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具”,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还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竹杖芒鞋”就是苏东坡典型的平民形象,也是其平民人格的真实写照。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对于“一蓑烟雨”这样的意象,苏轼是非常喜爱的。他对唐代词人张志和的词《渔歌子》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句子极为赞赏,恨其曲调不传,并将其改为《浣溪沙》中句子(“自庇一身轻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入歌。
我们再看词的下阕,下阕转到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里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具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其实以上三句表达的还只是一种儒家的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这里苏轼进入到了佛教所说的“无差别境界”。在佛教看来,“万法惟心所现”,世界的一切物象皆是心所幻化而出的。如果心静,世界自然清静。其实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如果我们内心进入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世界万物哪有什么分别呢?因此佛教劝人“无执”,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苏轼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哲理,归去之后(可理解心灵的皈依),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再看生活中的风雨或阳光,哪有什么区别呢?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这也反映出了苏轼的人格境界,应该说苏轼的一生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境界。晚年他流放到海南岛后,又把这三句稍一改,写入了另一首诗《独具》:“潇然独具午窗明,欲具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见,苏轼是以此来磨砺自己的人格境界,并贯穿在他一生的生命历程之中。全词以这样充满哲理的句子收尾,韵味无穷,令人深思。
此诗开头一句的“杨叛儿”,指以古乐府《杨叛儿》为代表的情歌。“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写一对青年男女,君唱歌,妾劝酒。表明男女双方感情非常融洽。
“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白门,刘宋都城建康(今南京)城门。南朝民间情歌常常提到白门,后代指男女欢会之地。“最关人”,犹言最牵动人心。是何事物最牵动人心呢?——“乌啼白门柳”。五个字不仅点出了环境、地点,还表明了时间。乌啼,是接近日暮的时候。黄昏时分在恋人相会的地方聆听乌鸦苦啼,不用说是最关情的了。
“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乌邪归巢之后渐渐停止啼鸣,在柳叶杨花之间甜蜜地憩息了,而“君”也沉醉于“妾”家了,这里既是写景,又含比兴意味,情趣盎然。这里的醉,自然不排斥酒醉,同时还包含男女之间柔情蜜意的陶醉。
“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沉香,即名贵的沉水香。博山炉是一种炉盖呈重叠山形的薰炉。这两句承“君醉留妾家”把诗推向高潮,进一步写男女欢会。男子的醉留,正如沉香投入炉中,爱情的火焰立刻燃烧起来,情意融洽,像香火化成烟,双双一气,凌入云霞。
这首诗,形象丰满,生活气息浓厚,风格清新、活泼。古词只四句:“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诗一开头,“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比古诗增添的生动的场面,并制造了笼罩全篇的男女慕悦的气氛。第三句“何许最关人”,这是较原诗多出的一句设问,使诗意显出了变化,表现了双方在“乌啼白门柳”的特定环境下浓烈的感情。五句“乌啼隐杨花”,从原诗中“藏乌”一语引出,但意境更为动人。接着,“君醉留妾家”则写出醉留,意义更显明,有助于表现爱情的炽烈。特别是最后既用“博山炉中沉香火”七字隐含了原诗的后半:“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又生发出了“双烟一气凌紫霞”的绝妙比喻。这一句由前面的比兴,发展到带有较多的象征意味,使全诗的精神和意趣得到完美的体现。
李白《杨叛儿》中一男一女由唱歌劝酒到醉留。在封建社会面前是带有解放色彩的。较古之《杨叛儿》,情感更炽烈,生活的调子更加欢快和浪漫。这与唐代经济繁荣,社会风气比较解放,显然有关。
这是一首揭露乡村中土豪的诗篇。村豪,指乡村豪富之家。农民辛勤劳动了一年,果实全被地主村豪掠夺去了。这些土豪在地方上势力很大,连官府也干涉不了他们。他们不是官,但势倾官府,是农村中的恶势力。
诗的开头两句:“日击收田鼓,称大有年。”写秋收日程已到,村豪们每天敲击收田之鼓,召集佃农们为他们收割,他们督催别人辛苦劳动,让人家头顶烈日,脚踩污泥,汗水滴在田地里,自己只在一旁监收。他们占有绝大部份的土地,剥夺别人的劳动果实。除了打鼓催唤佃农刈禾之外,还不时在啧啧称道说:“今年是大有的丰年。”他们沾沾自喜,恬不知耻,自居田地的主人,在他们看来,连佃农们最低限度的穷苦生活,也全出于他们的恩赐。
三四两句写村豪在夺取佃农劳动成果之后,狂欢享乐,尽情享用用粮食新酿的美酒,包载下江运谷的船只,颐指气使。这两句反衬佃农劳苦终年,吃的却是粗粝之食。五六两句,写这些村豪家里的人全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妇人的头上插满银钗;儿童的衣袍,全用细软的毛皮和丝绸制成。这两句反衬劳动者衣不蔽体,女无裙裤,孩子们在秋天,也全无衣着。一旦天寒,只有忍饥受冻。
结尾两句:“里胥休借问,不信有官权。”揭露村豪是一股顽固的势力,不仅乡村的小吏不敢过问他们,更教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权势熏天,终年鱼肉人民,毫无顾忌,就是地方官,也奈何他们不得。这“不信有官权”一句,写得极为沉痛,逼近杜甫。
全诗所述,都是实况。作者同情人民,疾恶豪霸,在做地方官的时侯,对农村现实,有深切的了解。他对贫富不均、苦乐悬殊这一社会现实,则是深恶痛绝的。这首五律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成的。
开头两句写年复一年,眼见秋花凋落,春花盛开,自己却劳碌奔波,在马背上度过。今天又见春风送暖,不知不觉中,春天已悄然来临。目睹这美好的春景,诗人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感叹人生如梦如醉,流年似水,岁月也正在悄然逝去。一种急于盼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感情溢于言表。
“短发”两句,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诗人长期离开家乡,宦游在外,倏忽间,已到五十岁上下,头发已经稀疏变白,苍白衰老的容颜也只能借助酒力才泛出一点红润。古人不剪短头发,“短发”的“短”在这里是少的意思。头发稀疏,所以只能“轻梳”,头发本不多,又千缕皆白,至于诗人是怎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辛苦操劳,以致身心憔悴而早衰的情形,也就可见一斑了。
