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头楼合相高下，水底鱼龙自吐吞。
万古青天留玉柱，五更红日涌金盆。
宦游不尽登临兴，欲洗苍苔颂圣恩。
峰头楼合相高下，水底鱼龙自吐吞。
万古青天留玉柱，五更红日涌金盆。
宦游不尽登临兴，欲洗苍苔颂圣恩。
诗人写出了黄昏时站在楼上所看到的杭州城外繁华景色。
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一首句写仲夏之夜，登上江楼，极目远眺，海天暮色“茫茫”一片，写出海上夜色。次句推展画面，山川形势，气象壮阔。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阔一道水中央一次联泼墨挥洒，江城万家灯火四面闪烁天际银阔倒映在江心。同首联所写海天茫茫、山高水阔，相互辉映。都是“夕望”之景
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腹联使用了“晴天雨"、“夏夜霜"两个形象比喻。前者将风吹古木树叶的萧瑟声同雨声联系，说明酷似雨声；后者将皓月临照平沙的银白色同霜色比并说明形如秋霜。以强烈的主观想象把互相矛盾的自然现象通过艺术的对接，合情合理，使景色透射出一股清凉气息。
能就江楼销暑否？比君茅舍校清凉尾联以问答的形式，以江楼茅舍消暑“校清凉”亲切、诙谐，因口吻而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诗人登上江楼，向东望去，总览余杭山川形势，只见海天一色莽莽苍苍，山川分外开阔空旷。而当夜幕降临，城四周燃起了万家灯火，钱塘江中江船密集，待渔火纷纷点燃之时，就仿佛是天上的星阔映在了水的中央。森森古木高旷而幽寒，就是在晴天也像下雨一样阴凉潮湿，月亮照在平沙之上，就是在夏天也像是落下了层白霜那样清寒。
于是，诗人描写了俯瞰万家灯火星阔灿烂的繁华夜景和月白风清的感受。用“晴天雨”来形容夜风，把风吹树叶的飒飒声和雨声联系起来；用“夏夜霜”来形容月光，又把月照白沙的颜色，和霜色结合起来，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于此可见一斑，壮美的山阔，凉爽宜人的气候，加上主人的殷勤，客人便欣然而至了。
诗人把江城夏夜的景色描写得分外美丽。不仅有海天一色山川阔大的自然之美，又有万家灯火、水中渔火的人间安宁，繁华的气象。而·古木”、“平沙”二句的描绘，便把一片清朗幽寒写得淋漓尽致，让人顿觉暑意全消，精神为之一爽——这的确是一个消暑的好地方。
诗中所写都是寻常景物：海、天、山川、灯火、星阔、风雨树木，月下的霜……但其妙处就在于在短短一首七律中用这么多事物组合出一幅幅清新优美的画面，就像一幅疏朗悠远的山水画，最后以人的心情作结，使整幅画更增加了人情之美。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