔，武可以比李广，而自己晚年的遭遇也与郑、李相仿佛。就在写此诗的前一年，他已被准予致仕，实差和祠官一并勾销，不再食俸。“生理虽贫甚”（《致仕后述怀》），但“绿樽浮蚁狂犹在”（《题庵壁》），酒还是不能少的，只好自己酿造（见《村舍杂书》）。这两句的“自笑”和“何妨”，是句中的诗眼，透露出诗人的心曲。“自笑”，非自我解嘲，而是欣慰之情的表现。当他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决定辞官时，曾写过一首《病雁》诗，其中说：病雁“不辞道路远，置身湖海宽”；而自己“虽云幸得饱，早夜不敢安”，于是“乃知学者心，羞愧甚饥寒”。忍饥寒而免羞愧，故有欣慰之“自笑”。“何妨”者，境界颇高，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可作为注脚。诗人所关心的，决非自己的名位权势。大而言之，是国家的统一；小而言之，是品德的高洁。既不能进而兼济天下救苍生，便退而独善其身持操守，纵未封侯拜相，也无所谓。况且，在内心的坦然、村酿的陶醉之外，还有少年时的风味积习，增添了无限的情趣——“犹有少年风味在，吴笺着句写清愁”。
这里的“清愁”既是前面所写“孤枕梦”的余波，也是秋风秋雨的阴影。梦里的万里关河，醒来变为一叶孤舟，梦中的驰骋沙场，醒来变为老病卧床，集中到一点，就是“白头不试平戎策，虚向江湖过此生”的终生遗憾，“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声声慢》）“清愁”之情与“清秋”之景交融，情景相生。
全诗脉络分明：首联中之“卧扁舟”，对上而言，紧承诗题《枕上作》之“枕上”，对下而言，内启“孤枕梦”的出现，外启“四山秋”的环境描写；风雨惊觉后，梦境变为实境，但思绪未断，由想象中的“我”，回到了现实中的“我”；于是乃有“自笑”、“何妨”之论；尾联“吴笺着句”云云，再回应题目《枕上作》，重点则在“作”。堪称针线细密，无懈可击。
这是作者滞留异乡、思念妻子之作。题目“端居”，即闲居之意。
诗人远别家乡和亲人，时间已经很久。妻子从远方的来信，是客居异乡寂寞生活的慰藉，但已很久没有见到它的踪影了。在这寂寥的清秋之夜，得不到家人音书的空廓虚无之感变得如此强烈，为寂寞所咬啮的灵魂便自然而然地想从“归梦”中寻求慰藉。即使是短暂的梦中相聚，也总可稍慰相思。但“路迢归梦难成”（李煜《清平乐》），一觉醒来，竟是悠悠相别经年，魂魄未曾入梦。“远书归梦两悠悠”，正是诗人在盼远书而不至、觅归梦而不成的情况下，从心灵深处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叹息。“悠悠”二字，既形象地显示出远书、归梦的杳邈难期，也传神地表现出希望两皆落空时怅然若失的意态。而双方山川阻隔、别后经年的时间、空间远隔，也隐见于言外。
次句写中宵醒后寂寥凄寒的感受。“敌”字不仅突出“空床”与“素秋”默默相对的寂寥清冷的氛围,而且表现出空床独寝的人无法承受"素秋"的清冷凄凉的情状，抒发了难以言状的凄怆之情。素秋，是秋天的代称。但它的暗示色彩却相当丰富。它使人联想起洁白清冷的秋霜、皎洁凄寒的秋月、明澈寒冽的秋水，联想起一切散发着萧瑟清寒气息的秋天景物。
对于一个寂处异乡、“远书归梦两悠悠”的客子来说，这凄寒的“素秋”便不仅仅是引动愁绪的一种触媒，而且是对毫无慰藉的心灵一种不堪忍受的重压。然而，诗人可以用来和它对“敌”的却“只有空床”而已。清代冯浩《玉溪生诗笺注》引杨守智说：“‘敌’字险而稳。”这评语很精到。这里本可用一个比较平稳而浑成的“对”字。但“对”只表现“空床”与“素秋”默默相对的寂寥清冷之状，偏于客观描绘。而“敌”则除了含有“对”的意思之外，还兼传出空床独寝的人无法承受“素秋”的清寥凄寒意境，而又不得不承受的那种难以言状的心灵深处的凄怆，那种凄神寒骨的感受，更偏于主观精神状态的刻画。试比较李煜“罗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便可发现这里的“敌”字虽然下得较硬较险，初读似感刻露，但细味则感到它在抒写客观环境所给予人的主观感受方面，比“不耐”要深细、隽永得多，而且它本身又是准确而妥帖的。这就和离开整体意境专以雕琢字句为能事者有别。
三、四两句从室内的“空床”移向室外的“青苔”、“红树”。但并不是客观地描绘，而是移情入景，使客观景物对象化，带上浓厚的主观色彩。寂居异乡，平日很少有人来往，阶前长满了青苔，更显出寓所的冷寂。红树，则正是暮秋特有的景象。青苔、红树，色调本来是比较明丽的，但由于是在夜间，在迷蒙雨色、朦胧夜月的笼罩下，色调便不免显得黯淡模糊。在满怀愁绪的诗人眼里，这“阶下青苔与红树”似乎也在默默相对中呈现出一种无言的愁绪和清冷寥落的意态。这两句中“青苔”与“红树”，“雨中”与“月中”，“寥落”与“愁”，都是互文错举。“雨中”与“月中”，似乎不大可能是同一夜间出现的景象。
但当诗人面对其中的一幅图景时（假定是月夕），自不妨同时在心中浮现先前经历过的另一幅图景（雨夕）。这样把眼前的实景和记忆中的景色交织在一起，无形中将时间的内涵扩展延伸了，暗示出像这样地中宵不寐，思念远人已非一夕。同时，这三组词两两互文错举，后两组又句中自对，又使诗句具有一种回环流动的美。如果联系一开头的“远书”、“归梦”来体味，那么这“雨中寥落月中愁”的青苔、红树，似乎还可以让读者联想起相互远隔的双方“各在天一涯”默默相思的情景。风雨之夕，月明之夜，胸怀愁绪而寥落之情难以排遣，不禁令人满腹怅然，亦生怜惜之心。
全诗四句，表达了作者思念家乡亲人的感情。前两句写诗人得不到家人音书而产生归家之梦，以及中宵醒后寂寥凄寒的感受；后两句借助对“青苔”、“红树”以及“雨”景、“月”色的描写，营造出了冷寂、凄清的氛围，表达了悲愁，孤寂和思亲的情感。此诗借景抒情，格律工整，具有一种回环流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