以上四句充分表现了诗人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多年为民奔走效力的情况;后面四句则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谋私利,赤心报国的高风亮节。
“离家”二句紧承前面的内容而发,说明“离家”的目的正是为了“报国”,然而离家多年却寸功未建,又深感羞惭。于谦24岁中进士,刚三十岁时,就到江西处理积案,释放了很多被冤枉判罪的百姓。从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到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即诗人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期间,他又做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山西、河南巡抚。“离家自是寻常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诗人的感情又是那样的丰富细腻,目睹异乡的春日美景,他又怎能不想念故乡,产生惆怅之情呢?但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想为国有所作为,离乡的悲愁也只能是“寻常事”了。“报国惭无尺寸功”,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却又表现出他严于律己的人生态度。其实,多年来,作者又何尝“无尺寸功”。他辛苦劳碌,关怀百姓疾苦。灾年里,他下令打开官仓救济灾民。他为到处流浪没饭吃的百姓痛心,为严冬里还穿着破旧单衣的儿童难过。他希望引来天上的银河水灌溉人间的土地,还让老百姓到他的衙门里去控告贪官污吏。在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里,他像冬夜里的火把,给人们带来了温暖,所以老百姓称他为“于青天”。这两句话,实际上正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壮心不已,深感时光易逝,而急切盼望为国建功的心情的剖白,这正像屈原所说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萧涩”两句,诗人请求不要笑他多年为官而囊中空空,表明他只有报效祖国的长剑一柄,倚青空而立。尽管诗人多年位居高官,却一生清白自守,两袖清风,行囊羞涩。以至于这位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只留清白在人间”的民族英雄遇害时,朝廷派人去抄他的家,也只发现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这在当时贿赂成风的黑暗官场里,难得可贵。那独倚青空的耿耿长剑,正是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诗人胸中的赤胆忠心和凌云壮志的象征。
这首诗平仄协调,颔、颈两联对仗工稳,语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话,风格浑然淳厚,质朴刚劲。
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这首诗是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桑干”、“葱河”、“条支”、“天道”都是边疆地名。整首诗大体可分为三段和一个结语。
第一段共八句,先从征伐的频繁和广远方面落笔。前四句写征伐的频繁。以两组对称的句式出现,不仅音韵铿锵,而且诗句复沓的重叠和鲜明的对举,给人以东征西讨、转旆不息的强烈印象,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洗兵”二句写征行的广远。左思《魏都赋》描写曹操讨灭群雄、威震寰宇的气势时说:“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此二句用其意。洗兵,洗去兵器上的污秽;放马,牧放战马,在条支海上洗兵,天道草中牧马,其征行之广远自见。由战伐频繁进至征行广远,境界扩大了,内容更深厚了,是善于铺排点染的笔墨。“万里”二句是此段的结语。“万里长征战”,是征伐频繁和广远的总括,“三军尽衰老”是长年远征的必然结果,广大士兵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了青春的年华和壮盛的精力。有了前面的描写,这一声慨叹水到渠成,自然坚实,没有一点矫情的喧呶叫嚣之感。
“匈奴”以下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如果说第一段从横的方面写,那么,这一段便是从纵的方面写。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业在攻伐,事在射猎”,“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以耕作为喻,生动地刻画出匈奴人的生活与习性。李白将这段妙文熔冶成“匈奴”两句诗。耕作的结果会是禾黍盈畴,杀戮的结果却只能是白骨黄沙。语浅意深,含蓄隽永。并且很自然地引出“秦家”二句。秦筑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二句背后含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诗人深邃的观察与认识,成为诗中警策之句。没有正确的政策,争斗便不可能停息。“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这深沉的叹息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
“野战”以下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野战”二句着重勾画战场的悲凉气氛,“乌鸢”二句着重描写战场的凄惨景象,二者相互映发,交织成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战马独存犹感不足,加以号鸣思主,更增强物在人亡的悲凄;乌啄人肠犹以不足,又加以衔挂枯枝,更见出情景的残酷,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浓重的笔墨。“士卒”二句以感叹结束此段。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也只能一无所获。
《六韬》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全诗以此语意作结,点明主题。这一断语属于理语的范围,而非形象的描写。运用不当,易生抽象之弊。这里不同。有了前三段的具体描写,这个断语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惨痛经验中提炼出来,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全诗意旨豁然。有人怀疑这一句是批注语误入正文,可备一说,实际未必然。
这是一首叙事诗,却带有浓厚的抒情性,事与情交织成一片。三段的末尾各以两句感叹语作结,每一段是叙事的一个自然段落,也是感情旋律的一个自然起伏。事和情配合得如此和谐,使全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有“一唱三叹”之妙。
汉《战城南》古辞主要是写战争的残酷,相当于李白这首诗的第三段。李白不拘泥于古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内容上发展出一、二两段,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又以全诗结语表明自己的主张。艺术上则揉合唐诗发展的成就,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如古辞“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和“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此诗锤炼为两组整齐的对称句,显得更加凝炼精工,更富有歌行奔放的气势,显示出李白的独特风格。